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细节看清朝(精编)-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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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天父代言权打压洪秀全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道路，洪秀全本人甚至被他以天父的名义打屁股教训了一顿，至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还有主持朝政的重要人物与国侯陈承瑢、衙国侯黄玉崑等也都受到杨秀清不同程度的打击，只有长期带兵在外的豫王胡以晃得以幸免。

　　杨秀清的这种唯我独尊、横行霸道引起了其他所有领导人的忧虑和不满，而他仍不知悔改。1856年5月西征军回师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竟然假借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给他自己加上“万岁”称号，以取代从前的九千岁。洪秀全被逼无奈，只能答应。万岁名号之争成为了天京事变的序幕，从此开始，太平军各个高级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的相互猜忌甚至是屠杀。先是北王韦昌辉不满杨秀清跋扈，怂恿洪秀全除掉杨秀清，洪秀全没有答应。随后韦昌辉又和石达开密谋除掉杨秀清，并约定只杀杨本人及其兄弟三人，不过二人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分别被派往外地督师。




祸起萧墙（2）




　　紧接着1856年7月，当时被杨秀清引为心腹的佐天侯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要杀他而夺其位。洪秀全急下诏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归诛杨秀清。韦昌辉比石达开离天京近，先接诏，急急带兵返回天京，与秦日纲会合，在陈承瑢接应下，乘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韦昌辉此人阴险狡诈，很有野心。他长期处于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夹缝之中，十分为难。于是他就不断地向洪秀全表示忠心，博取洪秀全的信任；同时对杨秀清谄媚奉承，暗地里密谋除掉杨。杨秀清被他蒙骗，暴行变本加厉。

　　在天京事变前一年多，就连曾国藩的情报机关都已经指出韦昌辉与杨秀清的门争，说韦昌辉与杨秀清相比，“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并预料出“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洪秀全下诏除杨秀清后，韦昌辉顿时感到机会到来，立刻提兵入天京。

　　除掉杨秀清后，为了能够独掌大权，他完全抛弃了当初和石达开的约定，不仅灭了杨秀清满门，还对杨秀清所属的军队也大加杀戮，最后屠杀范围又扩大到“文武大小男女”，前后共屠杀太平天国功臣两万多人，长江岸边尸积如山，江内血流成河。石达开听说天京事变，急忙从武昌赶回，当面质问韦昌辉。韦昌辉此时已经穷凶极恶，杀戒大开，又要杀掉石达开。石达开深夜缒城而走，到安庆起兵靖难，而全家已经死于韦昌辉之手。韦昌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天京惨无天日，太平天国中枢政权，已处于颠覆的边缘。人心尽失的韦昌辉及其党羽日暮途穷，在石达开兵至之前，就被天京军民诛灭。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这场事变破坏了之前定都天京和西征胜利带来的大好局面，清军乘机收复失地，使得太平天国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完成；太平天国内部元气大伤，很多功臣遭到屠杀，人才凋零；军事上太平天国由此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虽然以后也曾取得不少胜利，但是再也没能扭转整体的颓势。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挫折，仍然没有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吸取教训，团结一致。就在天京事变后不久，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最终导致石达开率精锐出走，太平天国又遭重创。

　　韦昌辉被诛后，洪秀全派人将其首级送往石达开营中，以安其心。十月，石达开回到天京，由于石达开抵制韦昌辉恐怖屠杀的正义举动，因此他受到天京军民的夹道欢迎。军民公推石达开为新任军师，总理朝政，并且给石达开上“义王”尊号。石达开辞掉尊号，开始主持军国大事。当时外国观察家评论他说：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他之行政才具如今是在试验中，我们只可静候成绩。我们也要静观今之后起的领袖们之军事才略与已死者如何比较。”当时事变刚平，人心思定，石达开才能出众，很快就扭转了天京事变带来的不利局面，1857年正月，在达开执政下，太平天国扭转了由于天京事变军事上所处的逆势，取得桐城大捷，在溧水击败敌人进攻。

　　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向咸丰帝奏报说：“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外国观察家所要静观的成绩，石达开转眼之间就证明给他们看了。不过洪秀全对此却心怀疑虑，他见石达开很得人心，生怕他也和杨秀清、韦昌辉一样要取自己而代之。

　　可能是杨秀清、韦昌辉之事给了洪秀全太多刺激，他已经不再信任这些跟随他多年的生死弟兄了。洪秀全开始用人唯亲，重用自己洪姓宗族，把自己的长兄洪仁发封为安王，次兄洪仁达封为福王，信任他们，给予他们实权。这种做法引起了太平天国所有军民的不满，仁发、仁达出令，没有人肯听，而石达开却令出法行，人人悦服。




祸起萧墙（3）




　　然而越是这样，洪秀全越是加重猜忌，和石达开的关系越来越僵，石达开惧祸，这年四月，从天京出走安庆。沿途石达开布告军民：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越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德），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石达开深得人心，这篇布告一出，众人纷纷追随，石达开一下子就带走太平军几十万精锐。太平天国于天京事变之后再遭重创，几乎到了灭亡的境地：清朝新建的江南大营乘此良机加紧反攻，六月攻陷江苏句容，进兵镇江。洪秀全撤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并铸义王金印，及朝内大小官员联名求救禀送往安庆石达开处。

　　不料石达开不受义王印，不肯救，反而把大军带到江西。十一月镇江陷，十二月天京被围。曾国藩当时估计即有攻取之望。如果不是长江数省大旱，广大灾民加入，编组成新兵力，取得了浦口、三河两役大胜利，太平天国早已倾覆。而就在江西九江最危急的时候，石达开竟听从张遂谋之计，带领大军去取浙江，九江遂失陷，失去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江西，也就失去了保卫天京的第二道屏藩，曾国藩湘军进攻到最后一道屏藩的安庆，从此太平天国再也没收复江西，以致于最后灭亡。

　　李秀成在《天朝十误》指出：“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士带去。此误至大。”这是条用血泪写下的历史总结。而石达开所率领的太平军精锐，重新走上了当年流动作战的不利道路。先后转战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最后进入四川。石达开早在攻克南京之前有入川割据的想法，现在自己单独带兵，就一路辗转进入四川。只是此时他手下的军队由于连续作战、补给不足、连吃败仗，有的战死，有的被打散，有的又返回天京，已经所剩无几。

　　到了四川大渡河边的紫大地仅剩四万人，他打算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结果被清军和彝族土司武装围困于大渡河岸边，几番突围不能出，弹尽粮绝，无路可走。不得已石达开写信给清四川总督骆秉章，计划诈降。打算等自己的军队脱困之后，再重新起事。这本是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惯用的手段，无奈清军非大明军可比，清军将计就计，接受了石达开的投降，却并没有给其军队脱困的机会，于大渡河边将剩余太平军将士聚而歼之，屠杀殆尽。石达开计谋不成，悔之晚矣。石达开被解到成都后，在公堂上痛斥清朝暴虐无道，最后说：“南面称王十多年，杀妖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遂慷慨就义。

　　太平天国的内讧断送了他们自己的大好形势，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们在惋惜的同时，也要进行思考：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为什么农民起义最后总是断送在自己内部所产生的灾难之中？作为一个自古就以农业为立身之本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里究竟有多少这种小富即安和窝里斗的特性？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我们还需要再做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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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撑危局和天京陷落（1）




　　经历了内乱沉重打击的太平天国，还坚持了七、八年之久，为什么？

　　因为有人才。

　　所以说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人才凋零。同样的道理，整个中国的落后也不是因为缺乏人才。那么究竟是为什么？

　　自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石达开出走之后，曾国藩的湘军曾一度围攻天京，几乎就要攻克。而此时的石达开仍然因为和洪秀全互相猜忌而不肯相救。此时出来力撑危局的是太平天国后期的著名将领…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正是由于这两人卓越的军事才能，太平天国才能在天京事变致使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又坚持了七、八年之久。天京事变起于1856年7月。西线，这年11月，武昌、汉阳就因为粮尽援绝被迫放弃，曾国藩湘军水陆师立即长驱直犯，兵临九江城下。东线，清江南大营卷土重来，于1857年6月，攻陷江苏句容，11月，攻陷镇江，12月，就进犯到了天京，把天京围得水泄不通。当时形势险恶，太平天国面临颠覆的危险。

　　当务之急是解救天京的围困。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以攻为守，在西击败湘军；在东消灭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8月，太平军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

　　10月，陈玉成挥军西上，在庐州三河镇大破来犯的曾国藩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湘军绝大多数都是由湖南本地人组成，此战之后，湖南全省几乎家家戴孝，处处招魂。这两个有决定性的胜利，扭转了天京事变后濒临覆亡的形势，稳定了战局。1859年12月22日，清军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天京再被合围。1860年2月，太平天国定计先断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兵营救，然后迅速回师，在安徽建平集中大军，3月26日，一战再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太平军的拿手好戏，而此役运用得更是淋漓尽致，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是太平天国的“得意笔”。

　　天京既解围，天王登朝，诏群臣议策，决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于是乘胜东进，4月16日克常州。23日克苏州。5月6日克浙江嘉兴。于是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起苏福省，建设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这是太平天国后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地在长江下游，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重镇，为天京三道门户。自天京事变后，武昌、九江先后失守，天京屏蔽只有安庆。干王洪仁�借用古人之语把长江比作长蛇，湖北为头，安徽为腰，江南为尾，说：“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此话形象地指出了安徽那时的战略地位。所以太平军西上势所必然。太平军兵锋直取鄂省，以粉碎湘军对安庆的围攻。1860年冬，太平天国兵分两路，英王陈玉成统北路军，从皖北进蕲、黄，李秀成统南路军，从皖南进江西，两路打算会师武昌。北路军于1861年2月，攻克湖北黄州，时武昌空虚，闻太平军将到，城中已发生混乱，武昌几乎唾手可得。但时当时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Hope）带船队到汉口，出来干涉，陈玉成有了顾虑，他把进攻武昌的军队，改向麻城、德安一带。随后又把精兵调回救安庆。

　　而南路军方面，1861年4月底进入湖北，克复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兴郭、咸宁、嘉鱼、蒲圻等州县，再进则武昌动摇，敌人也要被迫撤退安庆的围师。李秀成却从湖北退兵，经江西入取浙江。当南路军到了江西还未进入湖北时，曾国藩在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家书里，谈到目前战局的险恶。他说太平天国此次“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丞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惊叹太平天国“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他说自己“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实际上他此时已经动摇了夺取安庆的信心。




力撑危局和天京陷落（2）




　　如果当日北路军于三月攻取武昌，或南路军于六月兵临武昌城下，他围攻安庆的军队就必定要撤走。后来李秀成被俘，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与李秀成谈及此事，说当时南路军到了湖北南部，“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正是实情。可是，陈玉成、李秀成竟然都在最后关头信心动摇，没有进行到底，大好局势，付于流水。7月26日，安庆失守。从此曾国藩以安庆为大本营，“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向天京进攻。南路军于八月入浙，虽收复浙江，却补救不了安庆的失陷。北路军与安庆失陷后，退驻庐州，又向西北远征，陈玉成孤军留在庐州，1862年4月，突围至寿州被俘，壮烈牺牲。此次战役实际上是天平天国的最后大决战。曾国藩急于攻破天京的最后门户…安庆；而陈、李二人则按照天国干王洪仁�的惊天策略，动用主力千里奔袭湘军大后方…武昌。等此战态势正式展开之后，双方都已经骑虎难下：曾国藩胜，则彻底打开天京门户，从此将势如破竹；败，则湘军腹背受敌。太平军胜，则收复失地，重新树立天京门户，扭转天京事变所造成的战略被动；败，则天京完全暴露在湘军火力范围之内，亡国不远。

　　双方都只有奋力一拼，赶在对方之前攻破城池，才能获得胜利。从后来形势发展来看，太平军一度是占据上风的，两路大军连战连捷，直逼武昌。而曾国藩则久攻安庆不下，坐立不安。然而阴差阳错，陈玉成北路军被英国人阻止，不得进兵，于是回师救安庆，又远征陕西；李秀成却因为本不赞成取武昌，又见北路军退，于是回师取自己一向重视的浙江，致使坐失良机，误了天国大事。陈玉成战死后，李秀成虽然英勇，但是独木难支，各地不断失守，太平天国领土渐渐全部丧失。坚守孤城天京已不可能，当时太平天国唯一良策，只有放弃天京，取道皖南，入江西，绕湖北，与攻克陕西汉中的原陈玉成部西北远征军会合，踞西北，以图中原。苏州失守后，李秀成就回京奏请洪秀全执行这个战略。洪秀全断然拒绝，硬要死守天京，把突破危亡形势转向有利地区以保存和发展力量的最后机会失掉了。1864年1月，天京被包围。2月，杭州失守。3月下旬，急救天京的西北远征军从陕西赶回到皖北边境，也因苏、皖地区遍地饿荒，被迫停留，无法抵达天京。

　　4月，天王洪秀全因病逝世。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中央政权倾覆。之后太平天国余部仍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