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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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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馆的会场并不大,但到会的人却非常多。

  因为同日中午苏联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行了盛大酒会,国民党政府要员有一些被邀到会。现在中方由中苏文协名义举行纪念会,一些国民党要员也不好不到会,其中主要官员有陈立夫、何应钦。

  国民党当局历来亲美反苏,是谁也知道的事情。但当时苏联作为同盟国和对法西斯战胜国,和国民党政府保持有外交关系,所以,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国庆纪念的十月革命节也不能不参与祝贺。

  然而,他们的到会也很为难,因为这在客观上为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提供了批判的靶子。会上郭沫若的即席讲话,就是很好的证明。

  郭沫若的即席讲话并不长,却句句有针对性,让人听来直感到铮铮有声。

  从表面看,郭沫若极力赞扬苏联,且不说他所说内容都实实在在,又因是庆祝苏联节日,赞扬也尽合情理。然而,郭沫若虽没有正面骂国民党,但他有意多说苏联的政治情况,强调苏联的成功是由于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的团结,这实际上就是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欺压人民。

  郭沫若侃侃而谈,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最后还画龙点睛地补充了一句:“今天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人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的心是雪亮的!”

  说到这里,他还有礼地向坐在身边陈立夫、何应钦微微点头致意,在场听众就更是觉得这郭沫若真是画龙点睛,恰到好处。一时又全场掌声雷动,使陈立夫、何应钦等完全陷在人民群众的大海洋中。

  还有一次是12月9日,重庆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

  事因昆明大学生和许多城市学生一样,于11月下旬举行示威,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的呼吁,行动起来制止内战。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冲进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强迫罢课学生复课,并悍然开枪镇压示威学生,致死学生4人及重伤60余人。“一二·一”大惨案发生,举国震惊,各地人民齐声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郭沫若即与茅盾、巴金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罢课联合会及全体师生,表示“向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而在12月9日的追悼大会上,他作为主祭人,由他起草并亲自朗读了一篇情辞动人的祭词《追悼大会哀辞》(后改题《祭昆明四烈士》)。辞曰:

  抗战八年,民生凋丧,幸获胜利,勉跻五强。

  努力建设,犹嫌汲长;忽尔暴慢,兄弟阋墙。

  举国鼎沸,人心遑遑,反对内战,谁曰不当?

  乃有佞人,别具肝肠,屠民以逞,弹压是倡。

  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

  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挞伐,榴弹机枪。

  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

  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

  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

  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

  蠢尔威武,直等蚊虻,拯溺救火,何畏死伤。

  全民奋起,共树典常。魂其有灵,来格来飨!

  郭沫若自己说,他当时真是“悲愤填膺,欲哭无泪。”他是强压着怒火,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学生的罪行进行猛烈的抨击的。接着,他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讽刺诗《进步赞》,尖锐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进步”到用新武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其中前两段是这样写的: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简单的诗句,明白的话语,真是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揭露无遗。而更重要的,他又一鼓作气,连着写出了杂文《历史的大转变》,深刻透辟地指出:

  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五四”运动固然是历史上划时期的最辉煌的先例。如“三·一八”是北伐的先驱,“一二·九”是抗战的前奏,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的原动力的雄伟了。

  “一二·一”惨案,今天又吹起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号角。

  ……“一二·一”的烈士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

  郭沫若关于学生运动的历史作用,关于历史期待着新的民族英雄,可谓句句在理,掷地有声。

  郭沫若在重庆更大也更激烈的一次斗争是1946年1月至2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及会后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甚至是实际意义上的“肉搏战”,不但在当时震惊全国,就是事后想来,都可谓惊心动魄。

  1946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加之他们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作好,不得不同意与中共代表团签署停战协定,并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0日,政治协商会议(后通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党外,还有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党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代表由周恩来率领。郭沫若则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代表参加会议。

  国民党的意图当然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再次蒙蔽舆论,欺骗人民,以掩饰其内战和独裁的阴谋,摆脱他们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达到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共产党则尽力利用合法舞台进行合法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会议有更多更好的成果。

  然而,由于国民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毫无诚意,便在会外连续制造事端。

  首先是制造沧白堂事件。

  那是1月16日,政协陪都协进会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内外交流,按惯例会议期间每晚请政协代表讲演,当晚讲演会在沧白堂举行。到会群众千余人,却有百余名特务打手混在其中。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由郭沫若、张东荪报告政协会议情况。

  会议开始时,报告人还没有报告,会场秩序就大乱。一些人拼命鼓噪,喊叫,吹口哨。这显然是特务们有计划的捣乱会场。

  然而郭沫若临危不惧,按预定计划演讲。他面对会场上的捣乱分子,既无怒意,更无惧意,只是有几分轻蔑。他的嗓门本来很大,又仗着是在四川老家不怕没有听懂他带乡音的话。他本来就善于辞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在更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政协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的,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然后话锋一转,说:“倒还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

  接着,他又带着满脸不屑的神态,对着那些在会场鼓噪的特务流氓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又何必这样呢?”

  郭沫若的神态、语气,真正是势压千钧。会场上顿时四处掌声,小特务们一个个就像瘪了气的皮球,一时竟鼓不起劲来。

  当然,特务流氓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捣乱是他们的职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仍然捣乱不止。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会议内外民主力量的斗争和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会上作出一定让步,作出一些许诺。然而,这种让步和许诺只是表面的,暂时性并且是带策略性的。国民党决不会真心实意痛痛快快给人民一点什么甜头,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会后进行更大的反扑和破坏。当时有些精明的进步人士就有所估计,然而人们还是没有想到这估计会来得那样快。

  这就是当时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那是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

  这天,郭沫若一早就偕同夫人于立群带着全家来参加庆祝会。大会的主席是李公朴。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一起站立在临时搭起的台上。

  大会还没有开始,主席台周围就乱了起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吵大闹,要求赶快宣布开会。与此同时,主席台上突然挤满一些不明来历的人,他们自称是重庆各职业团体的代表。他们又是抢播音器,又是占主席台,并不顾大会真正合法的主席团,公然径自宣布奏乐开会。有一个自称是“农民代表”的人把住播音器就要讲话。这些人蓄意捣乱是再也明显不过了。

  这时,大会主席李公朴,还有主席团一些成员赶忙上前交涉,还书生气十足地对他们说:大家应好好商量,要发言也要按预定程序,不要打乱原来的计划。

  这种“交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方本是蓄意为之,怎能按您老意见“商量”,“按预定程序”进行呢?

  这时,台下就有人高呼:

  “他们(当然是指主席团成员)扰乱秩序!”

  “让我们的代表(当然是特务流氓)发言!”

  “打!打!”

  就这样,一时喊“打”声四起,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早已站在台上的10几个特务流氓立即把李公朴包围起来连打带拖推到了台下,李公朴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李公朴被特务流氓包围殴打的同时,郭沫若和主席团其他一些成员赶过去阻拦,特务流氓也对他们施以拳打脚踢。郭沫若左额被打肿,胸部被踢伤,眼镜也被打落在地。

  主席团另一些成员,施复亮被许多特务流氓拖打,以至遍体鳞伤;马寅初被打后,所穿马褂长衫亦被流氓抢走;沈钧儒也被流氓殴打……就在主席台乱成一片的时候,台下群众一片义愤,大家一齐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然而,特务流氓已经打红了眼,他们在台上还打得不够,有一些人又跳下主席台去打群众,还有一些流氓抄起主席台上的板凳扔向台下的群众。还有一些特务流氓身上藏有石头和铁器,他们趁混乱又继续殴打与会群众。结果一些工人、学生及新闻记者60余人被打伤。

  正当特务流氓行凶时,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闻讯赶到,大力控制和制止事态发展,痛斥特务流氓的卑劣行径。那时国民党当局多少还是有些顾忌,特别是不敢公开对共产党人周恩来表现不恭,才不得不赶快住手。

  “较场口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郭沫若带伤赴会,到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

  郭沫若虽然身上带伤,但仍精神不减。他激动地对大家说:

  “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像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的侮辱。”

  全场听众听了郭沫若的话,无不表示气愤。新闻记者不断揿动快门,咔嚓咔嚓地对着郭沫若拍照。

  郭沫若捂着自己受伤的胸口,仍然有力地接着说:

  “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留住半句话没有说出,那就是:“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到头来才真正要尝到失败的苦头。”这半句话并不是他说不出,而是他觉得这句话说了也没有用,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他们决不会甘心于搞政治协商,更不会给全国人民以和平和民主。

  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政协成功大会筹委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李公朴等也曾亲自出庭,事情还是不了了之。

  不仅于此,继重庆较场口血案之后,3月18日,江苏南通又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市民的南通事件;4月21日,北平中央公园举行国大问题讲演会,又遭国民党特务破坏,一些到会教授被打致伤……但是,正如郭沫若所说,国民党如此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很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

  5月4日,郭沫若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第二届“文艺节”及该会成立八周年大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前身是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10月因抗战胜利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郭沫若一直为该会理事,为它做了大量工作,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传达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是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认真贯彻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二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使他深深懂得,在现今世界,特别是在现今的中国,文艺不可能离开政治,而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尽管现在看来,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不无一点偏颇,但当时的政治现实实在是不容许他有丝毫犹豫和别的什么选择。所以,在这次5月4日举行的文艺界的大会上,也是他离开坚持斗争达六年半之久的重庆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他再一次勉励文艺界同仁“为继承国父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遗志,为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在这次大会上,他还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告诫大家:“文艺是为人民说话的工具,不强调政治性是错误的。”

  由于5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文化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上海,因抗战而聚集在重庆的文化人也陆续离川,郭沫若此时也已经决定去上海。就在他离渝前回答记者关于对当前时局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郭沫若在离别重庆飞赴上海时,发表过一次谈话,说重庆这个地方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说“值得留恋”,是指他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说“令人讨厌”,则是指那里的国民党统治,特别是在那里特务横行。

  他来到上海,立即发现这里的国民党统治和特务流氓和重庆没有什么多大不同。

  除了这里有自己要坚持的工作,周围所见烦心事并不比在重庆要少。如果要他发表对上海的印象,他大概还是会说上海既“值得留恋”,也“令人讨厌”吧。因为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就是以这里为基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无论如何,他对这里有着特别的感情,会觉得它“值得留恋”,甚至还要加上一句“值得回忆”

  。但是,眼前的上海经过敌伪统治,现在国民党回来又是特务横行,此情此景,又怎能不“令人讨厌”呢?

  但是,郭沫若不顾这些,也顾不上这些。他一到上海,在连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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