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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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叹她们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吧。导游扫了一眼她们，嗤笑说：“哪有，十五六岁而已。”
　　　　我听完陡然生出幼稚的爱国心，接话说：“中国女孩子不会这样，我们成熟得比较晚。”
　　　　回国之后，有媒体打电话给我，说最近出了个新闻，询问我的看法。新闻说的是上海20多个女孩子组团援助交际，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14岁。记者问我：“在你们90后中，这种现象是不是很普遍？”
　　　　我诚惶诚恐表示对这个新闻难以置信，开始回忆起自己荷尔蒙萌发，或者说“性成熟”的过程，企图洗白“我们90后”的性观念并不是如此开放。可转念一想，我和新闻中的女孩子年龄差了七八岁，按现在社会的算法，已经算是另一个世代，她们看我这辈的故事，目光恐怕也像打量琥珀里的昆虫标本一样吧。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自己荷尔蒙勃发的那个下午。
　　　　我还上初中，不记得是13岁还是14岁，炎热的暑假我在电脑前写作，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汗把我黏在椅子的竹坐垫上。
　　　　我写作的电脑不能上网，唯一在写作间歇的消遣和奖赏是能看个盗版DVD影碟。那天我看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屏幕上，是已经变得雪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在一个古巴的街区舞蹈，数万棕黑皮肤的人跟在他身后，鸣鼓狂欢。我瞥见迈克尔·杰克逊腾起的纤细身体，和歌唱时兴奋扭曲近乎狰狞的脸。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对童年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12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3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尽。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100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说：“呸。”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凌烈，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我慢慢长大，自己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有人趟过男人河终觅得良人前世勾销，有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也要一鼓作气隐忍强撑下半生。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命运斗勇气可嘉，与现实低声下气地商量，则是难堪又无奈的。大多数人却都是这样的，姿势优美决绝的人最后多半会后悔。
　　　　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会苦笑说：“其实你不懂。”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在撒谎。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该瞬间幸灾乐祸。正确的反应似乎该是别过脸去，对他人的生活礼貌地丧失好奇，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20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把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村上春树有个短篇小说，叫做《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小说的副标题，是“高度资本主义前史”。故事非常平淡，讲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当日本将近一半的女人仍然看重“处女”身份的时候，两个优秀美丽的年轻人相爱，最终却因为女孩子坚持不能婚前性行为而终止了感情。很多年之后，他们都成了中年，再相遇，女的已经结婚，主动提出要遵守当年的承诺，终于可以和男主角上床。男主角却几乎落荒而逃。男主角说：“我做不出这样的事。”然后去街上找了妓女——可能他愿意和女主角仍然活在六七十年代。
　　　　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莫名而滑稽的结尾：“当一切事情结束的时候，国王和他的侍从捧腹大笑。”捧腹大笑也好，荒诞滑稽也好，还是源于一种尴尬。人抱着旧年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却无法融入新时代的羞惭感。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从贫匮社会走来的人、严肃和轻佻、糜丽与纯情，以古怪的姿势对立存在着。我面对着比我小的孩子，知道他们比我更开放、成熟以及随意，也经常产生落荒而逃的冲动，更是羞于详述我所经历的青春，因为耳边也隐约会传来他们的捧腹大笑。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比例失调的世界
　　　　我假期回到老家，总是经过我待过三年的幼儿园。隔着栅栏，我看到园子里散落着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积木，跷跷板，生了锈的小轿车，只有一半鼻子的木头马。上课时间，没有人，只有这些死气沉沉又五颜六色的活物。
　　　　它们是这么小。十几年前，当时我还只有五岁，在老师的灼灼逼视下被迫与它们做游戏，也忍不住注意到——它们是如此之小。
　　　　那时候幼儿园里有个最高级的游戏室，屋子不大，但却是个完整的社会，有银行医院商场警察局，真实的世界被潦草地模仿了，小心翼翼地把内核去除，剩下鲜亮温馨的外壳。这个高级的地方，我们一周只能进去一小时，每次进去都要脱鞋脱衣服，几乎要把全身都扒光，只穿内衣和秋裤。
　　　　不许说话。每个人进去之后，都安静而激烈地抢假人道具。所有假人都长得一样，光头红嘴唇，惊惧的大眼睛，肘关节泄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我们只能依靠它们的衣着打扮来分辨它们的身份。
　　　　我很难抢到任何假人，而总看着其他人和他们的假人忙碌地生活在一起。假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全是成双成对的，人牵着他们的模拟人，和它快乐大声地对话，给它边扎针边安慰：“疼不疼啊？”给它拷上手铐百般行刑；跟它重复进行甜美有礼的对话：“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我抢不到人，只抢到了一堆道具。我无聊地坐在地上，给自己打针，给自己上手铐，玩弄着满地碎纸，甜美地问自己：“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这个房间老师是不许进的，因为这一个小时是被划在“自由活动”里的。但这是个透明的房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往里看。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却不像人——圆短只穿贴身的内衣裤，像一个个尚在分裂阶段的大细胞，和逼真的大假人无声却夸张地过生活。
　　　　我们也知道自己被看着，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好，这是所有孩子最熟练的戏码，一直演了两年，到幼儿园最后阶段，我们都已经长得巨大，还蜷藏着自己的四肢，微缩在这个比例失调的世界里。
　　　　这幅景象几乎是所有幼儿园生活的缩影。我们按规定游戏，按剧本表演，按配给活泼，按剂量快乐。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有大人在观赏，也观察着。
　　　　
　　　　童心与人性
　　　　把所有幼儿集中起来做游戏，似乎是幼儿教育法的巨大进步。这种做法，其实来源于近代对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幼儿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章法，“学前教育”也是一个劲地学。直到18世纪时，德国一个叫做福禄培尔的人出现。
　　　　他很笨，笨到哀伤。他的爸爸教他阅读、书写、算术，却发现他什么也学不会。福禄培尔晚年在自传中申辩道：“我的父亲因为事务太忙而没有时间来教我。”可实际上，是他的学习进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心智，他的继母甚至很认真很认真地担心他的笨会影响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福禄培尔的父亲本来对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决定把福禄培尔送到学校去，然而是送到乡下的女子学校。
　　　　那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安静又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识有关的东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如此彬彬有礼——“这一周让我们全神贯注地照顾一棵草”；“请你烹饪出一块小圆饼，注意，要非常圆哦。”
　　　　福禄培尔在那里，一下子从智力上的矮子，跃居淑女界的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认，“这所学校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儿童”。他把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结合近代对白痴的治疗研究，再加上对自己因为笨而受鄙视的自怜，开办了近代第一个幼儿园，一个现代幼儿园的模板。
　　　　在那里，他把真实社会全部抽离，而摆放着他称之为“恩物”的东西，包括一些立方体，一些小球，还有另外一些立方体。这就是幼儿教育的所有教材，这些无聊的东西隐藏着只有福禄培尔本人才能解释的深刻内涵——什么宇宙运动统一的神意，艺术和科学的分解的本质等。幼儿小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论和讲述，不需要看任何艺术实品，只需要长久地凝望着一堆木头。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贵族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跟在一颗球后面狂跑，心里宽慰地想：“哦，他领悟到所有真谛。”
　　　　我则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无危险性无菌的东西同时也是无效的。无论幼儿园怎样去掉任何一点点和现实雷同的元素，真实的、原始的、成熟的、残酷的人性还是会浮现，在大人们移开他们视线的时候。
　　　　另一个著名的幼儿教育的实验，来自于自由主义大佬罗素。他兴办幼儿园来自于对传统教育的不满，他反对强制，认为压制会导致仇恨，而是倡导一种“无泪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tears），允许孩子们畅所欲言，允许他们放肆，允许他们管束大人，允许他们把老师叫做傻瓜。
　　　　1927年，罗素把理念付诸实践，和妻子兴办起一座“比肯山小学”。关于这所小学有个著名的段子：说某天，当地的教区负责人来到这所学校大门前，一个一丝不挂的小女孩在那里欢迎他，这位先生大惊失色地喊道：“我的上帝！”那个女孩儿把门一关，回他一句：“这儿没有上帝。”
　　　　在这所小学，走路时可能听见孩子用很坦率的话说一棵树的形状活像个阳具。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女孩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婚姻和自由恋爱的问题。
　　　　自由却渐渐变成了失控，无泪导致无德。比肯山小学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个学期演一次戏，由每个演员自编自演。罗素发现孩子们“坚持要让每个剧中人物在剧终时死去，但是现在他们常常满足于谋杀案”。
　　　　孩子们有些扭曲的、带着恶意的笑脸慢慢浮现，比肯山学校很快就成了一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顽童的收容所。
　　　　两个孩子在金雀花丛里点火，一个男孩马上被开除，另外一个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正在从埃及回英国的途中而无法开除，罗素就把她放在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锁起来。这个女孩提出抗议，罗素说：“要是我让你下床，你还会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认：“对，我会这样干的。”于是这个女孩便一直待在床上，直到她妈妈回来。
　　　　几年之后，这所学校倒闭。历史上关于教育自由主义原教旨的实验也失败了。
　　　　福禄培尔和罗素——甚至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教育者——都有着同样的明知故犯，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童心和人性区别开，甚至放在对立的善恶两面。长大成人如此不堪不幸，所以幼儿必定至善至美。儿童被假设拥有一双天使般的赤子之眼，唯一变坏的途径是后天的污染。
　　　　人们常常由于讨厌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不加分辨地热爱仰慕往昔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好，在短暂的人生中也好，人总有这种“倒转时钟”的冲动。回到时间的起点，不妨问问：儿童果然是善的么？人性中的恶都是后天习来的么？
　　　　史铁生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