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3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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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截然不同的训练……”

黄历知道，这是老艾克在施加自己作为总统的最后的影响，以便希望自己的继任者能够对越南问题采取与他相同的策略，为计划于六一年展开的“轰雷”行动开绿灯。所以，黄历认为老艾克的举动是必要的，但指望西点军校研究出对付游击战的全新的战略，他却不抱什么希望。

西点军校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原因无非是它的学员中出过两位美国总统和3600名将军，包括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史迪威。但这些从战火中爬出来的名将，未必就是战略家。

西点军校在黄历看来，它仅仅是一所陆军初级军官学校，入校的学员都是在电影和小说里看到过战争的青年学生。尽管学校里也有战略、战术、防务理论和国际关系专题讲座，可是对于没有经过战争的十八九岁的懵懂青年，差不多是对牛弹琴。

第258章　国内的变化

西点军校并不是军事学院式的高等学府，更不是一所军事研究机构，它的特点在于培养能拚能打能经得住摔打的战场初级军官，它主要是通过严酷的野战训练，造就军人的品格——体魄坚韧、心理健康、不畏艰险、勇敢顽强、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一句话，是造就为了军校荣誉和国家利益而战的铁血军人。

而真正为美国政府提供战略咨询的是国家的战略思想库或是叫作战略咨询系统——这是美国战略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但它真的科学吗？黄历对此嗤之以鼻，美国人对民主化已经走火入魔了。在美国国内，这种战略思想库数以百计，除了部队、政府、国会拥有自己的高级咨询机构外，各地大学也都设有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这些民间的研究机构大者数百人，小者几个人。

这些大大小小的智囊团，用电子计算机提供各种数据，提供各种可能性，提供利弊权衡，最后由决策者来作最佳选择……但是，这种貌似集思广益的乱嚷嚷有时会把决策者搞得方寸大乱莫衷一是。这种脱离实际貌似内行的外行，用电子计算机能判断出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和战场形势吗？如果是这样，似乎不需要人的智慧和实践，所以国防部长也可以不是职业军人……但是，不会游泳的人单凭训练教材，就能当好游泳教练？狗屁！

在美国，确实是这种怪现象：研究战略战策的人远离战场；投入战场的人却又不研究战略战术，所以那些所谓智囊团的馊主意特多，也让美国政府出了不少的丑。比如说U…2事件，猪湾事件等等。

嗯，腹诽归腹诽，山姆大叔的钱还是很好掏的，花起来也很爽。其实，南洋联邦今年的财政赤字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借助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为将来的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并不是那种只图眼前好看的政绩性质的工程。

进行固定投资，一直是南洋联邦所实行的重要经济政策，这样能使资本积累率在GNP中的比重逐年提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是建设的重点，就象一个人的血管，四通八达，畅通无碍，使得南洋联邦各州成为一个连接紧密的整体，既便于政府管理与控制，又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增长和商贸发展。

目前的南洋联邦虽然发展很快，但整体上还不均衡，形成了三个阶梯形的地区。整个婆罗洲作为南洋联邦最先解放，最先发展的地区，集中了大多数的工况企业，经济最为发达；苏门答腊岛上的各州发展逊色于婆罗洲，但以华人为主体的南苏门答腊州却一枝独秀，为其它州起着带头作用。南苏门答腊州的巨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都市，形成了以炼油、采矿、机械为主的产业类型。而其它州则在农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分别以橡胶、烟草、茶叶、咖啡、棕榈油、苎麻纤维、琼麻、椰乾、槟榔子、木棉、花生和胡椒作为主要的出口农产品，虽然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工业发展较慢。

第三等级则是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和新几内亚岛，它们加入南洋联邦的时间短，但在联邦政府的大力援助下，以及在政府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导下，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正在进行着适合本州发展的建设工作。当然，在联邦军队的控制下，各州日趋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动力，前景还是乐观的。

在南洋联邦的不断发展中，华人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占多数的民族而存在，而是逐渐在增强着实力和影响力。相比较而言，华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其他民族要高，勤劳、智慧、勇敢、能吃苦的优秀品质在南洋联邦这个温润的土壤中茁壮成长，焕发出惊人的光彩。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汉语中“生意”这个字并没有包含诸如人生意义等这种深奥的形而上的东西，它只代表买卖和经营。但对华人来说，或者是大多数的华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对生意兴隆、生活富足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和快乐的追求。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华人，那就是：华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商人。

上述的判断未尝没有道理，华人天生具有商业才能，放在世界哪个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迅速致富，这样的例子在海外比比皆是。在南洋联邦也不例外，华人在建国后的短短时间里便迅速富裕起来，在商业的各个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毫无疑问，华人将遭到当地土著的嫉恨以及所在国政府的担心和警惕。但现在，只要你遵纪守法，就不必担心赚取的财富会被无理剥夺，因为这是华人自己的国家。

虽然黄历很愿意看到华人群体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族群，但同样对一些华人的劣根性深恶痛绝。他对偷税漏税、为富不仁的某些华人从不轻纵，并且将税务局打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部门。

南洋联邦总税务局在全国所有的州都设有分支及下属机构，共有十一万名雇员，而且拥有很大的权力。对于那些欠税者，税务员可以冻结其银行存款，没收汽车，查封房子，令其子女中途辍学，总之想尽一切办法，直至交清税款为止。因为政府有对中、低收入人群减免税收的政策，税务局的主要目标便直指那些高收入者。而对隐瞒收入、谎报税单的个人和企业，税务局不仅会课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重罚，降低该个人和企业的信用度，取消对企业的优惠政策。还将起诉至司法机关，对该个人或企业负责人进行刑事处罚。

第259章　平等竞选的精髓

华人在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中是聪明的，冠以“东方的犹太人”之称，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华人太过聪明，甚至有些精明和狡猾，其中一点便是华人爱找漏洞、钻空子、讲变通。

华人喜欢抄近道，喜欢将变通视为生存的法则。找关系、托熟人、走后门是变通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变通执行；找漏洞、钻空子是变通管理。华人认为，变通是才能中的才能，智慧中的智慧。变通可以进退、可以方圆、可以黑白、可以取舍、可以虚实，也可以缓急。总之，凡事可以权宜。所以，当规则出台时，人们习惯性地思考如何规避规则，如何变通规则，如何绕道行之。

人类需要规则，规则用于约束人的行为，限定做事的方式和程序。人人遵守规则，事情就变得简单。但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规则，任何法规只要你想钻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钻。世界上没有破坏不了的规则和制度，只要有足够的聪明和胆量，再严谨的规则，也是可以有变通的手段的。

变通的心理是一种在毁坏既定规则前提下的功利主义的价值选择，是人们为了个人利益而篡改规则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它是对规则的无视和藐视。华人喜欢对规则进行肢解、变通、歪曲，以便趋利避害。如果无法肢解、变通、歪曲的话，那么就找它的漏洞，争取绕开、避过。

但是对一个社会而言，钻空子的聪明人太多，社会就会被腐蚀，从精神到肌体，从道德到行为。整个社会进而也会出现一种集体失范的状态。而变通和坚持并非是一对矛盾体，在现代社会中，人可以变通，变通才不至于僵化，但是规则要坚持、制度要坚守，否则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制度的漏洞可以完善，政策的漏洞能够弥补，若是意识上出现漏洞，心理上出现空子，才是最具危害性的。

在南洋联邦，这种现象在几位试图钻空子的富商大贾被严厉惩治后，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震撼。钻空子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几乎会让人身败名裂，与获得的利益相比，显然过于悬殊。给你们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但必须遵纪守法，必须牢守规则，否则，倾家荡产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黄历来说，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继承过来，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洋联邦，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绝不是规定些传统节日那么简单。而通过法律强制、社会公德的宣传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更不是一代人、两代人便能成功的。尽管清除华人脑中固有的思想非常困难，但黄历却必须做下去，没有听之任之的理由。

当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比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更适合时代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快于其他国家。赵武灵王、秦始皇、唐太宗、武则天以及英国的君主立宪、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都是通过文化体系的变革，换来了国家的强大。所以，聪明的统治者、或者说有追求的统治者总是想办法使自己国家的文化体系更进步，以此来推动国家的强大。

国家的强大包含着很多因素，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文化上的，缺一不可。一个瘸腿的巨人，象苏联那样，尽管风光嚣张一时，却逃脱不了轰然倒塌的命运。

黄历知道要解决的问题不少，困难很多，但他不服输的性格使他能够制定出相应的计划，并且领导着南洋联邦一步一步地耐心地向强国迈进。

经济上的发展有目共睹，势头不减；政治上，正在亚洲逐步建立起大国的地位，在反击北越的战争中更将向世人证明，谁是亚洲老大；军事上，飞机、坦克、火炮、军舰，以及轻武器，基本实现了国产化，一支精悍的、职业化的陆海空三军令人不敢小觑；文化上，嗯，这个问题是最不好解决的，所要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但也没有停滞不前的道理，而是在切实的进行之中。

当六零年的春天来到的时候，南洋联邦、美国和越南王国开始了“轰雷”行动的准备工作。越南王国将在一年内再增加十个直升机机场，扩建已有的四个中大型机场，并加紧培训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陆军的编制进一步扩大，在一年后正规军将达到二十五万的数量。从南洋联邦和美国运来的武器弹药陆续地、秘密地运抵港口，囤积在各个军事据点内……

黄历不想独家承揽对北越的军事打击，他开始积极地与亚共体各国进行了秘密磋商，希望各成员国出兵助战。一方面显示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出兵的正义性。按照亚共体新增的宗旨和纲领，在成员国遭到外来侵略的时候，各个成员国是有支持和援助的义务。

同时，因为在展开军事行动时，黄历很希望美国第七舰队出动飞机助战，所以，他的目光也关注着在美国开始的总统大选。

这确实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尼克松和肯尼迪在美国大地上正进行着典型的二人决斗。

尼克松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解决钢铁工人罢工，他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鲍尔斯的成功获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在白官。他极力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与和平。

肯尼迪的有利条件是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他大肆宣扬的主题则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先。

起初，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四十六领先于肯尼迪，但也许是运气作弄，也许是老天眷顾肯尼迪。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茵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

于是，尼克松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己。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森特·皮尔博士。

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否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这时，肯尼迪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虽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己邀请他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那里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不能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举声。

两个星期之后，盖洛普宣称双方选民的人数又趋于接近。尼克松是四十七，肯尼迪四十六，尚有百分之七未定。

最后的决战是在通过全国电视网广播的面对面辩论展开的，尼克松本人原是辩论能手，他在电视中看到肯尼迪接受提名的演说时，不知道肯尼迪当时劳累不堪，竟以为他的对手讲话太快，声音太高，讲的内容太复杂，一般美国人不能理解，这也正是尼克松所以接受进行辩论的挑战的原因。两人都为这次辩论全力以赴地做准备，仿佛要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般，就说话技巧和思想内容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

因为直到举行辩论的那个晚上为止，两人中，尼克松的名气更大，担任的职位更高。现在在这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的面前，他们却全然不见高下，肯尼迪竟然略不逊色。更为重要的是，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辩论的人，认为两人都干得不错，但是电视观众更多，他们看到肯尼迪参议员肤色黑红，身体健康。而尼克松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掉了五磅肉。他显得面容憔悴，衬衣领口松松地大了半个号码。他无精打采，表情严酷，而且由于考虑不周，意欲掩盖初生的胡子茬，在脸上涂了一层隐须膏，弄得油光闪亮。

尼克松按医生的指示，每天晚四杯可可牛奶，恢复了体重。在以后的几次辩论中，他的健康情况看上去已和他的对手相当。他在辩论中也得分较多。但这已全然无济于事；成百万的人已经看到了自己所想要看的一切，主意也已拿定。

最后一次辩论之后，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是：肯尼迪五十一，尼克松四十五，百分之四未定。

到竞选末期时，选举的情况愈来愈模糊不清，仿佛成了许多景物和音响胡乱重叠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