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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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提出辞呈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
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6＇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的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兹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更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8＇
《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的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第五期，言论升级，恰巧是台湾选举期间，其中五篇文章，冲破禁忌。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大陆社会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没有富商巨豪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大恶霸
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他举出渔民和盐民的穷苦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对魏镛、沈君山、丘宏达等人的“革新保台”，他认为纯粹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长他们的专制统治……对“台独运动”，他认为对台湾的政治革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根本无助，只会延长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台湾的侵略。他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在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9＇
这些话在台湾公开发表，当局一口咬定是为匪张目，犯了“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台湾政论》被封，邱垂亮禁止入境。
国民党人接受当年《自由中国》的教训，对言论的控制，再不敢掉以轻心。《大学杂志》时代，基于政权的需要，略事开放，已一天星斗，稍有疏忽，后果可虞。于是当局重现铁腕，迅速后转。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灿无期徒刑。白在选举前，散发传单，提出二十九项问题，其中最闯红灯的是，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
蒋其实没有财产，他自己从不贪污，他如有雅量，大可一笑置之，但当权派认为领袖最神圣，碰到元首
的事，此例不可开。以“政治煽动”罪逮捕。
五月，逮捕台籍著名人士颜明圣、杨金海，控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罪名，的别判处十二年及无期徒刑。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和另一党外知名人物郭雨新，计划召开“国是会议”。
七月，逮捕黄华，黄是《台湾政论》总编辑，也是“从事颠覆叛乱计划”，判刑十年，其余尚有陈明忠事件，牵连二、三十人，黄妮娜被捕判刑。
政治上，一片萧索，仅剩下“沉默的大众”。
经济上，继续繁荣，保持快速成长，民众归心。
但是，和经国过去所标示的经济理想，相去越来越远，深为知识的子所不满，经济发展中的畸形，大致如下：
．是附庸的初级加工经济体系。认为企业集团缺少独立性，生产的计划和利益完全依赖外资股东的意向为准，对于任何资本的再投资，完全是采商业掠夺的心理，他们只求短期性的商业投资，而很少做计划性的工业长期投资。
．财富过的集中到少数财团手上。财团垄断土地投机买卖，且享有贷款、逃税、制造呆帐等特权。
．“国民平均所得”是假象，带有欺骗性。
诸如经济犯罪、资产外逃、商业投机、财团政治等等，毫无疑问为很多经济学者，以及关心民瘼的知识分子所不满。然而一个尽善尽美的经济政策，又到哪里去找呢？
政治言论受到箝制，改向文学发展，一九七七年八月产生乡土文学之争，论战的声势范围，甚至超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规模。
陈鼓应分析“乡土文学”的来源，是民族自信心和中国意识的觉醒，两个相结合的产物。而此种“民族自信”，又产生自台湾轻工业成长的基础。
作家们“在民族思潮与关心现实的引导下”，摆脱过去书斋式的作品，深入基层，关心民瘼，写农民、渔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类作品统称“乡土文学”或“工农文学”。
它的特点是，写实的、进步的、反杭的，假使不带有色眼镜，当局似无拉警报的恐慌。可是，党官们，神经过敏，竟指“工农兵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提倡了！”《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率先攻击，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撰《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发表在《中央日报》，点名批评尉天聪、王拓、陈映真等人，硬说：“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且滥用“阶级理论”，乱舞手中三节棍。
后来，发展成围剿，加入诗人余光中，《中华杂志》的胡秋原，也挺身而出，站到被剿的一边。激辩的重心，由文学的功能，“扩延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诸种社会问题”。
这件论战的本身，殊无意义，但反映出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乱戴帽子、乱打棒子的卑鄙伎俩，以及做贼心虚的歇斯底里症。
“乡土文学”休兵不久，真正使经国胆战心惊的事件发生了－‘冲坜事件”。
有关“中坜事件”起因的分析，众说纷纭，惟以夏宗汉先生的见解，最言简意赅。
“因为缺乏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所以国民党不会遭受到有组织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所以会造成众情激愤，不可控制的中坜暴动。而群情之所以激愤，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办理选举的偏私方式，主因在选民已今非昔比，其主流是属于新生代的青年们。”
夏宗汉认为：
“选民已经因量高而渐渐产生质变。配合了经济起飞、生活改善、都市人口剧增、九年国教、工业取代农业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备了欧美国家群众对民主的热情。而在外交挫败，内部代沟日趋严重之时，新生代群众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
但国民党领导阶层，非但忽视这一新形势，锐意革新，加速开导，且顽强抗拒，蛮干到底。
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原是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因国民党拒绝提名他为桃园县长候选人，宣布脱党。他的对手欧宪瑜，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职员，欧的经历，显然，在人民心目中会产生反面的影响。
国民党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势在必得，辅选单位，使尽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监察员等。许信良当仁不让，采用麦高文的手法，发动千名青年义务助选员，组织选民。
两股势力，相互加压，终于爆炸。
十一月十八日晚间，传出支持欧宪瑜的流氓以暴力向许信良竞选队伍寻衅的消息，情势已达沸点。
出事当天十点半，两位老人，进入二一三号投票所投票。
负责监选的主任，走近圈票处“你们怎么用印章盖啊？不懂怎么投，为什么不问人？”
“这里又没有人，要问鬼咧！”
范姜新林（监选主任）手伸过去说：
“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10＇
这位监选员，明显的是在作弊，被许信良的人马抓住，送往警局，类似的案件，亦在它处发现。于是，人心忿忿不平，人潮鼎沸，警察局成为庙会场所。
群众包围警局的消息，不胫而走，警方只好请林正杰帮忙驱散群众。林大声喊着：“请大家散开，这里的事，我们用法律解决！”
群众的回报却是一片嘘声和叫喊声：
“法律有什么用？”
“法院是他们开的，法律是他们的！”
“没法啦！到处在作票！”＇11＇
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证明在群众心目中，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把人心丧尽了。四点左右，群众再难耐心头怒火，开始攻击中坜分局大楼的玻璃，欢呼声、呐喊声，闹成一团。
警局外面的封锁线，发生警民冲突，且越来越激烈，警察抵不住人群的冲击，退到围墙里层，警车因而为群众占有，敲敲打打，视作玩具。
五点过后，保警总队的镇暴大卡车开往出事地点，大约在离分局三十公尺处，被群众团团围住，不久四轮朝天。
天黑以后，所有在场的警车，全都翻倒。七时左右，的局楼下办公室的器物全被捣毁，增援来的保安警察开瓦斯枪了，此时群众已达万人，中央大学的学生江文国，中枪死亡。
这个场面，和“刘自然事件”群众打美国大使馆的热烈火躁，有过之而无不及。
夜晚十点稍过，载满全副武装军人的军车自龙冈方向开往出事地点，群众向兵士喊话：
“老百姓的事，军人不要管！”
“选举不公平，你们知道吗？”（12）
士一点半以后，中坜警局为群众点火焚毁。
一许信良共得票二十二万张，他的对手十三万张，许为了避嫌，群众骚动时，前往台北。
很明显地，国民党咎由自取。即使开票当晚，新闻机构，如能及时公布选情，警局化为灰烬的结局，即可避免，但电视台奉命予以封锁。
国民党军警，在整个事件演进的过程中，奉命不开枪镇压，是经国的高明处，否则，内部省籍间的和平相处，将不可能，进一步元气大伤，影响到安定团结。
二十七年来，国府最大的炫耀是政治安定。紧邻南朝鲜，学生游行示威；南越为僧侣所困扰，疲于奔命；经济发达如日本，不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惟独台湾，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特务统治，“西线无战事”，国泰民安。“中坜事件”骤然触发，国民党的上层，慌了手脚，其中不免有些保守的元老派，责怪经国，认为这是七十年的初推行革新运动的后遗症，他们认为，假使蒋先生还健在，这个“二二八事件”的重演，决不可能。
国民党的统治，向以三种力量—军队、党、特务为支柱。但特务们面对汪洋大海的人民群众时，一
无作为，借重军队，军队中士兵的组成分子，台湾占百的之八十以上，要他们镇压自己的同胞，宁可抗命，不愿开枪，强烈反映出军队只能对外，不能对内。在此特殊的情形下，军队失去作为专政工具的功能。
受许信良当选的鼓励，全省地方势力普遍上升，一股新的参政热潮，蔚为风气，由县市长到县议会，很多新生代的人物，投身问鼎，造成一九七八年的选战高潮，党外声势，驾临执政党之上。
“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
限于法规，不准组党，但党外人士，仍旧以政团形式出现，如“党外总部”。彼此沟通、联合，拟定战略战术，并同时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加以深入探讨、抨击。
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李焕，调离组织工作会主任一职，改由军守的王任远出任，王曾任司法部长，参与一九七五年，中央民意的表增补选的决策领导者之一，得以从龙，说明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组织，因“中坜事件”，作了新的调整部署。
“中坜事件”发生不久，第六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期近。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剧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拚，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竞，走个过场罢了。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淦总统。
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先生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