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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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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
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
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
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
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
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
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
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
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
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
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
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
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
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
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
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
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
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
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
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
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
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
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
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
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
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
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
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
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
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
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
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
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
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
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
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
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
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
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
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
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
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
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
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
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
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
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
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
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七、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
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
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
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
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
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
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
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
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
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
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
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
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
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
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
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
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
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
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
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
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
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
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
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
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
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
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
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
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
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
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
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
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
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
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
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
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
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
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
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
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
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
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
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
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
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
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
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
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
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
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
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
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
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
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
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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