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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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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道路太曲折,情景也就太惨烈。

在东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东满共产党人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其中之一是1930年6月东满各县就都建立了县委。

同年5月,先是和龙县立一校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反对日本殖民地教育,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接着,其他学校和农民也游行示威,到农村没收地主的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契约账据,并在药水洞建立了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5周年,东满各地举行暴动,仅延吉县就有数万农民参加。人们到日本领事馆前游行示威,涌入地主庄园开仓夺粮,炸毁天(老头沟)图(们)铁路桥,破坏龙井发电厂,焚毁日本警察署、东洋拓植会社和一些走狗机关,并处死了一些走狗。

这种斗争方式,固然使敌人受到打击,但代价也大。东满党认为,应该在全东北组织暴动,以使延边不再孤军作战,同时配合关内的革命战争和武装保卫苏联。在条件允许时,即便在山谷里也要组建苏维埃政权。

这年秋天,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再次号召农民举行暴动,在天图路组织工人罢工。愤怒的群众烧毁地主庄园,甚至杀灭走狗全家。压迫是双重的,反抗是双倍的,日寇和奉系军阀的镇压也是双倍的血腥。刚成立的红色政权被摧毁,或者名存实亡,被杀被捕达1000多人,有700多人被日寇押解到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关在西大门监狱,其中大都是党团员,东满党的力量损失过半。

“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党组建了东北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同时建立起东北的第一批苏维埃政权。

1932年11月20日,延吉县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设十余个村苏维埃政府。其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或多或少也都陆续诞生了。

这时的苏维埃政权,是个什么样子?

在农民运动上,不仅跳过目前的过渡阶段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并且根据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社会主义”空想,实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组织集体农庄”,组织共同的“劳力队”。高喊世所未闻的口号:“农民八小时工作”“妇女六小时”“青年六小时”,反对中农,分粮分地的斗争,连中农贫农的粮食和土地也分配了。以“防谷”为口实,禁止农民商品买卖的自由,以至没收农民的粮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段——当然是在接受“1·26”指示信、开始批判“北方会议”后,完全用一种相反的目光描述的文字。

在接受中央路线以前(今年五六月以前)那时有苏维埃,汪清有嘎呀河苏维埃,大小汪清苏维埃,延吉有湾湾沟、八道沟苏维埃,珲春有荒沟、烟囱砬子苏维埃。那时所谓赤区与白区对立之下,对于白区的民众关系极坏,在中国人眼目中的苏维埃是老高丽的政府,是反对中国人的。白区的特别是中国群众,深恐共产党来杀人放火,对于苏维埃没有一点儿好感和了解,有“苏维埃大哥”的称呼。而接受中央路线之后,恶影响有很大的转变。在群众方面,特别是中国人与山林队等,喊称“新共产党来了!”“中央苏维埃派人来了!”“共产党不好(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志派(指中央路线)”“新路线是我们早已说过的,他们不干”,在游击区的民众免除了不知道多少痛苦和恐怖,党的正确路线受了广泛群众的拥护。以前中人及“白区”群众不敢来游击区的。但是现在很多,并时有参观团来(如湾湾沟)被逼搬到城市的,均多数搬回,以前被两重恐怖(日本子与共产党)的白区,特别是中人群众,得到了新生的道路。

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当时认为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公开投降的,一种是假装爱国,利用反日招牌进行投降活动,反正没好东西。地主打倒了,腿脚快的跑城里去了,富农也跑了,一些中农也跟着跑了。像延吉县王隅沟,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谁爱跑就跑,这下子成穷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设苏维埃。

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土地、房网、牲畜、粮食以及锄头、镰刀、犁耙等等,统统归公共所有。很快的,连锅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体食堂大锅饭,家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农庄——有人去过苏联,亲眼见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切都学苏联的样儿。更多的人是从文件和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碍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是普通百姓实在搞不懂这“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儿。在朝语中,“苏维埃”与“速射炮”谐音,去参加区苏维埃选举的嘎呀河代表,就认为这回开会能发几门速射炮,回来打日本子。汉族人不了解“苏维埃”,叫“苏维埃大哥”,朝鲜(族)人也认为“苏维埃”是个人,说“叫‘苏维埃’的大官要来,咱拿什么‘好嚼裹儿’待客呀”?

当时有宣传材料,“什么叫苏维埃”,“什么叫高尔赫子(朝语“集体农庄”——笔者)”,“什么叫哥穆那(朝语“公社”——笔者)”,通篇外来语、新名词。有的苏维埃干部讲得口干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里糊涂。

之前,特别是每年的红五月,从满洲省委到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求8小时工作制。这回建立了苏维埃,立即实行,妇女、青年还是6小时。问题不仅在于节气不等人,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懒觉,更在于职业革命者越来越多,而且给予鼓励、提倡,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标志。一些年轻人就不参加劳动,而是这村去那村地“革命”,还骑着打土豪打来的马,那情景比今天驾私家车出游还潇洒、浪漫。那些8小时、6小时劳动的人,自然就有意见了:“苏维埃成立以后还是以前劳苦的人劳苦。”

在把许多勤劳朴实的农民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同时,这个只凭一腔热情和理想而创建的乌托邦就破产了。

成立苏维埃后,红地盘、红区之外的就是白地盘、白区,白区和白区的人就被视为“走狗屯”、“走狗”,来红区就是“侦探”,红区内禁止商品交易,更不准与白区通商。眼见着土地荒芜,白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去了,还有到白区去投亲靠友的,反正就是为不饿肚子活个命。开头是被视为“背叛”、“投降”的,后来就默认了,再后来就允许经商、通商了。过去有商人经过红区,货物一律没收,这回改为收税。号召、鼓励农民打黄皮子、狍子、野鸡,采集木耳、药材等山货,到白区出售。

最根本的还是打破大锅饭,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下面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关于秋收运动的工作计划》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提出口号:“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根本消灭浪人吃白食的现象,各人、各家、各机关提出口号:“闲人恕不招待饭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帮人家干活,干活条件自由规定。至于农民个人自由互相交换帮助收地,那并不是“共同劳动”,不应禁止。青年团与少先队,必须在自己的会议上严重讨论,不留情面的和那些不劳动的分子斗争,把每个团员和少先队员动员起来参加秋收。那些不劳动的分子应该认为团与青年群众的耻辱。

“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

苏维埃红地盘,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游击队,顾名思义,是要游要动,在游动中击敌。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延吉游击队,还有和龙、汪清、珲春游击队,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红区,寸土不让。

“死守苏维埃区域!”“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珲春县委为“五·一”纪念告中韩劳苦群众书》中的口号——其他县委也是如此。

据1942年写于苏联的《抗联第一路军略史》载叙,从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伪在东满共产党活跃地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男女老少被屠杀4000多人。正值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时期,东满党选择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屯建立苏维埃政权,既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也想建立几个巩固的根据地,武装保护自己,使群众免遭屠杀。敌人来了,游击队游击走了,这不是逃跑吗?不管人民死活,这叫什么人民武装?

而且,“武装保卫苏联”喊多少年了,连自己的苏维埃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卫苏联?

无论这些共产党人怎样狂热,不切实际,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们都是虔诚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无畏献身精神的战士。

苏区保卫战在各县打响。

兵力敌众我寡,装备优劣悬殊,日军还出动飞机,低空扫射。游击队则是连挺机枪也没有,最好的是步枪,大都是鸟枪土炮。游击队的长处是熟悉地形,敌明我暗。探哨报告敌人来了,是日本子,还是“投降军”(东满称伪军为“投降军”,北满通常称“汉奸队”,南满大都叫“走狗军”),多少人,游击队就选个好地形等上了。看着敌人来了,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就开火了,手榴弹也砸下去。若是伪军,这么一顿打炸,基本就跑了、退了。即便不退,再攻也没多大劲头了,苏区差不多就算保住了。若是鬼子,乱一阵子,炮弹就飞过来了,鬼子就冲上来了。游击队能打就打,打不了就留下几个人掩护,主力撤走了。

建立苏维埃后,各地办起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珲春县委还在山沟里建设“电灯厂”,即发电厂。人民的天下了,当然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些人恨不能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电灯厂”自然不了了之,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可是发挥了作用。

1932年夏天,200多日伪军准备偷袭、包围小汪清根据地。游击队顶住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又留下两个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两个队员枪法非常好,隐蔽在树丛中,发现鬼子就不打伪军,并不时换个地方,两人消灭20多个敌人,陷入重围,一人牺牲。东满游击队是蓝灰色服装(有的苏区还要求老百姓也穿军装),和伪军的颜色差不多。这个队员这一枪,那一枪,待到天色暗下来,从伪军包围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击队每天与敌周旋、作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越来越困难。敌人来了,打一枪,或是丢颗手榴弹报警,老百姓一窝蜂往山上跑,游击队则不顾一切地死死顶住敌人。

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游击队作战,现在正好反过来了,群众成了游击队的包袱、拖累,而敌人又是那么强大。

夏天,大雨瓢泼,游击队和群众躲在山里,一个个淋成落汤鸡。一年前,磐石党和游击队就被敌人撵进山里,成了“山林党”、“山林队”。而今,东满熬过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动不动就得往山里跑,过起山林生活。战斗伤亡并不大,可冰天雪地,许多队员和群众还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一些伤员和老人、孩子就冻死了。

延吉县湾湾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好打的东三省,难打的弯弯沟”,这年冬天也丢了。

珲春游击队弹尽粮绝,退到苏联去了。

汪清县委在过去整个时期,不认识满洲的统治者已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代替了国民党,而是把国民党统治与日本统治平列起来(如认救国军区域是白色区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如此认识的当然不只汪清县委。

没人说没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没有后来的抗联4军、5军,但是提起4军、5军,却不能不让人想到救国军。在东北义勇军将领中,王德林对共产党人也是最宽容的,可东满党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将救国军视为国民党,山林队则是一无是处的胡子。救国军是在东满兴起的,在东满有着广大的影响。王德林过界去苏联后,余部在东满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许多山林队也在打日伪军。以救国军和山林队为敌,游击队在反“讨伐”中还要对付这样一些对手,这苏区保卫战还有个打吗?

延吉县老头沟有个伪自卫团,县委派人组织哗变,把队伍拉了出来,几个月发展到3000余人。谈打日本子,团长没二话,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会哗变。可光反日不行,还得把队伍变成红军,还得在驻地建立苏维埃,这下子人家不干了,两下里就翻脸了。

对山林队及其他武装,东满党有个“三缴械”:“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祸害老百姓是必须反对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日伪就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队伍小,打不了,那就联合作战,带他们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呀?这些武装,几乎没有赞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况也没有足以威服他们一道革命的实力,又如何能把他们都缴械了呀?

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这样子还不够,又在内部抓起“民生团”来,自己人杀起自己人了。

“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

关于“民生团”的话题,必须从头道来,因为太费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难以理喻的。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民族主义者”李仁善、金东汉等人,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曹秉相等人在其间串联,组建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1932年2月5日,经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同意,在龙井召开了“民生团”成立大会,团长为日军退役炮兵大佐朴斗荣,5个月后宣布解散。

“民生团”公开宣传亲日反共,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并组建基层组织,欲打入红地盘,颇张狂、红火。其成立之时经日本人首肯,还有退役大佐当团长,如此这般缘何如此短命?

前面说了,又称“保民会”的“朝鲜人民会”,是个亲日反共团体。“延边自治促进会”则具有民族主义和排日倾向,“孔教会”是个宗教团体。这样的三个组织,好像本来就有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朴锡胤、李仁善、金东汉等人,是真的还有点儿朝鲜人的骨头,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朝奸,不知道七十三年后韩国兴起的清查亲日派祖先活动中可有什么结论,日本人当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团”的成立和解散,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还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笔者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也无从采访,不能妄言。但是,被称为“鬼子”的日本侵略者,将其解散后并未消停,而是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段大做文章,并获得丰厚战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1932年春荒斗争中,即前面写过的红五月“抢粮分谷吃大户”,东满特委曾给“民生团”以揭露、打击,这时没有任何问题。灾难缘起于后来的“宋老头事件”。

宋老头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秘书。据说,宋老头四十多岁,面相老,加上那时的革命者都比较年轻,他就成了“宋老头”。这年8月,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了回来。这是必须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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