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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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另一种苍凉滋味儿。不管怎么说一根绳是我们犯人向往的好地方，那里是我们的休息地。晴天时骑上墙头晒太阳，大风天在墙根儿避风寒。看着难友们一线排开在一根绳上，不由让人想起那句“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这句俗语。想想这成语与我们的实际状况还真相符呢。一根绳除了让我们休息避风外还有了更重要的用途是看女人，看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女劳改犯，她们是一道永远看不够的风景。管教们也是够操蛋的，常以此对我们冷嘲热讽。每当看见犯人眼巴巴向墙那边观望时，就骂道：狗娘养的，小心掉下眼珠子！犯人们则自嘲道，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哩。一道石墙就像天上的天河，隔开了牛郎织女。站在石墙下面我也禁不住和别人一样“撑死眼珠子”，观望当中不免又想起冯俐，心想：要是冯俐一直在帽儿山呆好，现在也会出现在那边的女犯人中间啊。那样我就能看见她了，甚至我们可以在“天河”两边对唱《西波涅》。一根绳可以说是我的白日梦。

冯俐，你在哪里？

活着还是死了？

再给我托个梦吧，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17·

　

　

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二

赵仁、董善——

眼前同时跳出两张阴阳脸是因为犯人中流传的一句话，这话是：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一句话就把人们对赵仁、董善的看法表达出来了。但这话不属我乐岭的专利，“产地”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有说是广合农场，有说是团河农场。曾和赵董一起改造过的人都极力证明当时就传开这种说法。可见此话由来已久。想到这两人我不由想起在清水塘时高冲说过的“人实际上应该分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所提到的赵、董二人当属坏人阶级无疑，不管他俩认不认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自己归了位。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作为一个人，好与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由来？先天的？后天的？还是先天后天两相纠缠的？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从根本上说是尚仁向善的。赵仁董善的名字便可证明这一点，而到后来出现尚仁不仁向善不善的情状大概也是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赵仁四十出头年纪，山东黄县人，县剧团的专业作曲。据说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有些特殊，是民愤所致，确切地说是剧团全体女演员将他送进右派分子的行列。他的专职工作是为剧目谱曲，他熟悉每一个演员的音乐天赋，特别是掌握每一个女演员的音域。在一个新剧目排练之前，他便向自己看好的女演员暗送秋波。回应自是不一样的。知晓他伎俩或尚不愿放弃演出机会的人只好违心听他摆布，而那些不肯就范的就有霉倒了。设计唱腔时他在这女演员音域的上限高出半个音阶，试唱时一唱就唱破了嗓子。即使硬顶着唱下来，到真正演出时心里也十分紧张，演技得不到正常的发挥。稍不留神唱破了嗓子就一下子砸了锅。女演员把他恨得要死，不断到团长那里去告他的状。团长是个不懂业务的工农干部，怕得罪了赵仁，赵仁一“拿把”便演不成戏，只好两方面虚与周旋。后来就开始了反右。活该赵仁倒霉的是，这时剧团分配来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作曲不再是赵仁的一统天下。于是长久压在团长心头的那团怨气便膨胀起来，想起那句有关报仇的古语曰：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现在时机到了。反正剧团要有人当右派，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了赵仁。赵仁打右派令那些遭他作践的女演员们人心大快，这足以证明赵仁打右派很有群众基础。《人民日报》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在这里可以改造为《女演员说话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正好应在了赵仁身上。

遗憾的是在整个运动中赵仁的情况仅仅是一个特例，况且让他这样的人也划为右派让许多当了右派的人都觉得面上无光。

董善，也是四十岁左右年纪，看模样倒挺憨厚，下嘴唇厚于上嘴唇，就是人们所说的地包天。他原是北京某区委宣传部的干事，除了整材料写通讯报道外，还鼓捣点文艺作品，小说、诗歌、戏曲，什么都来，也时常发表，在区里小有名气。部里的一位副部长也迷恋文艺，时不时也小打小闹写点，共同的爱好将两个本来地位悬殊的人拉近了，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整风开始后，有天副部长对董善说市区不设文联，对繁荣文学创作不利。现在许多单位成立了文学社，咱们是不是可以挑头搞起来一个，将广大文学爱好者团结在周围。董善立刻表示赞同，并说这事宜早不宜迟，应该马上动手搞。副部长就让他先在作者中摸底。因为形势很快就发生逆转，开始打右派了，文学社还未及进入实际性操作，就夭折在萌芽状态中。不要说这不成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是两人你知我知的事。不料董善却就这件八字尚不见一撇的事对副部长进行了揭发，还将平时副部长对他说的一些他认为有揭发价值的话也一股脑儿端出来。到头来，副部长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他忽略了一点：揭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啊！他后悔不迭，却也晚了。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常言道虎死有威，副部长的那些尚在位上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出面帮他把这件事情摆平，又给他董善罗列了些事，把他送进了监狱。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右派都有自己的“罪恶史”，这些东西本来是写在档案里的，并未公诸于众，可到头来就弄得大家“彼此彼此”都知道。这传播者主要是管教干部。

我时不时想到赵仁董善是因为这两个小子实在太可恶。

王妃——

看到王妃是五一劳动节这天。我乐岭农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首场演出，在场部前面的空地上垒起一个台子。台子的四角竖起长长的杆子，扯起天幕边幕，这简陋的戏台就很撩拨人心了。演出还未开始，台前已按预先划分好的区域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最前面位置是场领导管教干部及他们的家属，再往后是清一色的犯人，光头的是男犯，留发的是女犯，中间由小一号光脑壳的少年犯隔开。农场很少开全体犯人大会，也极少有演出，因此这是男犯与女犯难得聚首的机会，可以说这是犯人们的节日。女犯们已不存一般社会上的女子面对男人表现出的那种矜持，而是将火辣辣的眼光朝男犯堆里睃来睃去。男犯则更邪乎，就像同时接到向右看的口令似的齐刷刷将整个脑袋转向女犯们，这时倒真能体现出我们自嘲的“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的情状。坦率地说，我自己也未能超凡脱俗。不过我不像其他男犯看女犯那般漫无边际，我有目标，这目标就是妃们。听张撰说从帽儿山转来的几十个女政治犯包括着四名妃（五妃中的一个妃因病保外就医了），我想从众多的女犯中把这几个妃认出来。说起来这想法也确实古怪。我坐的位置与女犯的位置相距三十多米远，这样的距离看人的面目只能看出个轮廓，朦朦胧胧的。这时我的头脑中突然跳出“雾里看花”这个字眼。她们是花，是监狱之花。想到这里我的眼有些湿。我转回头，低垂着，直到演出开始。

节目一个接一个地往下看，小演唱，对口词，天津快板，京剧清唱，小舞蹈，器乐小合奏，二胡独奏，板胡独奏，男声独唱，女声独唱……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内容不断重复，单学毛选节目就有三四个：两个老头学毛选，两个老婆学毛选，两个毛头（儿童）学毛选，夫妻双双学毛选……表演也雷同化，不管是老头老婆还是毛头，都是手持一本打开的毛选，在台上边唱边扭。接下来是女声合唱《我们的田野》，总共十几个女犯人一排站在台上。张撰已提前告诉过我，演唱者中有包括王妃在内的三个妃。但因距离远，从中很难辨认出哪个是王妃。嗓门都很嘹亮，优美的歌声响彻原野：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肥大。

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

唱完《我们的田野》，又唱了一首《打靶归来》。这是一首军营歌曲，轻松抒情，可想想是一些女犯人在唱，就觉得有些古里古怪的味儿。最后一个节目是歌剧白毛女片断，我知道王妃要再次出场了。是年关躲债那场戏，先是杨白劳出场，唱了一段后，喜儿出场。头一眼看见扮演喜儿的王妃，我觉得眼前倏然一亮，真是个可人儿。面目身条都极佳，张撰说王丹凤不及并非夸张，如果以业余的标准来评判，王妃的表演是出类拔萃的。动作协调，嗓子清亮圆润（这时我不知道怎么提到了赵仁，心想幸亏不是由赵仁谱曲，否则该轮到王妃唱破嗓子了）。演出很是成功，谢幕时热烈的掌声让二人下不了台。最后作为补偿，杨白劳唱了个学习雷锋好榜样，喜儿唱了个京剧《红灯记》片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第一次见王妃。

张撰——

在一根绳，张撰悄悄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问我对王妃的印象如何。我说很好很好。我问他和王妃的关系有没有发展，他坦言有发展。我问下一步想怎样，他叹口气，说身不由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点点头，潜意识中觉得他俩的恋情是行进在荆棘丛中，不会顺当。张撰又告诉我，几天后他们宣传队还要赴其他劳改农场演出，他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打听一下冯俐的消息。如果在以前，我会一下子振奋起来，因为这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希望渺茫，自来我乐岭后，只要有机会我便向从各农场（包括监狱）转来的难友打听冯俐的下落，回答都叫我失望。冯俐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可我也不想有违张撰的好意，说声谢谢了。张撰看出我的情绪不好，安慰说老周别难过，你快出狱了，出去后一定会找到她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说到这张撰像突然想起什么，眼光越过一根绳向妇女营那边望去，只是下意识地看，不求寻觅到什么。他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做了首诗，送给她的。我念你听听，看写得行不行，最好帮我修改修改。我说画家成多面手了，又成了诗人。他笑笑说：不是有人说恋爱的人都是诗人吗？他说我念了，题目是《篱笆上的花》：

你是一朵打破碗碗花

抖一身美丽朝篱笆上爬

风吹

雨打

挡不住你的步

你为什么叫打破碗碗？

叫打破碗碗，但不要打破碗碗

碗碗留下，好装盛秋天的果实

假若有一天碗碗真的打破

你不要伤心不要哭泣

还要往上爬呀

往上爬

不料我叫这几句诗弄得眼泪汪汪的，是啊，往上爬，往上爬，爬到篱笆外面去……

傻朱——

刚消灭两个“黄团长”（犯人对玉米面窝头的戏称），就听监舍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那粗腔大嗓一听就知是傻朱。我一边喊到一边往门外跑，见傻朱背着手凶凶地盯着我。我不摸头脑，心想莫非有什么事让人报告了？面临危险我一下子想起高云纯对我的告诫，赶紧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攥在了手里。不料惹得傻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得意很放肆，像吃饱了的鸭子呱呱呱地叫。我又叫他笑怔了，心想今天这傻朱是咋的啦？喝了痴老婆尿？傻朱笑够了才开言说是高云纯那小子又教出你这么个学生吧？我没吭声，心想原来这伎俩已被傻朱识破了，看样高云纯除了我还对其他的“四眼儿”进行了传授。只见傻朱又板起了脸来，厉声命令道周文祥你把眼镜戴上！我的心怦怦地跳，心里斗争到底戴还是不戴，不戴是抗拒命令，戴要冒眼被打瞎的危险。这时又听傻朱吼叫周文祥把眼镜戴上，赶快戴上！我知道无法抗拒了，手哆哆嗦嗦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同时赶紧把眼闭了。舍车保帅，眼球无论如何要保住啊！我迎接着傻朱的出手一击，全身从头到脚每一根神经都在战栗，眼前像有一团火球在闪耀，在烧灼。我觉得快支撑不住了，要倒下了。这时耳畔又响起傻朱鸭叫似的怪笑，我睁开眼，见傻朱笑得脸都变形了。我立刻明白他是用欲擒故纵的手段来折磨我的神经。我愤恨极了，心里骂你这狗娘养的。傻朱停住笑说道：这回念你初犯，饶了你这个跟屁虫，下回见了我再他妈四眼儿变两眼儿就一拳把眼镜打进你脑子里去。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这时他把背在后面的手送到身前来，我看见他拿着一封信，他把信丢给了我，就转身迈着熊步走了。信使我忘记了其他，从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和落款地址一看就知道是苏英，我心里犯疑，她咋知道我转到我乐岭来了呢？我抽出信瓤看，仅寥寥的几行字，除千篇一律的好好改造外，还有这么几条信息。一是她于两年前摘了帽子，二是大病了一场，再一条是关于冯俐的，说听人说小冯目前关在晋城监狱里，恐怕出不来了。这条信息使我全身的血骤然冷下来了，呼吸都停止了。冯俐咋重新关进了监狱？出不来了又是什么含意？！我几乎要哭出来，傻朱刚才没打出来的那一拳让苏英打出来了，打在了我的心上……

小西地——

小西地是犯人墓地，在我乐岭农场正南的一个小山坡上。到墓地来的人不外乎两种，一是被活人送来的死人，二是送死人来的活人。犯人中流传的那首掘墓歌将人生看个透彻：“挖呀挖，挖呀挖，今天咱们埋别人，明天别人埋咱们。”我是头一次到小西地，自是担当“埋别人”的角色。“别人”是同监舍的曹大个子。他是我乐岭农场的“坐地户”犯人，或者说是“卧床户”犯人。自我来后就见他一直躺在铺上不起身，整天哼哼唧唧，饭吃得很少，半个月前干脆不吃饭了，说“辟谷”了。“辟谷”这字眼其实与绝食是同一种事物的两种说法，大家都清楚，说“辟谷”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绝食”趋于合法化，这样死了没人追究“自绝于”什么什么的。我听监室其他“坐地户”犯人讲过他的大体经历。读中文系时知道了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最根本的一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曹大个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个类型化的人物：富家子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起来造老子的反，然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共产党内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大致人生走向有二：一是为革命捐躯成了烈士；二是活了下来在新政权中当了首长。曹大个子本应成为后者，是命运乖戾不测让他这个革命者到头来成了革命的罪人。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当地农民打死，他事先不知道，大军向南挺进途经家乡时他突然起意回家看看，故事就从这里开了头。他骑马于部队驻防间隙回到自己的村子，正在这晚还乡团在村里屠杀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听着枪响如爆，他站在村口思忖再三，返回了。可有人看见了他。村政权给有关部门写了检举材料，说是他带来了还乡团。他拒不承认，又苦于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反革命杀人，最终被定了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当然没杀人只是听他个人说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个谜了。我和另一个被派公差的犯人用板车将曹大个子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墓地时，已经有一个犯人等在那里了。那犯人是场部勤杂班的，见面时自我介绍说姓程，又说许多年来我乐岭死了人都归他处理。他用手往山坡上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