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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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急需费用，这又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还要发行新公债。与此同时，宋子文亦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的安排，并坚决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宋子文当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已开始提出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其通电所述主要是防止内战。该同盟认为，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决定，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同盟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当时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却仍旧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宋子文一共向蒋介石提出过三次辞职，而这是第一次。

这时，孔祥熙在欧美出访尚未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此时尚不能撂挑子，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宋子文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人支付蒋介石“剿共”的一部分军费。

然而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百般阻挠；而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竟一仗未打。尤其是当时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并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于是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辞职。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夫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但到此时，出于已然话不投机，蒋介石已不再挽留宋子文了。

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且地位显赫等。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曾有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他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并且他对蒋介石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子文与蒋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宋子文则常常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介石甚至也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忿忿讲道：“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照这样殷勤驯顺的属下。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所以对政坛每一变动，当时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此时她的心情更是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想到这里，宋蔼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打算要出国几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答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快12点了。孔祥熙提醒他。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送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大弟宋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电话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宋子文官邱驶去。

可是事不凑巧，宋子文亦驱车刚刚离去。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在中央银行走马上任后，便大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明才干，鞍前马后奔走，很快就为主子筹备了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亦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已将近1200万元了。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1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专门打内战的军火，结果很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而这些钱旋即都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当时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即便当时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亦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于是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围剿”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当时一位有识之士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于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没多久，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当时正巧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且这股萧条之风也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国家矿业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当时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　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　？＇网＇”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