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大字报指出：

　　“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十月十一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王洪文白了他一眼。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王洪文霍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毫无生病的样子。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滑脚溜了。

　　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十五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樱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