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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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联史上，4军是这一时期表现最英勇、牺牲最惨烈的一个军。李延平和他的将士们，以其不屈不挠的抗争、奋斗，再一次诠释了什么叫抗联精神。

李文彬和他的战友们

5军的西征英雄是陶净非。

1912年出生的陶净非，与王光宇同为吉林省德惠县人、哈尔滨一中学生，1933年被党组织派到宁安工农义务队，当过指导员、团政委。到2师后，两位同乡同学又成了搭档。王光宇调去4军，2师就靠陶净非这位政治部主任拳打脚踢唱独角戏了。

在冲河与4军分头西进后，因地理不熟，4军2师误入延寿县境，又在苇河遇上同样迷失方向的5军1师。两师一路进至五常县牤牛河时，与敌遭遇，夜间混战，与1师失去联系，2师也被打散。周围都是敌人，陶净非身边只剩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14个人。

东返宁安，在海浪河与打散的1师1团长曲玉山等人会合，又在额穆与2军5师取得联系，得以度过冬天。1939年初，陶净非率这支小部队南下，在敦化大蒲柴河找到魏拯民，即按总部原订计划在敦化、安图、宁安、汪清等地活动，与1路军3方面军并肩作战。

1940年春，为摆脱敌人对敦化地区的“讨伐”，根据魏拯民的指示，陶净非率2师和崔贤、安吉率领的1路军15团，再次向五常发起远征。

他们不知道西征早已失败了，也不知道10军的确切位置。自两年前踏上征途之日起，就与下江总部失去了联系。

抗联的意义本来就在于战斗，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战斗，消灭敌人，牵制敌人。

在下江出征时，2师100多人，从五常县牤牛河东返时只剩十几个人。转战吉东、东满再西征，收容失散人员，收编山林队，再战斗，再伤亡，一忽儿增至几十人，一忽儿再剩十几人。在五常县最多时曾发展到130多人，待到年底重返下江时，算他就剩3个人了，包括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人都牺牲了。

1942年春，陶净非带一支小部队在五常县老爷岭活动时，被敌包围，战斗中牺牲。

5军1师、2师西征，留守下江的3师兵分两路活动。一路8团由政治部主任季青率领，以驼腰子为中心进出依兰、勃利，掩护主力西征。一路9团由师长李文彬亲自率领，东进虎林北部地区，与7军3师联合作战。

像十二烈士山的勇士一样，3师的神枪手们，战场上有鬼子先不打伪军，打伪军则特别喜欢猎杀那些叫做“教官”、“指导官”的两脚兽。

李文彬任大队长的伪森林警察大队，驻防三道河子两年间，从未打过反日武装。起义后，两个多月，就消灭大佐以下日伪军百余人。

一是共产党创建、领导的武装，二是山林队，三是哗变伪军，东北抗联主要由这样三种队伍构成。前者抗日坚决，可士兵放下锄头拿起枪，军官中也少有懂军事的，就难免要用血的代价交付学费。义勇军中除了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胡子的山林队外，有相当数量的原东北军，军官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山林队的头头、骨干枪法也好。缺点是扰民，抽大烟的多，兵痞多，易动摇，随风倒。哗变伪军与之大同小异，吃苦精神往往赶不上义勇军、山林队。

李文彬堪称集上述各类优长的代表人物。从小受苦，种地、打零工，诚实劳动，用那时人的话讲是个正经人。在东北军中从班长干到连长，性格沉稳，处事公正、果断，富于谋略，深谙带兵之道。队伍中那么多炮手，打仗都是好手，平时也牛气，难管理，属骄兵悍将之列。而到了李文彬手下，起义时皆听命于他，起义后很快成为5军的一支劲旅。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文彬同志是最优秀的最可敬的领导干部。

1939年9月12日，李文彬带9团1连回宝清途中，被伪35团追击、包围，激战中牺牲。敌人砍下他的头颅，又将身体肢解、抛扔。

对小孤山十二烈士的遗体也是这样。汪雅臣牺牲后，敌人把烈士遗体运到五常县，先是立在大街上示众，然后斩首。

张中华，1912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九一八”事变前考入哈尔滨铁路扶轮专科学校，曾任宁安县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道南特委书记、5军宁安留守处主任。

比张中华大三岁的张镇华，宁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军中当兵，历任5军1师参谋长、2师副师长、警卫旅政治部主任、3师副师长，在李文彬牺牲后继任师长。

张中华沉静、内向，爱思考问题。张镇华活泼、幽默，和谁都能自来熟。有人打仗不要命，开晚会让他演个节目就脸红了，张镇华就非让他“来一个”不可。西征失利回来，在4军留守处密营第一次见到彭施鲁，就像老熟人似的：老彭呀，快给弄点儿“好嚼裹儿”吧，这肠子、“肚子”（胃，“肚”音dǔ）都快饿没啦。

1938年8月，张镇华带支小部队在富锦县活动，得知一队日伪军经常进出挠力河右岸的柳毛河沟里。派人侦察，是在保护采金队采金，共是60多敌人，其中日军20人，4名军官。张镇华精心策划，10日上午率队悄然摸近，突然发起攻击，冲进帐篷。敌人毫无准备，企图顽抗的被击毙，其余或者逃跑，或者被俘。一袋烟工夫的战斗，缴获机枪4挺，其他长短枪40余支，子弹两万多发，以及许多粮食和军需品。

前面说过，张中华和侯国忠指挥部队，在代马沟附近袭击军列。之后，他又率队与2军5师在代马沟再次袭击军列，歼灭100多敌人。

1937年底，张中华率领的宁安留守部队，在桦皮沟一带被敌包围，战斗中负伤被俘。抓到这等人物，敌人当然高兴了，软硬兼施，到了是无计可施。

张镇华也是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敌杀害的。有人说他负伤了，有人说是激战中癫痫病发作。同时被俘的，还有前面写过的朱新玉等6名女兵。

1938年以后，在远非“非人”两个字所能描摹、概括的战斗环境中，1路军高级干部，仅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等几人幸存。2路军、3路军虽军以上干部战死较少，师团干部亦大量牺牲，已经不是“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了，而是培养的、提拔的源头已经近于枯竭了。

1938年11月30日，《周保中致黄玉清信》中说：

我们滴最后一点儿血来拼，我们决心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

不可忘却的一笔，是吉东省委秘书处的秀才们。

这是曾经包括冷云、李志雄在内的一批热血青年，先后有十余人。处长金石峰，除汉语、朝鲜语外，还懂日语、英语，副处长姚新一懂英语。有人说吉东省委秘书处，实际也是2路军总部秘书处，除为省委、总部写作一些文件、宣传材料外，主要是编印《救国报》和《前哨》。各省委、路军和一些特委、军，也编印定期、不定期的报刊。

这是依兰喀上喀山沟里的一处密营，几幢半地下的木刻楞小房子，隐藏在密林深处，有一个连担任警戒，在外围设了两道卡子。冬天不暖、夏天挺凉快的房子里，戴眼镜、不戴眼镜的，抽烟的、不抽烟的，各自在桌前忙活着。稿件主要由胥杰、王一知整理，金石峰、姚新一修改、定稿，再由胥、王二人誊写。一种带细密网纹的特质钢板，把专用于油印的蜡纸放在上面，用铁笔刻写，叫“刻钢板”。刻完了，大家一齐动手，用油印机油印，《前哨》杂志还要装订成册。

秘书处有3个交通员。老李头六十多岁，老于头五十来岁，两个人像记者采访似的跑遍吉东各地，从地方党和部队带回文件、资料，许多文章都是据此整理、写作的。省委、总部也尽力提供这一切。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联系时，关内的《新华日报》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间或也能收到。另一个交通员顾全民，是个十二岁小孩，买油墨、纸、蜡纸、铁笔等等，都是他的事，小孩子不易引人注意。

姚新一原名唐九英，吉林市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入党。“九一八”事变后回东北，在依兰中学任教，王一知和胥杰是他的学生，调入秘书处前是依兰县委书记。周保中说他“思想颖达酷肆革命文学，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理论有深心研究，工作活动甚敏活，对革命事业及工作担负常能刻苦艰忍”。胥杰原名孙礼，依兰人，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美术字。周保中评述他“思想知识恒有精进，工作努力，深能刻苦耐劳，不因身体孱弱而减低工作活动之效率也”，“实有深造与前途重寄堪期许之优秀干部”。

春夏秋冬，山里由黄而绿再变黄，一场大雪又染白了。一年四季，无论怎样变幻，这里都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伴着铁笔在钢板上滑动的嚓嚓声，是日夜不息的林涛声，比之那种枪炮轰鸣的战场，就越发像个世外桃源。而当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印好装订起来，再被两个老交通员带走了，那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一旦枪声打破山林的静谧，就必须转移了。警卫连打退了敌人，也得马上走人，大批敌人很快就会赶来。敌人只要发现密营，那是一定要将它毁掉的。

喀上喀密营是1939年正月初三被袭击的。当警卫连退守第二道卡子时，这些文弱的书生战士，已将不能带走的物品藏好了。从此，在3个省委、路军中堪称最正规、人员也最齐整的这个秘书班子，→←即开始随部队一起活动，在那色彩变幻的山林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秘书处、编辑部。他们也背起了长枪、短枪，可他们得心应手的第一武器，仍然是笔。每到一地，把块木板朝膝盖上一垫，就在那火堆旁“刻钢板”。

一年后的正月，姚新一带胥杰等人去方正县取一批文件和印刷设备，归来时在莲花泡被敌包围，全部战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2年10月，周保中率3000多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战前，策马来到城东南一个屯子检阅部队，远远的就见一片红云，都是头缠红头巾、手执大刀片的红枪会员。为首的一个二十多岁的精壮青年，迎上前来用大刀会的礼节，弯腰抬手、低头向下施礼后，高声道：“俺们红枪会要打头阵，誓灭鬼子，普度众生！”

这个一口山东腔的红枪会首领，是3旅8团团长王汝起，人称“王大法师”。之前救国军打东京城和宁安县城，都是红枪会打头阵。

“九一八”事变后遍地义勇军，遍地大刀会。这“遍地”的大刀会究竟是多少？有专家认为应占义勇军的1/4左右。有些地区的义勇军，基本就是大刀会、红枪会。

大刀会产生于清代，俗名“金钟罩”，白莲教支派，会众遍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地区。首领叫“法师”，设坛场传授徒弟，各坛场又分为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等。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大刀会积极参与其间，之后为躲避官府追捕，许多人闯关东。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在民间是口口相传的。你洋鬼子、官府的洋枪洋炮不是厉害吗？我练刀枪不入，你还有什么辙？在桓仁县，李向山是数一数二的学者了吧？也一样请法师，设坛场，招信徒，组织大刀会，练法打鬼子。

练法和战斗前，要清水漱口，喝下法师用朱砂画好的符，然后念咒语：“金刚立，斗刚立，神立，术立，无量佛。”念念有词挥刀练法，或者向敌阵冲杀。

大刀会不准吃荤，不准近女色，不准抢掠发财，有劣迹、口碑不好者不准加入。战场牺牲了，就说“升天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刀枪不入，那是因为心还不诚，本人或者先人曾经做了什么亏心事，或是功法还没炼到火候。

这时还没有《大刀进行曲》，那也是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而“武士道”的鬼子见到这阵势，开头也是腿肚子转筋，脑袋发蒙。

1941年4月2日，《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二大队党员调查表》，在“年岁”、“生地”、“入党年月”、“政治程度及思想表现”栏中，王汝起名下分别写着“三十三岁”、“山东义州府费县”、“一九三六年四月”、“政治上有相当认识思想很坚定”。而在“有无特殊技能”栏中，则是个“无”——曾经最受推崇的“王大法师”的“特殊技能”，原本就是便于聚众抗日的一种手段而已。

不知他何时闯关东来到宁安县长岭子，凭着一手好庄稼活和绝对与汗水成正比的毫不吝啬的土地，那个闯关东的梦想快要成真了，鬼子来了。他的父亲赶车去城里卖柴，碰上鬼子抓车拉军需。这要是抓走了还能回来吗？父亲赶着马车拼命跑，车翻了，被砸死了。

长岭子村人多为山东费县老乡，齐心、抱团，这回当然要报仇。可仇人不只是某个个体的鬼子，也不同于这家那家、这村那屯地打冤家，他们要面对的是侵略者，是家仇国难。当时正值大刀会兴起，王汝起不但肌肉发达，更兼头脑聪明，干什么像什么。小青年就四处游说，周围村屯很快传开了，说长岭子有个王大法师能呼风唤雨，要领大伙打日本子，保护地面，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人。

日本鬼子在镜泊湖南湖头修铁路，有7个卫兵守护仓库。每天午饭后，除值班哨兵外都要睡觉，有的就躺在树荫下。王汝起亲自去侦察，看明白了，即率队出征。这是大刀会首次亮刀。首先摸近哨兵，手起刀落，大刀就在骄阳下挥砍起来，7个鬼头全部落地。

王汝起1935年率部参加5军，任1师3团团长、2师副师长。1938年调任7军1师师长，改编为2支队后任支队长。

他的搭档、7军1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老人说，王汝起总琢磨打仗，而且果断、有谋略。到一个地方先摸敌情，有多少敌人，装备、士气怎么样，能不能打，怎样打。

1939年春，1师东进抚远开辟游击区，途中打下窝通伪警察所，攻进果长镇，又在乌苏里江边袭击日军交通船。敌人调集兵力追打，王汝起拖着敌人在山里转了几天，待敌人困马乏宿营后，一阵急袭猛攻，跑掉的敌人再也不敢追了。

抚远县抓吉镇三面环水，经常半个上午都雾气蒙蒙的，百来步看不清人，就决定利用大雾奇袭。部队拂晓前出发，不到20公里路走出一多半天亮了，雾却散了。硬攻？肯定有伤亡。退回去？夜长梦多。王汝起当即把穿着伪军服装的20多人组成一支“奋勇队”，由他率领，打着伪满的五色旗，沿着公路大摇大摆进了抓吉镇，直奔伪警察署。哪来这么一队伪军呀？两个“黑帽子”、30多个“白帽子”还没愣过神来，就都当了俘虏。

1940年5月21日，在袭击日伪经营的大带河木场时，王汝起胸部中弹牺牲。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

除4军、5军、7军、8军、10军外，2路军的序列中还有王荫武的救世军和姚振山的义勇军。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这样介绍救世军：

该部是封建社会多神教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一九三七年秋人数近五百名，有战斗力，纪律好，同年冬参加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领导者：救世军军长王荫武，封建产物“知识分子英雄人物”。

部队状况：在该部队中，有党的信仰和很深的群众影响，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员和党的工作。一九三四年王荫武曾“假”投降日本军，两个月的过程，破坏了日本采伐业和反击日军守备队，再建立“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自此以后该部队在松江地带游击运动中形成有力部队之一，不少给予日贼以打击，对林口市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