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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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日贼以打击，对林口市每年两次施行短兵的突然袭击，几乎成为该部队的特有手段，该部队现在虽然人数减少，处境困难，但是能够支持相当时间的斗争，该部队对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表示诚恳拥护。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过界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任军长。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义勇军与5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1941年春，姚振山在穆棱九站与日军作战时牺牲，所部官兵大都战死。王荫武1939年10月失踪，部下亦多战死。

1937年2月13日，《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五、八、‘九’军编为第二路军，以五军为中心。总指挥由周保中同志担任，副指挥由姚振山担任。”

同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认为“王荫武可担任5军副军长之职”。

不知结果为何未能如此，但我们从中不难想见他们在吉东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而在当年的5军、2路军的文件中，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对于管“抗日救国”叫“救世”、“普度众生”的救世军的评述。像“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把这样一些字词凑成一支抗日武装的名称，实在令今人费解。不过有了“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这句话，也能让人略懂大概。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引用宋一夫的话解说王荫武和救世军：“烧香吞吃护符，称为天加护，以尊古道为主义，常用白刃为战。”

当“刀枪不入”的神话，不断被现代化的武器打破，不知救世军官兵是何心境。而在1938年后大批官兵战死、饿死、冻死的窘况中，这支喝符念咒的联军仍能坚持两年之久，“纪律好”，有“很深的群众影响”，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王汝起由“法师”而为共产党员。王荫武则好像抱定自己的主义，始终如一。

无论信仰什么主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王荫武、姚振山与谢文东、李华堂的不同，在于他们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荫武即便不是战死、饿死、冻死的，也是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

关于2路军参加西征的女兵，有资料说是30多人。在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的是最后的8个人，之前有名有姓的还有黄玉清的妻子，其余那些姓氏名何？

前面说过，1938年夏，5军、7军曾在虎林县黑咀子解救近400名劳工，几乎全是天津人，全部上队。可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已知的这两个军有名有姓的，没一个天津人。

不过，无名烈士比例最大的，还是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以及本书写到的、没写到的是联军的、不是联军的类似的抗日武装。

不知道姚振山的义勇军最多时有多少人，在穆棱九站最后一战时还剩多少人，只知道与他同时战死的两位营长高俊凤、闵宪义。

高俊凤是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的妻子，1900年生于宁安，家境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王德林、孔宪荣过界后，她收拾残部在东宁县坚持抗战。曾与其他义勇军两打三岔口，又率部与日军激战大乌蛇沟，奇袭大肚川。大肚川一役，击毙五野太郎少尉以下20余人，焚毁3个哨所。东宁人说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手执双抢，骑匹白马，来去如风，人称“金蝴蝶”。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军，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荫武一人。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于何年。

虎狼丛中的刘曙华

1935年8月7日下午，密山县委书记刘曙华去哈达河巡视回来，拐过一个山脚，迎面过来一支伪军巡逻队。逃走来不及了，他假装蹲下解手，把哈达河刚发展的一批反日会员登记表藏在草丛里。敌人在他身上什么没搜到，一阵风把登记表刮了出来。

登记表中有7个人写着姓名、住址，敌人把他们抓来，与刘曙华对质。这些人都不认识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刘曙华只承认自己是反日会员，而且是刚参加的。关了4个多月，敌人要他做密探，他觉得当密探有机会逃跑，就答应了。为了不使敌人怀疑，他也跟着特务、密探赌博、抽大烟。在梨树镇见到一姓初的地下党员，因身边有敌人，只能假装不认识。晚上去找，这个同志已经不信任他了。直到1936年初（农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小穆棱河见到当伪甲长的地下党员、后来为5军副官长的冯丕让。

事情到此了结了，来的是问题——前面写过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于“奸细问题”还未搞清，北满已“公然写信与同志们所认为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及成问题的第八军军部，直接指刘曙华为日本奸细”。

对于谢文东来说，5军怎么给我派来个日本奸细呀？即便吉东省委后来解说明白了，你们共产党弄的这叫什么事呀？他能不这么想吗？奇怪、警觉、疑惑，为我所用，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如何，刘曙华这8军政治部主任是更难做了。

1938年6月30日，《刘曙华关于八军内部问题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1师师长秦秀权，让人“回去见到王师长（3师师长王子孚——笔者）千万告诉我秦师长嘱咐：‘你们万不要随刘主任走，他是日本子的奸细，他要将你们领去投降，他现在连军部也不敢回去了，五军也不敢承认他了，他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八军目前如此之严重，但上级政治工作者仅还有一个文弱无能的我，就然再长生三头六臂恐怕是白费力气，（毫）无所成，甚至于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当然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头颅而着想，如果党认为［需］要用我的热血与头颅来更巩固革命的基础的话，或者最低限度能够换得八军转好，那么我定然不惧一切去斗争工作，可是八军现在怎样）。”“（与）其等着人家将我暗杀或驱逐，还不如早离开他们呢？”

一些老人说，在咱们党领导的基本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是什么？那是党代表。军政主官各负其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重要的军事行动，政治部主任有最终决定权。可在统战部队里，有人表面上对你挺客气，心里根本没把你当回事。一旦形势变化，他翻脸了，你就掉进虎狼窝了。

刘曙华现在就在虎狼窝里。

刘曙华刚到8军任职，周保中即给谢文东写信，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可在亲儿子、干儿子、干儿子还有干儿子的8军，谢文东连周保中的话也是想听就听，刘曙华又能怎样？不过，有吉东省委和5军在那儿，“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也不能不多少给点儿面子。可进入1938年后，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难，一些人明里暗里跟敌人眉来眼去时，刘曙华的处境就骤然凶险起来。况且，他又是个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动辄拿“奸细”说事，念念有词：这可是你们共产党自己个说的。

没有党员、没有党组织的救世军，参加了西征。什么都有的8军，却按兵不动，为什么？刘曙华说：“因为他们怕我领去‘投降’了，这就是用来阻止我率队远征的对策。”

几个月前，刘曙华还希望能给8军增派政工人员，可现在他不希望再来人了。

3师政治部主任金根，4师政治部主任柴荫轩，已经被杀害了。再来多少人，还不是进了虎狼窝吗？

就在刘曙光写着“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的信时，他正率领一支20多人的小部队，在桦川县的山林里奔走。王子孚要带3师投降，刘曙华要找到他，劝他回心转意。

在七星砬子见到王子孚，这小子铁心投降，根本听不进刘曙华的话，刘曙华就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官兵。他跟着3师，有机会就演讲、谈话，揭露王子孚的阴谋，说明利害关系，劝大家别跟王子孚走。

王子孚威胁他：你坏俺的事，不想活了？

刘曙华冷笑道：你心虚什么？你敢把你的良心掏出来让大家伙儿看看吗？

据说，有些人被刘曙华说动心了，可大家都知道他是“奸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应该听谁的，跟谁走呀？

1938年8月22日，在勃利县通天沟，王子孚下令将刘曙华带领的人缴械，把刘曙华绑在树上。刘曙华大骂叛徒，告诫大家不要跟着王子孚下山投降。王子孚和叛徒割下了刘曙华的舌头，再割身上的肉。

景乐亭之死与“假投降”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规定：

1。凡在作战中，被敌人俘虏去的人员，不论男女，若系被敌人无条件释放而归还原队者，一律作拐械潜逃同等罪犯处理。2。因战伤而被俘后无条件放回者，原队概不收留。3。被俘去后而有破坏敌之显著表现逃回原队者，须经彻底调查后，才能允许其暂留在队而给以适当工作，顶好是派他再到敌人的另一方面去进行秘密工作，但应特别注意不要中敌人的奸计。4。携带武装便衣工作之人员，被敌捕去后其处理与前三项同。5。被俘虏或被捕后投降敌人，或暗中将我军实情供述于敌而接受敌人工作嘱托机会借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处于死刑。6。依照特殊情势，故对于逃兵缉捕拿获者无条件一律处死。

像刘曙华那样，假装答应敌人做密探，寻机逃走归队，时称“假投降”。上述规定中没有如何处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开除党籍。

1937年春，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守备队到宪兵队，5次严刑拷打，他“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甘愿给满洲国干事”。他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军2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降后，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1师的诱降。1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后，决定假投降，以便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敌人大肆宣传，派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由于只有几个人知道是假投降，军心浮动，有的要枪杀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结果，虽将敌人诱杀，1师也险些出了大乱子。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些同志底确出卖了自己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的荣誉，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糊涂行为，简直是罪恶”。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若是他声明书不诚恳时，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3军稽查处处长、原3师师长张连科，因主张假投降被开除党籍。

刘曙华、张素被捕后的假投降，与张兰生、周庶泛的这种假投降，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本书　第2章　说过，东北胡子应对难关的一招，就是假投降。这当然不是胡子独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荫武的救世军被编为伪警察大队，待到棉衣穿上了，弹药补足了，再大闹天宫般杀将出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假投降。

无论何种情景，共产党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骗敌人，这是客观上叛卖行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景乐亭同志，应该成为七军中心支柱。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

1939年，“第七军系统匪帮军长景乐亭等一五〇名盘踞于抚远、同江县内，与苏联保持密切之联系。在本期将有意投诚之部下永远予以枪毙，至于整顿内部，屡次袭击乌苏里江航行船舶、集体部落，或于九一八纪念日前后袭击各处等而气势大振，乃为第二路军系统匪帮中活动最为频繁者。”

1940年4月（无日），《西返经过纪要》中说：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第一个“×”为原文，后两个“×”为某人名字，笔者将其隐去）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为某人职务及姓名，笔者将其隐去，下同）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嘱×××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悉行暴露。当由×××同志以总部代表责任地位，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三月二十六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同年同月（无日）的《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说：“大会认为党委开除景乐亭的党籍及新召开的士兵审判会议，判决景乐亭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是对的。”

有老人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但是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搭上。

被称为抗联的“闺秀”的7军，在偏远的虎饶地区与日寇做殊死斗争的同时，也被“内部问题”困扰着。罗英叛变后混入7军，拉帮结伙，要夺领导权，又搅和一阵子。景乐亭被“紧急处分”，与毕玉民、徐凤山等人被“内部处理”，虽有不同，也与7军历史上的“内部问题”有关。

老人说，景乐亭原是救国军的营长，在伪军中有些关系，搞服装、弹药、情报。这个人打仗好，也与此有关。7军这一帮、那一伙的，能选他当军长，也说明他的威信。可后来墙倒众人推，这些关系就成了勾结、投降敌人的证据。1938年前有地方党，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有眼线。这时或者被破坏了，或者上队了，那边无法取证，这边怎么说就怎么是了。非常时期，处死个军长与处死个战士，有多大区别？

景乐亭是1993年10月26日，即被错误处死五十三年后，经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东北烈士纪念馆核实认定为烈士的。

东北抗联11个军，先后有18位军长、代军长。其中，牺牲9位，病逝1位，幸存3位，开小差迷起来1位，叛变两位，误杀两位。

“九一八”事变后即投身抗战、像景乐亭一样没有被俘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