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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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星期四，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按照计划，他们要等汉姆沙里夫人和阿米娜离开，纳内特驾驶“雷诺”接上汉姆沙里。这时九点刚过，罗伯特和汉斯要打扮成电话维修人员，身穿路易斯提供的制服，进入公寓，安装炸弹。罗伯特估计，这项工作也许要花二三十分钟，只会比这少不会多。阿弗纳、斯蒂夫和卡尔在大楼外等着至于扮过意大利记者的卡尔，他不出现提醒罗伯特和汉斯有没有汉姆沙里的家人回来。为了以防万一，路易斯安排了一对法国年轻夫妇。他们的任务就是缠着汉姆沙里谈话，直到阿弗纳或斯蒂夫向他们示意，另外两个人已从公寓里出来。
　　但是，纳内特那个星期四没有出现，连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以后也回到了公寓。汉姆沙里本人根本就没有离开。
　　阿弗纳、卡尔、汉斯和罗伯特很快就离开了。他们已经知道，汉姆沙里的日程安排由于某种原因改变了，再在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前等几个小时也没有用。这样做甚至可能有危险。只有斯蒂夫和路易斯安排的那对夫妇仍然逗留在附近。晚上六点刚过，斯蒂夫就打电话说，汉姆沙里步行出门了，他准备跟踪他。
　　同伴们立即驾车回到十四区。汉姆沙里离开了，汉姆沙里夫人很可能也会离开去幼儿园接孩子如果汉姆沙里不是去接孩子的话。罗伯特和汉斯仍然穿着制服，开着货车，到了一百七十五号对面最近的停车场。阿弗纳在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的邮局纳内特总是在这里等汉姆沙里等着。卡尔不出现。
　　阿弗纳几乎一到位斯蒂夫就打来了电话。汉姆沙里好像是去了奥斯曼大道上的“一个阿拉伯联盟之类的大楼”（斯蒂夫的法语比阿弗纳好不了多少，说不清是哪栋楼）。如果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也离开的话，那么在他们两个人回来之前，突击队至少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阿弗纳从邮局走了三个街区，来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对面罗伯特的货车前时，看见汉姆沙里的妻子从公寓楼灯火通明的大门里出来。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去幼儿园接阿米娜。机会来了。这个时间修电话有点晚了，但是邮电部门总是会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而且，阿弗纳相信，在大城市里，人们在具备优雅举止的同时也具有惊人的冷漠。即使在巴黎，门警也不再有警觉性，邻居也几乎连问都不问。不管怎么样，突击队别无选择了。炸弹不会自己跑到电话机里去。
　　罗伯特和汉斯带着工具箱，消失在入口处的拱门之下。
　　阿弗纳一个人在阿雷莎大街的货车旁站了大约十五分钟。他希望有些口香糖。他以为自己看见卡尔在一个街区外过马路，但黑暗之中他又不能确定。阿弗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及时看见汉姆沙里或他妻子，从而给罗伯特和汉斯发出警告，如果同伴们在结束之前，他们就回来的话。
　　然而，几乎连撬锁的时间都还不够，罗伯特和汉斯就从街道那边溜达回来了。
　　“你们在开玩笑吧。”阿弗纳说。“都搞好了？”
　　“呃，我不知道。”罗伯特回答道。“我想明天早上就清楚了。”
　　12月8日星期五，八点还不到，他们就在汉姆沙里公寓大楼街道对面各就各位了。罗伯特、阿弗纳和卡尔待在大约两百码以外的货车里。斯蒂夫和汉斯待在离入口处较近的小车里。后者起着卫兵的作用，同时保证汉姆沙里夫人或者孩子在不该回来的时候回来。那天上午，路易斯的人不在场。
　　大约8点30分，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从大楼里出来。他们朝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由于纳内特随时都可能打电话，所以必须迅速行动。
　　卡尔从货车里出来，走到五十码以外的一家小酒馆旁的公用电话亭。他转了几圈，看看透过窗户他和阿弗纳能否清楚地看见对方。然后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
　　货车上，阿弗纳扫了一眼坐在身旁的罗伯特。罗伯特此时也望着卡尔的方向。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一根手指轻轻地放在索环开关上。
　　卡尔站在电话旁，把听筒凑到耳边。他的嘴唇似乎在动，但是距离太远，无法听见他说的话，甚至无法确知他是否在说话。即使现在他把烟斗衔在嘴里都无济于事。然而，阿弗纳看的不是卡尔的嘴巴，而是他的右手。卡尔慢慢地、从容地、有点造作地把右手举了起来，举到了头顶。他的手指稍稍动了一下。这是一个信号。
　　阿弗纳感到他身旁的罗伯特紧张了。他也一定看见了卡尔发出的信号但是只有阿弗纳下令之后他才能动作。“开始！”阿弗纳猛喝一声。眼睛本能地向一百七十五号外面望去。
　　他没有听见身旁索环开关的咔嗒声，也没有听见任何爆炸声。但他看见了空中沿着前面的墙边突然出现了一道微光，整个大楼仿佛颤抖了一下。他看见由于强大的冲击力，一扇窗户的玻璃呈十字形裂开了。
　　几个过路人驻足观望。
　　有人打开二楼阳台上的落地窗，朝楼下的街上看了看，然后伸长脖子想朝上面的窗户看。
　　卡尔果断地向货车走来。
　　他们成功了。
　　他们又成功了。
　　晚上，他们搞不清情况如何。他们坐在安全屋里看电视，查阅最新的报纸。汉姆沙里还活着。毫无疑问，伤得很重。但从报道来看，无法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他被送到了法布圣雅克街的科山医院虽然另一家医院圣约瑟医院近一点，但当时救护车的车头也许正朝着相反的方向他也许已经告诉了警察，在爆炸前有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过电话。
　　电话里卡尔告诉其他人，汉姆沙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有些沙哑，好像刚刚醒米。卡尔搞不清是不是他的声音，他告诉他，他是那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电话是想采访他，然后问他是不是汉姆沙里博士。听到电话那头回答是，我就是时，卡尔挠了挠头顶。
　　罗伯特似乎特别不安，甚至替自己辩护。他说他应该使炸药的威力更大一些。但是，他们都说不能伤及其他人，所以他得设法确保炸弹的影响只限于这间屋子。按照早些时候的新闻报道，当局仍然不知道爆炸的原因，认为“蓄意破坏”的可能性极小。阿弗纳不太担心。即使汉姆沙里能活下去，他在很长时间里也失去了活动能力，也许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至于他会告诉警察关于“意大利记者”的事，这似乎也无所谓。他们也许最终会把记者和爆炸联系起来他们最后也许会发现是一颗电话炸弹，尽管炸弹的威力很大但是到那个时候，卡尔已经走了很久，突击队再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了。
　　他们在巴黎的安全屋里又住了两个晚上，把货车、小汽车和一些手枪还给了路易斯。他们把欠的钱付了总共二十万，在以前几周他们已付给路易斯十五万然后，他们各自乘坐飞机，用跟入境时不同的护照，于12月10日飞回了法兰克福。这天是星期天，警察蜂拥至巴黎各机场，但没有人怀疑他们。从这一点他们就知道，汉姆沙里还活着。
　　阿弗纳没有飞往法兰克福，而是去了纽约。
　　他这一趟的公开理由是因为一个传闻这次不是路易斯告诉他的，而是汉斯以前在巴黎的一个线人阿里·哈桑·萨拉米或一些高层恐怖分子要到那里去，协调有关在肯尼迪机场跟黑豹党人一起袭击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的事宜。虽然是个传闻，但也值得核实一下，尽管他并不真的相信。萨拉米是一个具有相当贵族气质的恐怖分子，个性鲜明，与黑豹党人不可能有很多共同利益。
　　阿弗纳去纽约也有私人原因，他想给肖莎娜找一套公寓。
　　他在心里列举了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想她了。实际上比他想象的更想她。在执行任务期间，有的任务可能要持续好几年，他也许无法回以色列看她，他也根本不应该回去。某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除外这之后，还让不让他出来继续执行任务还值得怀疑。其他人除没有结婚的斯蒂夫之外都把家人弄出了以色列，而且已经去看过他们一两次了。
　　第二，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来自第六感觉的警告，即使在任务完成以后，他也不能回到以色列生活了。他不能回去也许有一个理由也许是这次行动上的，也许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去纽约？毕竟，阿弗纳一直想在美国生活（想做个美国人，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去过纽约几次，他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至于肖莎娜，如果她到了纽约作为执行任务期间的一种临时安排，他们偶尔可以见见面也许会喜欢上纽约的，也许她不会坚持回以色列生活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阿弗纳需要肖莎娜。他才二十五岁。自9月以来他没跟女人上过床，他当然会盯着女人看，但他从不做任何事情。也许他想忠于妻子，也许仅仅因为压力太大了。据阿弗纳所知，除斯蒂夫之外，其他人也完全没有性爱。当然，他们有时可以见到妻子，或者他们并不需要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但是阿弗纳需要，非常需要。他在纽约西南部的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这栋楼里允许养宠物，所以肖莎娜也可以把查理带来。4月份的首期款已经付了，到那时他们的孩子应该有3个月大了。
　　12月20日阿弗纳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当时他已回到法兰克福，他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简直难以置信。她在电话里给他说了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从她嘴里说出来，没有想到会从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口中说出来，也没想到会从一个丈夫正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妻子的口中说出来。“预产期是25号，”肖莎娜说。“我希望你在身边。”
　　一时间，阿弗纳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他说：“我会过来的。”
　　“不，你不能。”肖莎娜说。很显然，跟阿弗纳的回答比起来，她刚才提出的要求更让她感到震惊。“别愚蠢了。我不是当真的。我这里都安排好了，25号就去医院，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是开玩笑的，你不必担心。”
　　“我会来的。”阿弗纳重复道。接着他补充道：“别对任何人说。”
　　两天后，阿弗纳携带一本德国护照，跟同伴们一句话都没说，在完全违反行动指令的情况下，潜回了特拉维夫。他知道他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他被自己人看到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结局就是彻底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如果被对方的人看见了，他就会使这项任务、自己的性命以及同伴们的性命面临危险。他在非法过境时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因为它事关重大，同时还因为阿弗纳跟大多数同胞一样，以色列的安全观念有点太强烈了。这个想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以色列的反情报水平世界一流但跟许多人一样，阿弗纳相信其反情报水平比这还要好。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阿弗纳相信以色列的反情报部门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他只好冒险拼命一搏了。他成功了。
　　阿弗纳在特拉维夫待了四天，除了他母亲和肖莎娜之外，谁也没见。他甚至不敢去见他父亲或者跟肖莎娜一起去医院。但是，在婴儿出生之后的一天深夜，他假装孩子的叔叔，让值夜班的护士让他看了一眼。护士告诉他，是个女孩，她是阿弗纳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
　　肖莎娜让阿弗纳吃了一惊。他以为有一场争执的，但她似乎也想去美国。“我不在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她说。“我不在意一年是否只能见你两次，我不希望女儿是由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
　　他们决定4月去纽约见面。
　　


第八章　阿巴德·阿尔—契尔
　　恐怖活动的组织者胡赛因·阿巴德·阿尔—契尔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马士革度过。大马士革不在他们的行动范围之内。这就是阿弗纳和卡尔称他为硬目标的主要原因。另外，大家都知道，阿尔—契尔没有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卫兵。他的本行是教师，专业是东方语言。在“武装斗争”中，他是某组织与塞浦路斯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十。
　　阿弗纳注意到阿尔—契尔，是源于他和路易斯在巴黎的一次谈话。“集团”在尼科西亚的人听说有人正在策划一个空袭行动：恐怖分子打算登上希腊的一艘船。按照计划，这艘船将在尼科西亚附近塞浦路斯的凯里尼亚港停靠，然后继续开往以色列的海法港。在凯里尼亚港，一些自动武器，可能还有炸药会偷运到船上。一到海法，恐怖分子将占领这艘船，并实施报复，把船毁掉，就像袭击洛德机场一样。
　　“顺便说一句。”路易斯说。“这条消息免费。”
　　“我给你钱，”阿弗纳说。“你能告诉我更多的消息吗？”
　　“我可以再去搞一些。”路易斯说。“我还听说那些人使用的是阿富汗护照。塞浦路斯的协调人很显然就是阿尔—契尔。”
　　这件事发生在袭击汉姆沙里几天前。阿弗纳就这件事与其他人进行了讨论。如果路易斯的情报可靠，阿尔—契尔不久就一定会在尼科西亚露面。塞浦路斯可不在突击队的行动范围之外。
　　在去以色列之前，阿弗纳把路易斯的电话号码给了卡尔（直到这时阿弗纳是惟一一位跟路易斯保持密切联系的人，虽然其他人也跟路易斯的人见过面）。现在阿弗纳已经跟路易斯说好，卡尔以后每天给他打个电话。如果塞浦路斯的阿尔一契尔有进展，卡尔就在12月27日以后打阿弗纳在雅典的电话。
　　12月27日那天，他告别肖莎娜，从特拉维夫飞往希腊首都。
　　阿弗纳对雅典很熟，虽然他对这个西方文明摇篮的记忆一点也不愉快。作为“穆萨德”的一个受训员，正是在雅典他第一次遇上了父亲曾经抱怨的这项工作阴暗神秘的一面。也正是在雅典，他意识到了那些荷兰小男孩也是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公务员。这个机构跟其他官僚机构一样，充满了家族式的网络、不和、阴谋和办公室政治。
　　这件事本身很简单。不值一提，真的。当时“穆萨德”驻雅典站的站长有一天晚上喝醉了。他在公共场合，一家餐馆喝醉了，当时在场的有比他小很多的妻子、阿弗纳和一位年轻的“穆萨德”特工。不用说，别人不知道站长是个以色列特工。他的身份是雅典商人。这样，他在餐馆里喝醉就不一定太违反安全规定了。但是，不巧的是，他是个丑陋的令人反感的醉鬼。在他酩酊大醉之时，甚至爬到桌子上拉开裤子的拉链。如果不是阿弗纳和那个年轻特工阻止的话，他会把尿撒到其他客人身上。他的妻子很显然已对丈夫这种粗俗的好斗行为习以为常，她站起来就走了，留下那个年轻特工应付这个嗜酒的老板。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没什么了，可阿弗纳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震惊。他是个没有经验的受训员，还有某些幻想，而且刚到雅典。他想当然地认为，站长应该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而且，犹太人也许跟其他种族一样，有很多恶习，但喝醉酒，目无法纪的情况是很少的。阿弗纳想不起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而这个人还是“穆萨德”的一个站长。这是不能饶恕的。
　　他跟另外一名年轻特工讨论之后，决定写一份报告。那个年轻特工也说要在他的报告中反映这件事情。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老板也许需要精神方面的治疗。阿弗纳甚至还想过，整个事件也许就是一个试探，看看他这个受训员会不会出于对那个老人某种错误的忠诚而缄默其口。他才不会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