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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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托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系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我们去他家谈天，用旭光的话说，是去“论剑”。我喜欢“论剑”这个词语，它使参与“论剑”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我们跟着黄立宇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整条楼梯顿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二楼有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逸出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一个蓬乱的脑袋伸出来，那对黑中泛白的眼珠瞅着依次盘旋而上的我们。
　　　　“是去黄立宇家的。”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重又陷入黑暗中。
　　　　黄立宇家在四楼，我们跟着他鱼贯而入，在书房门前换上拖鞋。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大家在茶几四周围坐成一圈，像老爷一样轻轻咂起了热茶。整个房间都是愉快的喝茶的声音。
　　　　几口热茶下肚，大家的面孔开始潮润起来。有人开如高谈阔论起来。话说到一半，有人插话进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大家都很疲倦，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深夜一点多钟，旭光、阿坚和我从黄立宇家出来，前往我入住的地方。夜晚的街道非常静寂，路灯发出像月光一样清冷、灰暗的光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偶尔从某扇尚未沉睡的房间里透出一丝温暖的光线。已经是深冬了，从海上吹来的风在我们面前一路追逐着，盘旋着，掀动着我们的裤脚和掉落在马路上的树叶。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身体瑟瑟发抖。这就是舟山吗？我想，现在我正贴在它的地面在走。跟杭州相比，这里好像多了一份孤寂，也许是远离大陆，受海水冲刷的缘故。白天，人们像鱼一样为生存朝不同的方向游走，晚上回到用石头和海藻搭起来的安乐窝中抚慰无助的灵魂。这里有点像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这里自成一体，但是好像有点闭塞、小气。这里的文学刊物叫《海中洲》，意为“大海中的小块陆地”，这个名字仿佛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舟山的现实、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诗意的安居之地，另一方面是隔绝的失望之地。谁会来把它撕开呢？
　　　　1997年12月5日
　　　　早晨我退掉房间，把箱子寄存在总台（旭光会来拿走），只带了个背包就出发了。
　　　　按照阿坚指点的路线，我先乘汽车到达定海的西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上了一艘开往高亭（岱山县城）的白色快艇。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快艇像一匹烈马在黄色的大海里跳跃着，倒腾着我腹中的器官。舷窗很高，往外看很吃力，我只好闭上眼睛，把铁锚一般沉重的脑袋搁在椅子的靠背上。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人们正涌向舱门。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摇摇晃晃的我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船舱，在码头上立定。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港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林。船只在海浪的拍打下微微摇晃着，船上的旗帜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猎猎的声音。海面上散布着无数小岛，海面看起来不如我想象中那样辽阔无边，而是被隔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区域。我问身边一位穿蓝色制服的高个子船员：
　　　　“哪艘是开往长涂岛的？”
　　　　他朝停泊在左边的那艘白色轮船指了指。我走过去，一位穿着同样制服的先生彬彬有礼地欢迎我，领我走进船舱。
　　　　“到上面去坐吧，可以看录像。”先生很和气。
　　　　“在哪里买票？”我问。
　　　　“你在那里坐着，我们会把票送到你手里的。”先生说。
　　　　我顺着先生的指点走上楼梯，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悠闲地观看窗外的海景。光秃秃的岛屿散布在海面上，使大海显得越发荒凉。海水把船舱映得亮堂堂的，座位的靠背套着洁白的罩子，整个舱房既洁净又明亮，暖气开得很足。
　　　　船在轻轻摇晃，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我走下楼梯，回到码头上，呼吸着新鲜的凉飕飕的空气。那位先生朝我走过来，说：
　　　　“码头上很冷，到船上去吧，船很快就会开的。”
　　　　“船舱里空气不太好。”
　　　　“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船舱里开着暖气呢。”
　　　　“不要紧，你把窗户打开吧。”
　　　　我回到船舱，把窗户打开。窗外吹进来的风是苦的。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象着轮船到达长涂岛时的情形。不知不觉中船离开了码头，驶进了黄色泥浆般的大海。中午时分，轮船抵达了目的地。走上码头，我坐上了一辆黄包车。
　　　　黄书记在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他让镇文化站的两位女干事在镇政府等我。黄包车载着我在镇政府办公楼前停下时，她们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黄包车夫载着我们离开镇政府，上了小镇狭窄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大约有两平方公里。它的前方是一条光秃秃的山峦，村庄像裸露的岩石一样静静地蜇伏在山脚下。田野后面就是这个低矮的小镇，它把田野与大海阻隔开了。站在田野上，你感觉这是内陆，而不是一座面积仅十平方公里的偏远海岛，你看不到作物，看不到飞鸟，只能看得到丛生的没膝的野草，那条笔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小路边上兀立着几棵碗口粗的树木，树叶早就掉落光了。田野中心有一座孤零零的砖头平房，黄书记就在那平房里面。
　　　　平房前面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一辆小面包。他们正在此地大摆宴席，庆祝伟大的“长涂镇星火合作农场”成立。老远我就听见从房子里传出的觥筹交错的声音，离得近了才看见有许多黑乎乎的脑袋在飞舞。平房一共三间，左边是厨房，五六位系围裙的妇女在清洗、掌勺、跑堂；中间是办公室，门口摆着几条凳子，几名黑脸汉子悠闲地坐在那里；右边是临时餐厅，摆着三张圆桌，团团围坐着油头油嘴的人，一边说笑，一边挥舞着筷子和酒杯。黄书记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
　　　　“先吃中饭吧。”他拉着我的手往里走。
　　　　“给你添麻烦了。”我在他身后说。但是他好像没听见。他端了把椅子，放在自己的身边，让我坐下。酒宴刚进行到一半。桌面上堆满了吃剩的蟹壳和鱼骨头。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冬瓜茶，说：
　　　　“多吃点。”
　　　　“不客气。”我说。但是我怀疑他还是没听见，因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而是拿起一个酒瓶，一声不吭地给坐在他另一侧的几位来客加酒。——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上头来的老爷，其中那位谢顶、脸孔白净、皮肤细嫩、脑满肠肥的中年人是岱山县的一位头面人物。
　　　　黄书记是阿坚的好友，年龄三十五岁左右，身材中等偏瘦，脸庞长而黑，没什么表情，整个人显得敦厚、木讷，仿佛海中的一块礁石，身上有一种不平常的与生俱来的承受力。他向旁边的老爷们频频敬酒，把切开的螃蟹一块块地夹进他们面前的碗里，然后顺便招呼我“多吃点”。他吃得很少，说得也很少。
　　　　我离席的时候，宴会还非常漫长。领我到这里来的两位女干事已经走了。我在门外的空地上踱来踱去。黄书记走出来，关心地问我：“吃饱了没有？”
　　　　“饱了。”
　　　　他回到酒席中，转眼间又出来，身边多了一位小个子青年。
　　　　小伙子名叫徐国文，镇宣传委员，黄书记派他来陪我。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说。”黄书记跟我握了握手，进去了。宴会还在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呢。
　　　　徐国文推出一辆自行车，小心地问我：“来长涂有什么打算？”
　　　　“我想跟渔民出海。”
　　　　“出海？看他们捕鱼？”
　　　　“是啊。”
　　　　“海上风浪很大，你吃不消。”
　　　　“我是有准备的。”
　　　　“现在的渔船大都是钢质渔轮，出次海一般要半个多月，遇上大风浪就难说了。”
　　　　半个月？这倒是个问题。我问：“没有其他渔船吗？”
　　　　“有小木船，就在附近海域作业。不过这样的小船不多，船主大都是老渔民。”
　　　　“能找到他们吗？”
　　　　“要到码头上去等，等一天，也许两天，然后再跟他们商量。”
　　　　没想到会这么棘手。徐国文说：
　　　　“我们回镇里，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想办法。”
　　　　他摇摇晃晃地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小跑一阵，正准备跃上书包架，他却停了下来。
　　　　“你还是等一等，坐吉普车回去吧，他们吃好饭就开车走。”他说。他大概是不好意思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
　　　　等了很久，车里的人才到齐。可以开车了。从农场到镇里，烟屁股那么长的一段路，眨眼间就到了。
　　　　镇政府驻地在倭井潭村。倭井潭，又叫平倭井，是一口二十米见方的水潭。从镇政府出发，沿着“老街”东行一百米，然后向北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前行不久就可以看见那口水潭，像位老妪坐在一片低缓的山坡下。水潭被一道两米高的墙围成正方形，在水潭的南边，修筑着两口方井，井沿被绳索磨得光光的。井底的水与水潭相通，所以这里既是井，又是潭。
　　　　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受戚继光打击，从海上逃至长涂岛，霸占了这口久旱不干的水潭，直至两年以后，被杀上岛来的戚家军剿灭。当地百姓从此把水潭称作平倭井，并在井旁立一石碑，上书“抗倭碑”三字，石碑在七十年代毁于内乱，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在定海就听说长涂岛有一种奇特的糕点，叫倭井潭硬糕，原是渔民出海捕鱼时充饥的干粮，现在已成为有趣的土特产。倭井潭曾经开办过好几家硬糕厂，如今只剩几处硬糕作坊，其中最正宗的是“老万顺”硬糕店。这一天的午后，我跟随着徐国文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它。
　　　　“老万顺”硬糕店主人叫林玉扬，是一位厚道的老汉，他的祖先一百五十年前为了生计从浙江黄岩迁徙到岛上，一齐带来的是祖传的硬糕手艺。林玉扬是第五代。1985年，他给自己的硬糕店挂上了“老万顺”的招牌，但是这时硬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海里的鱼越捕越少，渔民的船越开越远，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木帆船被钢质渔轮代替，硬糕不再是渔民的粮食，代之的是更为新鲜可口的食物。倭井潭硬糕已成为过去岁月的回忆，一种笨重、价格低廉的纪念品。
　　　　这是一个古朴的家庭作坊，屋檐低矮，分前后两个小开间。前开间里，两米多高的烘灶依墙而筑，灶前堆着煤块和烘筛。我进门的时候，男女主人正在后开间忙碌着，男主人林玉扬在和粉，女主人一次次麻利地把和好的粉盛进糕框里，用竹刀压实、削平，切成一般大小的小方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艳的老板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