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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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听了点头不语。一直到糊着纸的窗棂开始泛白，他才起身告辞。

　　8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切安排就绪后，即义无返顾地带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嘱托，和来接他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一道飞赴重庆。

　　那一天，延安秋高气爽。机场上空，碧空如洗，偶有淡淡的几缕白云飘过，更衬出黄土高原的美丽辽阔。

　　头一天降落在这里的那架小飞机已经开动马达，螺旋桨在飞速地转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和谈代表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向机舱走去。

　　延安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早就聚集到机场，热情地为中共代表们送行。

　　毛泽东穿着新的布制服，戴着盔式帽，慢步走向舷梯。当就要进到机舱时，他立在机舱口，回身看见欢送的同志和群众拼命地向他挥着手。他知道他们的想法和心情，不觉为之动容。

　　他在机舱口停了片刻，慢慢地举起那顶深色的盔式帽，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待了一会儿，他才毅然转过身，稍稍弯着腰，迈着大步走进了机舱。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突然发出雷鸣般的轰响，直冲着向云端飞去。

　　机场上送行的人们一时还不肯散去，似乎都还在回味刚才毛泽东在机舱口举帽挥手的动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新闻记者（方纪：《挥手之间》）后来写道：

　　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写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正是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

　　是的，毛泽东的飞赴重庆，的确“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除此以外，还有一点虽然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对本书的写作却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由于毛泽东的来到重庆，他有机会和一位对他十分崇敬，而他对之也十分尊重的朋友见面。

　　这位朋友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社会活动家、革命诗人郭沫若。

　　●二、雾都的阳光

　　毛泽东同意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消息立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对许多人（从社会上层到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息使他们感有些突然。他们原以为毛泽东是不会答应到重庆来，不会和老蒋坐在一起谈判的。

　　事情好像明摆着。

　　蒋委员长本来就独断专行，不容有人觊觎他任何一点权力，现在又挟持抗战胜利的威风，以“领导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领袖姿态，更不会甘于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地在一起“和谈”。在他眼里，共产党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只配接受党国的招安收编，怎么能作为上宾来接待，来谈判呢？这一点重庆的老百姓是看得最清楚的。毛泽东若是真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从共产党毛泽东那边说，他们顶住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后来又坚持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壮大自己，最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他们怎么可能又和宿敌老蒋坐到一起玩起什么“和谈”呢？

　　一些社会贤达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一些国民党内倾向进步、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也为毛泽东担着一份心，捏着一把汗。他们想，以毛泽东的大智，应该洞察蒋介石所谓“和谈”的诡计，不至于看不出老蒋的真实意图，还冒冒失失自己往枪口上撞。不来重庆，理所当然的；答应“和谈”，那纯粹是“玩大胆”。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看，这么想，所以尽管蒋介石连连电催毛泽东“来渝和谈”，真是做够了宣传，摆足了姿态，但大多数人也并未怎样把它当一回事。他们心里有自己的评价：做戏而已。

　　没想到毛泽东还真要来重庆，还真要和老蒋“和谈”，这事能不让人觉得奇怪，感到新鲜？！

　　这一下真是高兴坏了一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忙坏了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他们原就钦佩毛泽东的“大智”，这一下更是敬佩毛泽东的“大勇”。他们真正地被毛泽东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进行“和谈”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一反原来担心毛泽东真来重庆而变为急切盼望毛泽东尽快到来。他们相约都去机场热情迎接毛泽东。

　　而在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中间，就有十分活跃并且常在一些活动中起着积极骨干作用的人物郭沫若。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郭沫若回国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忘我精神，积极工作，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他开始在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意欲把持第三厅这一敏感机构，迫令三厅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三厅工作人员在郭沫若带领下，愤而退出三厅，三厅名存实亡。迫于无奈，蒋介石下令由原三厅人员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南方局乃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动员原三厅人员接受这一安排，目的为了能够借用这一政府合法机构的名义，同国民党开展合法斗争，团结革命、进步的文化力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争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文工会仍由郭沫若主持。文工会虽然在机构和人事上较之三厅有所变动，但基本阵营基本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文工会比前更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和革命的文化人，这一点只比原三厅进了一步，而没有多大不同。而且文工会也和原三厅一样，分城乡两处办公；而城区办公处也还是设在天官府七号。所以，从总体看，文工会一开始就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没有被他们束缚住手脚。由于文工会的工作取得突出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被大后方的群众誉为“第二红岩”（中共办事处所在地）和“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名副其实地成为活跃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重庆的革命文化堡垒。

　　当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会满意文工会的工作，而且更因其处处与自己作对，更视文工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又勒令文工会解散。

　　导火线就是由文工会策动组织发表了一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公开发表）。

　　这里有必要对这一情况和当时的背景作一简略交代。

　　本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来到，全国人民民主建国的呼声日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废止一党专政。为形势所迫，国民党当局也开始了与共产党的接触和谈判。然而，国民党当局不过是为应付国人民心，并不是要真心谈判。因此，当时在社会上一些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断发表声明和宣言，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认真考虑人民的愿望。

　　1945年1月1日，由黄炎培等60余名社会贤达联名发表《时局献言》，要求国民党和各党派切实合作，并力挽西南战线的抗日危局。

　　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又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

　　2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邀请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等到中共办事处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并向记者发表谈话，表明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筹组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重申目前全国人民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活动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要求。

　　2月13日，重庆妇女界也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次日，周恩来再次在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上清寺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郭沫若等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各党派与民主人士代表，就当前国家大事交换意见。一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都纷纷行动，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中共提出的号召。

　　在此情况下，文工会遂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宣言由郭沫若起草。

　　据郭沫若说，考虑到实际效果，宣言“没有敢用‘宣言’两个字，而是客客气气模仿了工商界及其他的作风，用着‘进言’两个字。”

　　但是，“进言”的内容是实在的，语气是尖锐的。

　　“进言”一开始就点到实质：“道穷思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并说：

　　中国的时局无须乎我们危辞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要来巧言文饰了。……无论如何是应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也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

　　“进言”切实地提出6条实现民主的要求。这6条是：

　　一、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政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均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进言”最后明确指出：

　　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中国人民不甘沦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团结，在这个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没有方法可以阻挡。

　　应该说，郭沫若起草的这一《文化界时局进言》像一颗炸弹在重庆这一国民党政治中心炸响。“进言”以有力的声势，抓住实质问题，击中当局要害，实在是说出了全国人民要说的话，置当局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在郭沫若的率领下，文工会广泛征集了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签名，因而产生了极大影响。为此蒋介石国民党极为恼怒。他们采取种种办法来抵制和消除“进言”的影响，直至最后以行政权力下令文工会解散。这虽然是意料中事，但身在重庆处于被压制地位的郭沫若岂不是更期望时局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化，渴望国共两党真能重开和谈吗？

　　而当他听到毛泽东真的要到重庆来，无论从公（国家民族的利益）从私（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来说，他能够不兴高采烈，不欢欣鼓舞吗？

　　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毛泽东的来到重庆，“这差不多等于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毛泽东！响彻了山城，也响彻了中国，全世界。”又说：“毛先生到了重庆，重庆市民欢欣鼓舞的情绪谁个有方法来形容呢？一些市井平民，擦皮鞋的小孩子，补破袜的老妈子，茶馆酒店的杂谈，街头壁上的涂鸦，都把他当成了真正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不，比诸葛亮还要强呢！仿佛毛泽东一来，就把和平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幸福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民主带来了。”这既是说出了当时重庆人民以至全国全世界人民对毛泽东来到重庆一事的强烈反应，也表达了郭沫若自己内心的强烈感受。也许后来的人们对郭沫若这样的表述不容易想象，但他所说并没有怎么夸张，而确是事实。

　　毛泽东的来到重庆，对郭沫若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的到来，使两位“故人”得以重逢。尽管这是在山城，在雾都，政治环境政治条件相当恶劣。但是他们两人都十分欣慰，十分高兴。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一大早，郭沫若就兴奋不已。他有点儿像小孩子过年，紧张地盼望着新年的钟声敲响。

　　夫人于立群虽然年龄比郭沫若小不少，似乎要比他沉得住气，不时提醒他延安飞来的飞机是下午才到。

　　国民党当局有意不让这事张扬太大，不但没有认真动员群众去机场迎接，甚至对较有头面的人物也并不一一周知。至于往机场的交通车就更是未作很好安排。

　　郭沫若本来自己是有汽车的，但因为毛泽东来，中共办事处的汽车要给毛泽东乘坐，郭沫若就把自己的车子借给了办事处用，所以去机场不能不挤到《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的吉普车里。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说不出的高兴。

　　毛泽东一行乘坐的专机是上午11点由延安起飞的，下午3点45分才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但是，九龙坡机场下午1点多就已经十分热闹了，欢迎的人们陆续到达。来得最早的是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接着是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和中外记者几十人。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

　　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美军宪兵之外，蒋介石还派了警卫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

　　时间虽然已是八月底，但山城气温仍然很高。人们在闷热的空地上等了两个多小时，但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

　　终于，飞机出现了，在低空盘旋两周后，徐徐降落到机场。休息室里迎候的人们都奔了出来，宪兵和机场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第一个出现在机舱口的是周恩来，他还是一身浅蓝色的布制服。他的在重庆的朋友见到他，都鼓起掌来。

　　接着是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虽然没有仪仗队，没有鲜花，没有口号，机场上却一片欢呼声。

　　人们包围拢来。记者抢着拍照。毛泽东含笑频频向欢迎者招呼，不断重复着说“很感谢，很感谢”。

　　摄影记者几乎拦住了他的去路，张治中将军忙着解围，连连说“好了吧，好了吧”。

　　站在一边的赫尔利看来也十分高兴，一边抚着自己的八字银须，一边说：“这里是好莱坞，这里是好莱坞！”

　　随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中英本的书面谈话。他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