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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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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些不舒服。”崔小台的妻子补充道：“总统——”
“叫我大哥。”黄历摆了摆手，笑道：“你们俩应该对好口供再来嘛，一人说一样，露馅了不是。”
崔小台瞪了老婆一眼，又招来何梦雨抱打不平的两句呵斥，然后，两个女人拉着手走开了。
黄历摇头苦笑，仔细端详崔小台，对一路从大陆跟随自己走来的老人，他总有非同一般的感情。看着他们过得好，心里才足感欣慰。
“大哥，我这次是回来一是休假，二是向您直接汇报在香港的情况。”崔小台习惯性地挠了挠头，将重逢的喜悦压了压，开口说道：“吴老大觉得咱们赚得够多了，心里有些没底，想问问您的意思。”
黄历轻轻点了点头，掏出烟递给崔小台，两人慢慢吸着，黄历稍微整理了下思路，说道：“我也一直看着香港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股市，从六七年的最低点算起，到现在我们应该赚了三四倍。呵呵，看起来已经是大赚特赚了，但恒生指数刚刚推出，香港股市进入高潮还为期尚早。我们应该还可以再等两三年，当然，也要随时注意香港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历史上，恒生指数推出之后，香港股市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一九七零年和一九七一年先后有二十五家和十六家公司上市。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刺激香港股市进入高潮。随后又由于港府宣布兴建地下铁路，各公司加息和送股，股市进一步狂热，恒生指数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到达历史高点。算起来，这轮为期五年的牛市，股市居然上涨了二十五倍，实在令人咋舌。
“嗯，有您这话就放心了。”崔小台点了点头，说道：“吴老大最服您，凌雪和慕容辰，有时候指挥不动他。”
“他俩呀，有时候是不太靠谱。”黄历对凌雪的率性和慕容辰的放纵也有些不放心，“还是按照规矩办，数额小的就由他们去，超过数额的就要控制一下。”
第352章 中国的钓饵
在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动时抄底的南洋联邦财团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不仅是在股市上，在房地产的获利也相当可观。随着香港局势的稳定，香港经济开始复苏，进入了香港地产市场的黄金时期之一。房屋租金全面上涨，三年间，租金上涨幅度在130…300，政府出面干预也未能阻止租金快速攀升。
量子基金作为资本积累的第一战是相当成功的，成功到令吴沧重都有些心里没底。这就是黄历选他作为经理的原因所在，在钱烧手的时候能少一分贪婪，保持平常人所没有冷静。
“赚取利润的抽出不要过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纽约和伦敦证券市场多锻炼一段时间。”黄历边思索边面授机宜，“要防备未来的金融战争，就要熟悉金融战争的各种手段。还是那句话，不打无把握之仗。”
“以前不知道，也没想到金融市场会如此复杂，如此令人既忧且喜。”崔小台感慨道：“赚起钱来，象白拣一样。也有倾家荡产，一夜之间沦为乞丐的。真是——”
“嗯，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让我非常欣慰。”黄历赞赏道：“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我们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要保持一份冷静。你和老吴还有其他的投资吗，可不要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押上去呀！”
“老吴在买地，他看好伊里安岛，看好棕榈种植，并说现在投资，就象六七年抄底香港差不多。”崔小台笑道：“他还说，现在虽然收益缓慢，但几乎没有风险，等老了，就去那里盖幢小别墅，没事进林子打打猎，找条河钓钓鱼。”
“这家伙安排得挺好。”黄历笑了笑，说道：“棕榈产业刚刚兴起，确实有良好的前景，而且风险极低，你也投资吧！”
“好，好。”崔小台点了点头，脸上有些怪异地说道：“大哥，一会儿您再说一遍投资棕榈产业的事情，让我那个婆娘也听听。”
黄历愣了一下，揶揄道：“明白了，财政大权原来不在你手里呀，也好，女人看得紧，你就不能胡乱花了。”
“嘿嘿。”崔小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大哥，您什么时候去香港，老吴让我打听一下，他好安排。”
“安排什么？”黄历摇了摇头，说道：“时间还没定，总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象一个旅游客，四处都走走，然后再从香港去中国。你知道，在我这个位置，可不象你们，能够想去哪就去哪，真是苦恼啊！”
“谁让您是国父呢！”崔小台恭维了一句，说道：“要不要我和老吴在香港给您物色几个保镖，他们对中国应该比较熟悉。我呢，让我跟着您去吧，我一定——”
“算了吧！”黄历拍了拍崔小台的大腿，打趣道：“就你这瘸子，还想我背着你跑啊，不行喽，我年纪大了，你肥肉也多了。”
“哈哈。”崔小台开心地笑了起来，边笑边说道：“是啊，想想在天津的时候，有时好几天都吃不上饭，现在吃肉都要少吃，婆娘说是什么脂肪，胆什么醇的。真是，每当想到从前，我就又想哭，又想笑。”
黄历连连拍着崔小台的手臂，也是感慨万千，自己的出现，直接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而间接改变的则是整个海外的华人，沧海桑田，想起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
正如黄历所说，他的一举一动由于有总统的光环，即便是退休的总统，也会引起外界的猜测和关注。所以，他必须慎重，必须做好准备，必须选择时机。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似乎比他更急，为了给他的访问营造气氛，也为了向中国作出更明确的暗示。美国国务院作了一个低调的、以事论事的宣布，即放宽（而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这一宣布没有要求对等，中国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而未作出正式反应。但释放了两名在香港海面驾驶游艇倾覆、漂到中国海岸的美国人。
显然，中国也懂得如何采取不对等的行动，美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虽然美军已经在老挝基本上实现了战略收缩，在泰国、越南王国、柬埔寨三国的环卫下，于老挝南部建立了一个政府。但他们显然很想争取时间，以便清剿当地的游击武装，招募山地居民，重组一支老挝人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所以，尽管美国已经通过南洋联邦以及其他渠道向中国表达了愿意改善关系的一般的信息，但现在他们需要更具体的东西，以便在黄历以个人身分访问巴基斯坦时转达给中国。如果能在下一次总统大选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以前，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那对尼克松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时，美国政府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亲斯拉夫立场，他们认为：苏联非常担心美中勾结，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会使苏美合作成为不可能。所以，美国应该把改善对苏关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不应该增加与北京的接触；另一派势力是现实政治派，他们认为苏联可能会更愿意和解一些，不然美国就会寻求与中国接近。这一派力促美国扩大同中国的联系以制衡苏联；第三派“亲华派”则认为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不应该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尽可能采取行动以使苏联不安是有用的，但是美中关系的根本改变要根据其他考虑而进行。
尼克松和基辛格是站在现实政治派一边，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在写给黄历的长信中是这样说的，“您知道我愿意设法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当然，最好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但我绝不放弃它。从中国的态度来看，显然他们赋予了贵国这个沟通渠道以特殊的价值，总统先生也一定会负起历史赋予的更大的责任，在访中过程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在此，我预祝总统先生旅途顺利，并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我们总的方针：我们一向都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象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他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据。”
“另外，请总统先生务必向中国领导人说明：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要赎所谓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它并不是要勾结起来反对苏联，而是给我们以均等的地位用来从事建设性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中国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黄历放下了尼克松的长信，文字很谦恭，但催促的意思也很明显，美国人显然对他迟迟不动身感到困惑和不满。
看时间，看形势，看准备，也差不多该动身了。黄历摸着下巴思索着，二十多年来的坚冰由自己来显示打破的迹象，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难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阴沉、混乱、狂热和格格不入的国度。他们深信越南和老挝的战争是中国的扩张主义的反映，文化革命是迷信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产物，这些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很令人恐惧的。
而中国则认为，美国在亚洲所作的努力的规模同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他们认为，唯一讲得过去的理由便是美国在加紧封锁中国，并且在把印度支那变成进攻中国的跳板。
但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隐约可见的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令人感到欣慰。
然而，美国人正在为二十多年的隔离付出代价，他们不知道怎样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怎样与他们打交道。中国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过去一直成为对话主要内容的实际步骤。诸如承认、联合国会员籍、各种权利要求、交流等等。他们想要的是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使中国四面受敌的困局被打破。
正是苏联在四千英里的共同边界上集结力量造成的明显威胁，以及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才迫使中国谋求减少他的敌人，并获得另一股对抗苏联压力的力量。
但这种威胁显然是被中国领导人有意渲染夸大的，作为一个钓饵，就等着老美傻乎乎地咬上去。然后，毛泽东可以继续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并让美国人感觉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
第353章 韩国—遏日的一环
循序渐进的前景是良好的，但如果南洋联邦和美国使中国方面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的缓和表示是出于示弱或害怕，那中国方面敏感的自尊和愤怒便会毁了这一切的努力。所以，黄历要想达到目的，便要使中国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中美交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苏联的威胁是切实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也需要警惕。不管这些理由是真的，还是照顾中国的面子，都是必须的。
访问的日程已经有了计划，既然打着旅游的幌子，就不能直奔中国，总要装出个样子。在外人看来是如此，但黄历还有着其他的目的，肩负着其它的任务。巴基斯坦、越南王国、柬埔寨、韩国、香港等地，都将留下黄历的脚步。
印度、老挝战争、日本，集中了南洋联邦政府关注的目光，作为被延续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黄历有资格、有身份与相关国家进行探讨和交流。印度和老挝战争是老问题，日本是新问题，黄历特别对韩国的访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此时的韩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朴正熙的日子并不好过，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俱在，令他不敢稍有松懈，也因为如此，他与南洋联邦的关系更为密切，以此来抵消美国的不满和压力。
美国对朴正熙政权的不满由来已久，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军人政权，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这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独一无二的美国特产。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把民主向任何国家简单地传播，因为韩国人民也倾向这一美好的政治制度。
对此，朴正熙曾反唇相讥：“韩国以一九四八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别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种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的发育成熟就生出来了，或者象一个一百磅重的人借了一件二百五十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
的确，从韩国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民主实验中，橡皮图章式的美国民主只是造成了不协作、分裂和骚乱，朴正熙接管了政府之后，使骚乱渐变为稳定有序，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实施其社会、经济、政治计划，也使美国渐渐地开始对军人政府另眼相看了。在反共的纽带联系下，美国接受了朴正熙，让他参加全球的反共大合唱。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曾邀请朴正熙访问了华盛顿，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一次高潮，访美结束时，两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了两国间“传统的友谊”，表明了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韩国的支持。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年轻的、极有个性的总统肯尼迪，在公报中明确地督促韩国必须“尽快”完成政权向民间政府的过渡。这里便蕴藏着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方面。
美国认为，朴正熙的一系列稳固自己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打击了原有的亲美势力，直接或间接地触动并损害美国在韩国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美国的极大忧虑和不安。而且，军人和政治搅在一起，长期下去有可能被拖入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因此，美国几次逼朴“还政于民”，由“军政”变为“民政”。亲美的老政客也乘这个机会上街闹事，抵制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统治。连朴正熙军事集团内部的李周一、金东河等实力派人物也从这个集团中分裂出来，准备组织反朴政变。
迫于这种形势，朴正熙为了缓和美国和亲美政客的压力，缓和人民对军事政权的不满和反抗，于一九六二年采用国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朴正熙的目的是想避免各党成员频繁地改变初衷和派别活动，使党派政治稳定化，更是为了遏制反朴势力的丛生和蔓延。
而朴正熙为了缓解国内外压力，曾多次言辞恳切地表示，“当革命任务完成时，将把政权归还给有良心的政治家”，“自己无意参加总统竞选，还是要回到本职岗位上去”。
到了一九六三年初，朴正熙对是否全力进行总统选举这个问题举棋不定，因为他曾多次许诺“还政于民”，言辞恳切地表白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但他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心中的权力欲向他呼吁：现在不是退下的时刻！
这个问题一直苦苦折磨着他，从他一早醒来到进入梦乡，角逐总统大权现在无疑是他前进的导向标，他希望戏剧性地、出人意外地冲上权力之巅。但他又必须对作出的保证负责，从名义上讲他必须从政治上退出。
朴正熙在用自己的感觉加以分析后，深深地陷入了一种苦境：从个人角度上看，连他自己也很难分清他的行动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他历来信奉的原则是，“任何决定都应出于对形势的考虑和关心，而不是个人好恶和求荣欲望”。反对派的政治家们一直指责他利欲熏心，现在他不得不扪心自问：在事实上，这些指控是否有一定根据？
其实朴正熙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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