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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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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诗从中诞生的物，甚至就是诗本身——他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诗歌大师，要超越他，意味着要超越诗歌本身。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体”，不承认肉体“有任何的权利”，因此，她不理解作为人的里尔克，她爱的是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诗歌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她的爱情靠例外、特殊、超脱而生存，它活在语言里，活在诗歌里，死在爱的行动中。
“我从不看男人们，我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有嗅觉。我不喜欢性。”在7月10日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女诗人这样说。但是现实中的茨维塔耶娃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妇女，嫁了人，带着两个孩子，家务活从白天干到晚上，多年来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都开始考虑两人春天见面的事情——他们竟然从未谋面——但是此时的里尔克已经病入膏肓，茨维塔耶娃也穷困潦倒，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会面被无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里尔克给女诗人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信是以这样的哀叹结束的：“春天？这对我来说太久远了。快些吧！快些！”他们终于没能等到见面。1926年年终，里尔克逝世了。茨维塔耶娃闻讯后非常悲痛，她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说：“你先我而去……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你的唇？鬓角？额头？亲爱的，当然是吻你的双唇，实在地，像吻一个活人。”
同样，这个吻是永远抵达不了里尔克那里的。
1939年，茨维塔耶娃和儿子一起回到了祖国。很快她就失去了写诗的自由。1941年，俄罗斯这位最伟大的女诗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杀。她坟墓的确切位置至今无人知晓。但是她对里尔克的爱和她的诗歌一起挣扎着活了下来。
200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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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人书简》（奥）里尔克、（俄）帕斯捷尔纳克、（俄）茨维塔耶娃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至多一个也许】
是啊，也许于连·索黑尔会像他所崇拜的拿破仑一样从社会底层崛起，也许他会像伟大而嗜血的丹东一样给那个回光返照的法国社会以当头一击，也许他会因为拉莫尔侯爵的垂爱而登上主教宝座……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也许”，于连·索黑尔老早就上断头台了。
于连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崇拜拿破仑，有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思想，有着极强的个人荣誉感。他诅咒伪善，蔑视金钱，他所寻求的是种行动的、危险的、战斗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绝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汤达在《红与黑》的结尾标明，这部小说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司汤达自己曾经在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笔下的于连却是个失败者，于连并不是真的向往世俗的利益：权势、金钱、女人。他向往幸福，向往真正的爱情。在他那短暂的人生中，他不断地质问自己：在个世界里，我该怎么办？他始终都没找到答案，最后，在死神降临前夕，面对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他才瞥见了从幸福的宫殿里透出来的一缕可怜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灵的幸福。
于连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幸的包围之中，不幸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自尊、富于想象力，然而不幸使他变得神经质，他时时刻刻同他头脑里虚构的危险进行抗争，他的受局限的想象力只能隐隐约约地、隔得远远地眺望未来。他只根据近在眼前的爱情来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爱情并不能彻底拯救他，然而他执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结果，爱情，不管是雷纳尔夫人的还是拉莫尔小姐的，像飓风一样卷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树，被爱情连根拔起，拦腰截为两段。他对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是那样敏感，不顾一切地想拨开它，然而它实在太强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样渺小，像一颗尘埃，无力地在空中漂泊。
当不幸终于开口吞噬于连的时候，在狱中，这位滑铁卢战役以后王朝复辟时代的法国青年开始冷静地反思：
“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
不过是一个也许！于连这句话击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时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脑袋上。多年以来，我似乎总在热切地渴望着什么，我有时雄心勃勃，有时心灰意懒，常常被自己的内心的波涛掀起又重重地掼下。可是，不管怎样，“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一个也许！更要命的是，我大概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会对它有切肤之痛。可是到那时还有什么用呢，因为死亡的空洞已经无法填补了。就像于连·索黑尔。
于连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会不朽。夜深人静，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默坐窗前，看见黑暗中的于连正迈着忧伤的脚步朝我走来，他那双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诉说着什么呢？
200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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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法）司汤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恐怖症】
本文所说的时间恐怖症，存在于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中。它不是那种常见的时间恐怖症，后者在文学和现实中都有不少：人们因为时间飞逝、光阴不再而产生恐惧之情，恐惧不断堆积，最后酿成心理症甚至精神病。
在《说吧，记忆》一书的开头第一句，纳博科夫这样定下全书的基调：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
人生短暂，没有比这更加朴素的真理了。能否认识到这条真理，常常被用来区分一个成人的头脑是否正常。纳博科夫以诗意的灵动再次阐述这条真理，并让它统率全书。
不过，这并不是一条自在的真理。它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大脑的分泌物。在人类出生之前，在人类认识到它之前，在人类全都成为化石之后，它是不存在的。
是啊，人生短暂，每个正常的成人都会这样想。然而，它投在每个人心中的阴影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深浅，有人感到麻木，有人感到灼痛，有人则被无法排遣的恐怖紧紧攫住。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开头就叙述了这样一位“时间恐怖症患者”：
“我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在纳博科夫看来，生命只是一道光缝，是黑暗中最微弱的闪光。永恒的黑暗像监狱的墙壁堵在生命的两头。生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纳博科夫描述的这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也许就是作者自己），他的恐惧并非来源于对死后的担心，而是来源于对出生前那片黑暗的想象。那是可怕的虚无。
类似的时间恐怖，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深刻地体验过，在《早年回忆》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吃奶、断奶、学爬、学走、学说话，可是无论我怎样在记忆中搜索，却找不到一点印象，想想都觉得奇怪，可怕……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我的？什么时候我开始生活的……从五岁的幼童到今天的我不过一步之遥。从新生儿到五岁幼童，那距离就大得可怕了。从胚胎到新生儿，中间隔着的是深渊。从不存在到有胚胎，那中间隔着的已经不是深渊，而是莫名的什么。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引起的形式中解脱……”
和他的俄罗斯同乡纳博科夫一样，托尔斯泰把存在的虚空比喻为“深渊”。“深渊”，当我们在恶梦中见到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恐怖啊。
200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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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是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的最后一句话。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菲利斯·罗斯用一部书的叙述，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却是启示录式的道理。
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部书的标题——“遗产”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那是“遗产”。
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罗斯记录了年迈的父亲从得病到死亡的过程。1988年，八十六岁的老父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家为父亲联系治病，照顾父亲手术后的生活，最后为父亲送终。
这中间，有一段情节：
经过一次手术后，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在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后，作家体察到：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因为那是遗产。而遗产是“屎”。“屎”既是你必须直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赫曼·罗斯式遗产的隐喻，更是美国式传统的隐喻。
赫曼·罗斯，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老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他的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他自己则为了生存在美国苦苦挣扎。他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敲开黑人家的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他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是每天等着别人看完再传给他；他固执到几乎让他的母亲在最后几年彻底崩溃……所有这些事，你都不准忘。作家这样告诫自己和世人。哪怕是臭屎，那也是你要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到脑后时，你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总是在努力告诉我们：你应该学会忘记。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以前是疾风骤雨式地和过去划清界限，现在遗忘和隐瞒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是啊，屎是那么臭，过去是那么不堪，干吗还要留作遗产。
那些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事实都被埋葬。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就埋了。不需要任何送葬仪式，埋得越快越好，烂得越快越好。我们没有过去，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有一切向前看的英勇斗志。我们没有悲伤也不拉屎。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忘记过去。
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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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著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乾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次沮丧的旅行。
本书的作者并不这么简单地认为，在他看来，中英之间发生于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史诗。为什么直到17世纪中国文明仍能领先于全球？为什么随后它却被别国赶超，并且它的部分领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样沦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为了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它的现代化进程是如此步履维艰？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中，我们已经听到风声鹤唳。
中国此后产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发出了暗绿色的芽头。看看这些人——乾隆、朝臣、地方大员、小吏、士兵、妓女、纤夫，看看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看看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你就知道痛苦的种子埋在哪里。
1793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统治，一跃而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1793年，大清帝国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国”的天朝美梦中。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赞成乾隆万岁爷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一个多么贫穷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这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而直接导致马戛尔尼最终失败的是一件看起来同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大清朝的礼仪，前来“进贡”的马戛尔尼必须在乾隆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拒绝这样做。他只能做到单膝下跪，并且头不着地。“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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