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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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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种诚笃谦逊视薛为父辈之恭敬态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2＇
金门之行，这位《新闻天地》的负责人，提供另一个切身的经验。
“我们又去了金门，陪伴我们去的是蒋经国。这也是我个人与他六次接触中的一次。清晨八时二十分模样，空军运输机沿着台湾西海岸飞，窗外是蓝天与海水，他看着我们大家在试穿紧急救生衣，也帮助说明如何将救生衣充气，如何抛发黄色药粉。他对来往离岛之间（他来往离岛次数远超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不过他的行动报纸上从未刊载而已），以及各离岛的军事部署等等太熟悉了，一路上他在做我们的向导。
飞机飞到与金门之间最短距离时，低降到距离海面仅五百英尺高度，笔直飞渡海峡。
此次金门之行，足足有七小时在一起，我发觉他说话动作，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们这个小团体、对司令官、对士兵、对在金门前线受训的学生、对飞机驾驶员，都流露着一种亲切自然纯朴的味道，任何人似乎不感到面对着的是总统之子，他不令人不安、嗫嚅、紧张。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记者，政治把戏、政治表情，看得不算少，做作得再出色，也瞒不过我这双阅尽沦桑的眼的。蒋经国待人接物就那么自然，具有使人易于亲近的魅力，如果是做戏，真是做得太出神入化了。
回航中，他大概很累了，也许当晚还有别的需要他耗费精力的工作，他在机舱尾部，拉了几只降落伞拚在一起，倒身便睡下。
他在我们众人之前，在放在地上的降落伞上面呼呼入睡。
飞机在夕阳下似乎也很倦乏的慢吞吞飞向台北。
我颇欣赏这位躺在眼前的人，他并未顾忌这样似乎失去尊严（同机尚有他的部属，以及第一次谋面的我们访问团中好多位），也不觉得这是失礼，态度任意自如，习惯纯熟。”＇2＇
对长辈的谦恭，对师友的尊敬，在他身上，处处找到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这一点，应归功于蒋先生庭训的贡献。
和亲属相处，或朋友间的来往，一般认为，北极熊的影响，对他的性格，产生不少反面的作用，如多疑多变，反复无常等等。
艾伦·怀丁教授，就这样批评他说：
“他从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燎们说：‘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个现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他个人的遭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为。”＇4＇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合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5＇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经国接班，提出“大有为政府”，起用“肯年才俊”，和他既往几十年的用人传统，初度告别。吸收了不少技术官僚，如李国鼎、陶声洋、孙运璇、蒋彦士、李登辉等；政治新血，如钱复、关中、魏镛、魏萼、宋楚瑜、王唯农、周应龙等，积极推动党政方面的新陈代谢，加速知识的，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这项努力，与他近几年的成就，相辅相成是的不开的。
蒋先生在世，个人崇拜运动，发展至巅峰。经国带头领导，不遗余力，他自己上台，部属跃跃欲试，尤以王升最卖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但是经国自己，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总统职，当日下午，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指示下列三点：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6＇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蒋先生食言，从一九三七年，软禁到现在，几逾半个世纪。张已八十老翁，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和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
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办护照的阶段，突然，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当局的顾虑，谅系怕纵虎归山，担忧李在国外与当局为敌。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台湾所能发挥的破坏作用，会低于国外吗？
共产党人有句话：“我们这个党就是靠人家骂出来的，谁要骂就骂吧！”说的固是事实，在他的管辖下面，又另当别论。可是反过来说，靠骂，骂不垮国民党政权的，何不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请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统战”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的弱势为强势，人家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理，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的，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进一步分析，他说：“政治力量的两极化将最后形成为直接的冲突。高雄事件的余痛，至今未愈合。台湾经不起再有一次冲突。”＇7＇
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见，其要义是开放党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亦即谢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张的“循政党政治常轨”，改变“台湾现存的政党政治实况”。
一九七四年，经国行政院长任内，即曾信誓旦旦，“内政方面，力行民主宪政”。又说，“要循政党政治常轨，来策进国家民主宪政。”转瞬十年，经国的话，究竟实现了多少？有目共睹。如仍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党禁”，怎不令人怀疑他的真意所在？有生之年，则民主难期，宪政难期！
北京的和谈攻势，只要台湾和大陆的离的现状存在一天，中共当然不会放弃此项努力。蒋经国总统不予理睬，亦在吾人意料之中，和的关键，在权力之争，其余都属次要。
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放手台湾，北京不可能用兵，对峙如旧，但仍将是不和、不战的局面，双方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中，继续其和平竞赛。
注释：＇1＇Robert Martin ．U．S。 News＆World Report； Dec 。2； 1955。
＇2＇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8页。
＇3＇同＇2＇。
＇4＇Allen Whiting“Mystery 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5＇司马桑敦生前告诉笔者，他是在汉城听魏说的。
＇6＇香港《星岛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7＇许俾云文，一九八四年元月洛杉矶《国际日报》引用。
…………
后记
经历若干阵痛，《蒋经国传》终于平安降世。
全书1－15章，大致和一九七五年的版本相同。两相对照，当会发现我用过很大的工夫，添进很多新的资料重新写过，如《教育长、主任》和《戡建大队》两章，旧书里根本找不到。
盛岳著的《孙逸仙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甫行出版），我埋首疾书时，尚闻此未闻。蔡省三、曹云霞夫妇著的《赣南怀旧录》和《蒋经国系史话》，纷纷于七十年代后期出版，比《蒋经国传》旧版问世迟了五年。
杭州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了解经国先生家世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史料。幸从香港《镜报月刊》中，获得一些片段，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传统，但寻觅原书的努力，却并不顺利。
经国的俄文名字尼古拉，和英法联军时候沙皇的驻华大使Nikolai Lgnatiev同名，当然，那是一种巧合，据苏联人说，尼古拉这个名字非常通俗，但在窦奠安（Tillmun Durdin）的文章发表之前，则一无所知。
资料收集，本来不易，严谨的作者，钻进档案室，故纸堆里，经年累月，皓首穷经，如吴晗的《朱元璋传》，罗勃·麦西（Robert K。 Mussie）的《尼古拉斯和亚力山大》（Nicholas and Alexundeu），所阅读过的书籍，引用的参考资料。如非穷数载之功，潜心钻研，出产的成果决难如此扎实。
很惭愧，处我过去和现在的环境下，力不从心。也许，久远的将来，亦难如愿。
我曾经想去苏联，从第三国际的档案中，为本书一些史实上的疑点，寻搜确切的答案。真正负责任的史学作者，亦该如斯，但只是想想而已，一来，苏联当局不可能那样慷慨，二来，我也没有那种财力。
从15章开始，是经国到台湾的一段。凡是五十岁左右的读者，对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人物，大都熟悉，因此，有亲切感。可是，距离太近，着笔反而不易。
（1）很多史料，因经国尚健在，尚当权，参与的当事人，明哲保身，不愿招揽是非，或有利害关系，多半持观望态度，暂时按兵不动，如一位当年参与孙立人戎幕的xxx，提到孙将军被黜事件，马上效金人三缄其口，可靠的信史，得来不易。
（2）和上列情况相反，小道消息特多，而且，人言言殊，言之凿凿。贸然引用，违背作者的初衷，弃而不顾，读者失望。
举例如毛人风去世这件小事，我引用《程一鸣的回忆》，说他因疗病的，但Y君和毛公子相识，指系打麻将时，摸清一色，过分兴奋而心脏停止跳动，经过再查证，X将军在毛死前，曾往病榻前探视，Y君的说法只好推翻。
好几个高手．指陈十五章后，有松散现象，我自己有同感不如《孙立人乓变芬一章，除以官方发表的九人小组的报告作基础，检查事件真伪，再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连巧妇的手艺也没有，那就难上加难。
我读研究院时，虽受过治学和治史的训练，这方面的兴趣是我多年不变的嗜好，但我的职业，并不允许好整以暇，仅能在工余，进图书馆，记卡片、寻资料，再作消化整理。
有时候边写边登，边进图书馆，边搜索枮瞻，为下一章预作准备，这种苦况，是拿到墓金会资助的学者专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有人常问我：“你见过经国光生吗？你和他认识吗？”写传记，能和当事人有接触的机会，自然再好没有。学生时代，我平均一周看到他两次，听他演讲，不计其数，和他交谈，那是一九七 年，在白莱尔宾馆的早餐席上、寒暄几句漠相干的话而已，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并不认识我。
本书写作，全凭资料，用我自己的观点，加以阐释剖析，尽量做到客观冷静，但是，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各人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同样的事件，往往有种小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论。
案蒋先生的书，除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外作家不同的著述，已有九本之多，写经国的，除此一本，别无他册（指严肃的传记而言），按理，行政院新闻局有责任，为他出一本官方的传记，是宋楚瑜不热心？还是奉指示。蒋总统不作个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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