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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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悠。谁也不会把梦当真，可谁都想从梦中寻找些什么。我敢说没人像我们犯人那样在意梦了，平时一个重要话题便是相互交流和诠释各人的梦，可以说梦是我们犯人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惟有梦才能冲破关押我们的牢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事情可以由梦来完成。尽管虚空也多少是一种安慰。当然有的犯人也因梦引发出许多麻烦。在清水塘农场管教曾暗示犯人要向当局报告同监室犯人夜里说的那些体现反动思想的梦话，于是犯人中那些“积极改造分子”闻风而动，一夜一夜地不睡觉竖起耳朵听狱友的梦话。这种事说起来像天方夜谭，却是事实。谁要听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要去找别人就找我们犯人，怪事多得像沼泽地里的蛇。

傍晚时分，老龚从沼泽地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野菜，是给我的。他像伺候病号那样将野菜熬熟，端在我的面前，叫我吃。我要分给他一些，他坚决不从，说已经吃过了。我自然知道他的“吃过了”是怎么回事。不知怎么，只要看到老龚我的眼前便显现他趴在地上吃草叶的情景。我不想规劝他什么，因为这没有实际意义，但愿口粮能早点发下来，结束这一切。我问怎么不见陈涛，老龚说陈涛去场部了。我眼前一亮，问是不是为口粮去的。老龚说他是去给栾管教进贡（送蛇），顺便问问口粮的事。老龚后面这句话又燃起了我的希望，也许正是这希望使我的心情好转了。借陈涛不在场的机会，我向老龚询问一些事情，人在病中是喜欢唠叨的。无边无际的唠叨，也不管该说不该说，该问不该问。老龚倒不介意，我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

老龚你真的是天津人吗？

天津郊区，离市里十几里路。

家中有什么人呢？

父母都去世了，有老婆——离婚了；有孩子——跟着他妈。

这到底是算有呢还是算没有？

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要离婚呢？

为了孩子，也为了老婆。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孩子不受影响。

不离婚就不行吗（这时候我想起吴启都一家的遭遇，心想离与不离还不是一样的）？

也不是不行。不过不离又有什么实际的不同呢？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活着。活到从这里出去。

出去以后再怎么样呢？

教书。只要让我教书我就不选择别的。

家庭呢？

要是那时候老婆还没改嫁，我就向她提出复婚。

她会同意复婚吗？

我想会的。

看来你们的感情不错，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也可以这么说。

老龚你说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

终还是要结婚的吧。

那太监不就是不结婚么？

因为他们想吃皇帝老子的饭。

那和尚呢？

因为他们想吃老佛爷的饭。

我觉得太监和和尚是些活得明白的人。

但是你现在既当不成太监又当不成和尚啊。

我知道，只有老老实实当劳改犯。

是啊，别的甭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

陈涛是在天黑以后回到“御花园”的，两手空空。他一天来回跑了四五十里路，疲惫不堪，情绪也很不好，嘴里骂骂咧咧的，说烧香引出鬼来了。原来他给栾管教送蛇被另外几个南方籍管教看见了，也向他索要，说什么要一视同仁。虽是玩笑着说，可他不敢玩笑着听。今后他得不断穿梭于场部和“御花园”之间送蛇了。我问他口粮情况如何，陈涛说根本没戏，说这次去场部在犯人中间听到一些情况，缩减口粮根本不像栾管教来说的支援解放军，而是整个农场储粮虚空。去年向上报的产量太高，超出实际产量，上面按上报的产量调运粮食，自然就出现了虚空。另外他的情绪低落还因为证实了我对他说的摘帽解教的前景黯淡。我和老龚问他大场最近有什么动态，陈涛听了愤愤说：什么动态？动态就是挨饿、死人，没这两样还算得上劳改农场么？陈涛又说这次回场听见两桩新闻，头一桩是跑了一个犯人。我心想这算什么新闻呢？又问第二桩是什么。他说第二桩是这个逃跑的犯人又回来了。我说这家伙折腾个啥劲？神经病。陈涛说跑出去才知道不跑比跑好。我和老龚便不再问。

晚上睡觉前陈涛突然对我说：老周，明天跟我一块去抓蛇吧。我听了一时没说出话来。陈涛接着说：天气热起来了，蛇越来越难抓，可我们需要更多的蛇，管教要送，我们自己要吃。

我们？我看着陈涛：我们指谁？

陈涛说：你和我，还有谁？老龚早说了饿死也不吃蛇。

我也不吃。我说。

你已经吃了，陈涛平淡地说。这事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大概老龚也没说，昨天你昏倒的原因很简单，饿的。营养极度缺乏。我不是医生也诊断得出来，为让你活过来，我喂了你蛇肉和蛇汤……啊！我像被蛇咬了那般惊叫一声，立刻有种急于呕吐的感觉，我赶紧向窝棚外面跑，但被陈涛一把揪住。他瞪着我吼：你他妈少来这一套！

你——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横蛮震住了，向喉咙上升的呕吐也被压住，我不认识似的盯着陈涛，说：老陈，你——你，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么？陈涛愤然打断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中央首长吗？你是省长是专员是县长吗？你是外国人吗？看把你高贵的，把你忘乎所以的。我给你提个醒，你他妈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是，只是个犯人，是一条关在笼子里的狗，快饿死的狗！

陈涛劈头盖脸地臭骂，把我骂懵了。我木木地站在那里，嘴里蹦不出一个字来。

陈涛没骂解气，继续骂，但声调降低些了：人得识时务知道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得有自知之明知道吗？人贵有自知之明。到了现在这份上，老龚你也给我听着，别他妈猪八戒夹着两刀烧纸混充斯文。都当了劳改犯了，还自我抬高说什么“兴湖农场是全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文化程度高又怎么样？大学教授还不是向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管教警卫点头哈腰，屁颠屁颠跟狗似的。快收起这一套吧，别自欺欺人了。我告诉你老周，还有你老龚，咱“御花园”要是再昏倒了人，我老陈是不救的，死了也不理，我可是有言在先啊！

这一晚我没睡着觉。

栾管教再次来“御花园”视察完毕后将我带回了大场。开始他保守秘密，说把我带回大场是场部的指示，具体什么事不晓得。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又像以往遇上这类摸不着头脑的事先反省自己。到“御花园”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当中并没做什么越轨的事啊。当然，如果以在大场时的状况为基准，须检讨的地方还是有的，如劳动和思想改造都有些放松，甚至可以说是放任自流，还时常发一些牢骚，还有瞒骗行为。但这些问题管教是不清楚的，因此不可能以此向我问罪，而且撇开老陈老龚单单向我问罪。又想会不会是陈涛向管教打了我的小报告？想想可能性也不大。我说过陈涛虽然是个有不少歪歪毛病的主儿，但人并不坏，有口无心。这种事还做不出来。后来我也就不想了，也无法集中精力去想。一是身体很虚，怕走了神摔跤，二是我手里提着陈涛送给栾管教的蛇，一旦摔倒了蛇就会伺机咬人。我基本上是提心吊胆走了一路，好像手里提的是一颗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炸的地雷。

到了场部谜底才揭开，原来是有外调人员找我调查，这种事对我们犯人一点也不新鲜，在清水塘那一年多我就摊上好几回。一次是K大来人调查姜池（问当初我给学报投稿是不是姜授意的）。一次是双山农场来人调查程冠生，还有一次苏英所在单位来调查苏英（在苏英第二次探视我之后）。这一次来的两个人穿便装，一下子难以判断是属于哪类人。但等他们一开口，身份也就明确了。不妨把开始的一段问询写出来，相信任何一个被判过刑的人都清清楚楚了。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下面依次问的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及个人履历。已了解于胸，来人是司法机关的正宗审讯员，不是劳改劳教单位的人，更不是社会单位的人。说心里话，一旦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我的心不由得紧揪了。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现在我们这些被整过的人，明知没有亏心事也害怕鬼叫门。想到可能牵扯到自己的生死攸关，原先那种松松垮垮的心弦绷紧了。

我注意地观察他们一下，一个四十岁左右模样，小眼尖下巴；另一个三十四五岁样子，也是小眼尖下巴。冷丁一看就像是亲弟兄。

他俩也盯着我。开头是“老兄”向我发问。盯了一会儿还是兄长继续发问。不等开口我便明白，下面该是告诫“竹筒倒豆子”了。他说了：周文祥我们已看过你的档案材料，你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这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在改造期间应该努力劳动认真学习，服从管教遵守场规，争取早日把自己改造成对人民有用处的新人。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我听明白了。他说听明白了就好。下面我们向你调查一个人的情况，你必须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不许隐瞒，要竹筒倒豆子！一旦我们发现你不老实报告事情，会加重对你的处罚，明白不明白？我说明白。心里在想一件尚不明白的事：这遭要调查哪一个呢？

“老兄”这才开始了正题，问：周文祥你认识一个叫冯俐的人吗？

冯俐？我脱口而出，急问：她，她又怎么啦？！

你别激动嘛。老兄眼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回答问题：认识不认识？

我说认识。我不会说不认识。我刚刚松开的心弦又一下子绷紧起来，我觉出心在疼，像被刺的那种疼。事情的凶险是不难推敲的，如果冯俐在劳改农场，一般性的外调应由劳改单位来承担，而情况不是这样，是由检察机关（我直觉中觉得这两个人是检察官）直接插手，这是非同小可的。准是冯俐又犯了“天条”，惊动了检察机关。或者说检察机关要接手处理。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呢？“老兄”继续问道。

她是我未婚妻。我答。

可从案卷中看不出，几次审讯你都讲你没有未婚妻。

我哑口无言，明白这事是难以说清楚的。可我心里清楚，头一次在草庙子看守所受审时冯俐还没被捕，我不想牵连到她。直等到了清水塘，我开始说出和她的这层关系，这时已不存在连累的问题了，而且我想利用这种关系对她施加影响。就这样。可现在我该怎样回答呢？

你说呀，怎么忽然跑出个未婚妻来了？“老兄”问。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呢。“老弟”记录中间插空补充。

听到这话，我知道和苏英的瓜葛他们也知道了，在这之前他们已去过清水塘农场。是这样的。这些人做事情总是点滴不漏的。

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苏英不是。K大的同学都知道的。我说。

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所有事情都瞒不过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会跋山涉水到这儿来找你问冯俐的问题。“老兄”说。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不够用，我真的用不着向他们强调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这是多此一举的啊。

我没吭声，等他们的下文。下文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冯俐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老兄”问。

这一问不由使我想起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过的审讯，方式口吻都很相似的，时间地点人物所作所为，给你个囫囵枣去啃吧。

还得再提一次草庙子看守所的审讯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稍一思索，便记起了那“最后的一次”：是我被捕前的那个周一，冯俐到宿舍里找我，问今天安没安排我的批判会。我说没有。她说她舅舅一家要迁返河南老家，让我和她一起去送送行。我想请假或许会被批准，可我不想去。《大地》稿件的事给她舅舅带来了麻烦，是不是就为这个戴的右派帽子不敢说，有影响是肯定的，我无法面对她的舅舅和舅妈。我说你去吧我不去。我催促她赶快离开宿舍，她不走。当时的情况与后来是大相径庭的，当时她总是不管不顾地去找我。而后来在清水塘任凭我千呼万唤她就是不出头。记得那天她在宿舍里呆得很久，直到黄伟董建力回来才走。

“最后一次”的情形像闪电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如实向“两兄弟”报告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老兄”又问。

五三年九月份。我回答。回答时一个扎着两小辫满脸潮红的小姑娘（也许应该称大姑娘）形象鲜明地出现在眼前。还有一个甜甜脆脆的声音“你是中文系的吗？”回响在耳畔。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老兄”又问。

我摇摇头。我不是想回避问题，而是我真的搞不清是从哪个具体时间我俩建立了恋人关系。

大一？大二？大三？“老兄”扳着指头问。

大二吧。我答。

就是说你们有三年以上的恋爱时间了。“老兄”说。

是这样。我答。

你们两个是很谈得来的是吧？“老兄”问。

是的。我答。

在一起经常交流思想，谈论国家大事？“老兄”问。

我开始警惕起来，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合适。

她从什么时候起暴露出对领袖的抵触情绪？“老兄”急问。

我吓了一跳。心想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事。我答：我从未发现她对领袖心存抵触情绪。不会的，她家是贫农成分。急切中我连她家的成分都报出来了。

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大多出身很好嘛，到后来不是也走上反党的道路了吗？“老兄”说。

我无法反驳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但反党是中央文件公布的，是铁定的事实。

她在你的面前曾暴露过对领袖的抵触情绪，这一点我们是掌握的。你要如实交待。“老兄”态度一下子变得严厉，两眼牢牢地盯着我。这时“老弟”也抬起头，以同样的目光向我发射威慑力。

我真的没发现她对领袖的抵触情绪。她是很热爱党热爱人民领袖的。我说。

她自己都交待了，为什么你还替她隐瞒呢？你怎么能这……这……这样呢？“老兄”很激动，很气愤。又说，你这，这是帮她还是害她呢？“老兄”的表情很诚恳。可他忘记了一点，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在审讯（和做审讯的准备）中度过的，态度比“老兄”诚恳的大有人在，我也几度被“诚恳”所感动，将“豆子”一股脑儿倒了出去。可到了向你宣判的时候，“诚恳”就不见影了，一下子送给你九年刑期。

党的政策你清楚不清楚呢？“老兄”问。

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答。

既然清楚为什么抗拒呢？“老兄”问。

我没有必要替她隐瞒的。我想想又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祸来临各自飞。何况我和她还不是夫妻，恋人关系也早断了。只要我知道她的问题，一定会揭发出来的。

但你说做不一哩。“老兄”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们才真的说做不一哩，我心里想。到这个时候，我又横下了一条心，决不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决不伤害冯俐。这么想的时候我实在是愤慨到了极点，将一个弱女子判处劳教又改判劳改，仍不算完，到底想怎么样呢？真要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你必须揭发，不揭发是不行哩。“老兄”斩钉截铁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