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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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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3000万元走私案”，是孔家包庇林世良走私、不料被军统特务查获的一起案件。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因滇缅公路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外的唯一海陆交通线，为了统一调度指挥，蒋介石派他的表弟俞飞鹏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身份，驻节缅甸仰光。俞到仰光后，规定任何车辆不准放行。但当时头一个不买帐的，就是孔家操纵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非但不承运西南运输处的物资，而且包庇走私了一批当时价值3000万元的物资，偷偷从滇缅公路运往重庆。事后俞飞鹏向蒋介石哭诉，说林世良倚仗孔家势力，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他号令不行，无法统制才致造成巨大损失。于是，蒋介石立即下令逮捕林世良。林彼时住在昆明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来了一队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立即用飞机押往重庆。此际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许性初，也以串通舞弊的罪名，同时被扣押。林世良自以为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牢内犹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时，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但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以保他平安无事，故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此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而孔祥熙当时亦正受内外夹击，为了保护自家，孔也只好丢车保帅了。于是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一时人心大快。但事后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仍向孔祥熙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挽洲任局长，把鸦片特货业务统一交由军统经营；并附上条子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透支3000万元（当时黄金每两1万元）合黄金3000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的工商业贴放承兑业务，50万元以上要经过总处批准。可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当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其实，蒋介石下令处决林世良，也并非全是因为林帮助孔家走私。蒋当时不过是因为日军占领仰光时，国民党官员自己放火烧毁了存放物资，要找一个替罪羊而已。
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因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则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暗中仍有交往。国民政府的兵工署官员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的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给军火武器，中国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因此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所以蒋介石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那些通常要办的手续都免除了。蒋介石本想通过此事，让孔家捞一把。没想到，此事和宋子文又发生了矛盾。
孔令侃在香港活动期间，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两人因夺权争利，矛盾百出；不仅私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等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以抵押债款。上述物资都是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统购统销出口物资，原来由宋子文一手垄断并从中取利。孔令侃则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就借口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一定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为此，他致电财政部，要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全国范围内所有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财政部办事人员中虽有人觉得此事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上峰交办，谁也不敢明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所谓“双包案”。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信托局收购猪鬃，就命令易货处在桂林、昆明、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购处，并派出不少人员张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设置了收购处，他们的根据是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了的。当时两个收购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谁的帐，开始是哄抢，后来把官司打到了重庆。此事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最后占了上风。
孔家一看不成，后来干脆配合德国商行，用中国资金在华北一带日军占领区，收购各种土产，如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等运往德国，一方面折充贷款，一方面从中渔利。当年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也关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突袭波兰的前几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密令，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会出事，就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孔令侃，孔令侃又马上告诉了宋蔼龄。她立即指使帐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由此孔家又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当年孔、宋两家的暴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而来的。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还有一件举国皆知，并使他自己声名狼藉的事，那便是鲸吞美金公债了。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土日缩，民生疾苦，军政两费亦倍感困难。当时的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蒋介石兼主席）乃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不惜竭泽而渔，向西南地区的川、康、滇、黔和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l亿美元，每美元折合国币20元，总计折合国币20亿元。该项美金公债的券面，分为1元、3元、5元和10元（美元）数种，以当时美国对华贷款差不多5亿美元中的1亿美元为基金，俟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最初发行时大肆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但由于一般人民从未开过这种洋荤，不相信要到哪年哪月才真正兑得差不多，即便真正兑得差不多了，又不晓得怎样使用；故许多人于购得之后，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券黑市，一度曾由官价20元下跌至10元。后因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国币价值日愈低落，因而美券价值日渐回涨，由初时的17、18元，逐渐涨至20多元以至30元。于是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的孔祥熙及其属下亲信、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见机会已到便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对美券干起了贪污舞弊的勾当。
当时，是以“财政部鉴于美券黑市上涨，不利继续出售”的名义，突然于1943年10月15日密函国库局，令将该项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万美元，悉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国库局长吕咸秉承孔祥熙的意旨，秘密将该项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分期分批，全部侵吞朋分；一下竟胆敢鲸吞相当于三四个省份储额的美券1150余万美元，致使美券市场，由1美元兑20多元和30多元狂涨至数百元，从而影响得物价更加直线上升，金融更加混乱不堪；蒋管区的民心士气亦更为低落。
当时，孔祥熙及其随从蝇营狗苟，进行贪污舞弊的具体罪行是：国库局一奉到财政部的密函，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速将尚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如数返解该局。按照正规手续，该局于收到各地美券后，应立即转交业务局承购，缴存国库。可是，吕咸竟拟一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引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国人战时生活。”然后又选定一个最“利市”的日期，送请孔祥熙审批。孔祥熙对此本早已馋涎欲滴，就甩开大笔批了个“可”字，但不签名，仅盖上一颗“中央银行总裁”的小小官章。吕成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美券余额350万美元，照官价合国币7000万元，尽送孔祥熙一人独吞。
吕咸所拟的签呈，是于1944年1月递送的。当时根据重庆《国民公报》经济栏所载，本月份美券最低价为20日的250元，最高价为16日的273元。以官价每1美元折合法币20元售出，即使售款全部缴入国库，孔祥熙和吕成等人所获暴利之巨，已足骇人听闻。
合计上述第一、二批贪污舞弊的两笔款项，共达1150万美元左右。若按当时重庆《国民公报》所载美券最低市价为250元计算，贪污犯仅照官价折合法币20元购进；而且实际上交钱不交钱都无关系，通常是只以期票换美券，即以票换票，买空卖空，其中即有很大的有效期价可赚，其公式略为：（250 X20）元X1150万=26亿元，即被贪污了法币达26亿多元。这就是孔祥熙等人通过黑市的转手所得。如以当时全国4亿人口摊算，平均每人即被剥削法币达6．5元以上。再就美券本身而论，他们第一、二批贪污数额即已高达1150余万美元，等于当时四川省的实际储额，或者三个云南的实际储额。可是，他们却还不满足，得一望二观三，仍在大打其如意算盘，妄想把相当于9个省份的美券实际储额约5000万美元，分期分批地全部鲸吞干净。此真可谓胆大包天，令人发指！
横财使人致富，夜草可助马肥。孔祥熙当年如此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难怪后来他能成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也能成为“中国的第一钱袋”！但与此同时，孔氏家族如此的巧取豪夺，不仅加剧了与宋子文等其他几大家族的矛盾，实际上也加速了蒋家王朝的最后覆亡。
此一点已然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2．文人相轻
那一年圣诞节的白宫。
冬日的阳光淡淡地撒在白宫的庭院内，白宫以它与自然朴素的协调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当时，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各国使节的友谊，在宽敞明亮的宴会厅里，举行盛大的节日宴会。
各国使馆要员的邀请函早在节前3日即已发出。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为胡适其人，人称哲学家，在日本未发动珍珠港事件之前，常握管吮毫写点有识见的文章并引起国人垂青，亦颇受一些美国知识界人士的赞赏，尤其是蒋介石也很欣赏。于是在孔祥熙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
此次胡适接到白宫的邀请函后，便列出了中国方面的出席名单。
此时，宋子文为推行抗战“金元”外交，正奔走美国。胡适一介文人，当时不知怎地竟稀里胡涂地把财政部长“宋子文”列在一等秘书的位子上。宋子文看后大发雷霆：“这个胡适太不像话了。吾来美国是为了抗战筹资。一等秘书，让吾脸面往哪搁？吾宁可不出席。”宋一面将此事告诉国内蒋介石；一面拜见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索财长陈述此事。旋经美国方面调停，胡适且作改正，风波才算停止。
不过，说起来胡适对宋子文亦确实早有不满。可谓文人相轻。两人同是美国留学博士，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经济，多少有些“不是冤家不聚头”架式。抗战爆发后外电传闻宋子文将再度出山，统管国内财政及贸易工作。此时，胡适已赴美就任大使。胡适听此消息，惴惴不安，于是半夜披衣坐起，挥笔给当时蒋介石的贴身秘书亦是胡的文友陈布雷发了一封电报，并请代转蒋介石。其电文中写道：
有传说各部将改组……近日报纸又有子文将长财部或贸易部之说……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市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文代陈光前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自来之顺利。三是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政部重提米麦借款，美方认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因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
由此电文中不难看出，胡适对当年宋子文的印象就已不好。或可以说，胡适根本看不起宋子文。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后来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矛盾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宋子文早有所防。当然，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也决不会说胡适的好话的。而蒋介石对宋、胡之间的龌龊心里十分明白，但他却竭力搞平衡。不过他平衡的砝码更多是倾向于妻兄宋子文一边的，当时对胡适的上书并没有理睬。于是宋子文时来运转平步青云。1940年，蒋介石在已任命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前提下，又委任他作为处理对外借贷事宜的全权代表赴美。鉴于当时宋、胡之间的关系紧张，蒋介石便给宋子文颁发了“私人代表”为通行证，这样赴美就可避开驻美大使馆胡适的干扰，直接与美国高层人物接洽了。
当时，宋子文有了蒋的“私人代表”这张王牌后，就开始有意折腾胡适了。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特使”身份飞至美国，下榻后他即拨通了胡适的电话，声言“余今有要事与兄相商，今晚拟去访兄，请兄在大使馆等候。”
当即胡适满口应允。可那天胡适等到深夜12点，也没等到宋子文的影儿。
第二天清晨5点，胡适刚睡下不久，电话又叫了起来。原来又是宋子文称：“昨夜因事羁身，致未能趋访，至歉安！今晚必准时赴访。”
但当天晚上宋子文又未露面。
就这样连续折腾了胡适两个晚上没睡好觉。
第三天清晨，宋子文即登门访胡，又把胡适堵在被窝里，一时好不尴尬。宋子文则又是一番面致歉意。随即宋子文邀胡适一起去拜见美国罗斯福总统。
“我就不要去了。”此时胡适不免推辞。
“请而不到非礼也。”宋子文又将了胡适一军。
胡适也只好硬着头皮跟去。可在白宫，刚与罗斯福总统见面未谈上几句话呢，宋和罗氏便要单独会晤。胡适因宋是蒋介石的私人特使，也不好多想就离开白宫返回大使馆。不过待第4天中美借款协议正式见诸报端，胡适看了才恍然大悟，大呼“原来如此。”胡适当即拿着报纸向身边的秘书大放厥词说：这宋公子真有一手！他明知我与罗斯福私交甚好，他不来我也能谈判成功。他怕我邀功，他宋子文才是彻头彻尾的邀功呢！
后来，胡适又想到了更深的一层：宋公子恐怕一直在忌恨他呢。
再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宋、胡矛盾更趋白热化了。
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夜，日本驻美大使被赫尔国务卿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斥出国务院客厅。此时，胡适从2000里以外的城市演讲刚回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脸面没洗就有记者登门采访此事。也许此际胡适真不知道此事，便随口应道：
“尚无所闻。”
当时亦在美国的宋子文知道此事，便对胡适这种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大为不满，一次竟当面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把胡适训斥一顿，意在逼其辞职。胡适当时有口难辩，只好向蒋介石发电请求辞职。蒋介石为安慰胡适，特发来一电抚慰道：
“勉为其难，仍盼继任斯职。”
“要我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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