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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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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13'。
'15'九月四日吴国桢去南京。
'16'同'9'。
'17'同'9'。
'18'“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典礼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队员一万两千人。成立宗旨:(1)打祸国的败类。(2)救最苦的同胞。(3) 做艰巨的工作。(4)尽最大的义务,主要是协助戡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19'同'9'
'20'同'11'。
'21'同'6'。
'2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76一77页。
'23'蒋经国《沪滨日记》,收入《一片忠心》同'9'。
'24'同'22'。
'25'据徐思贤将军面述。
'26'白忧天写《打虎赞》,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年盐九月二十五日。
…………
13南京·溪口·上海
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斯大林不信,'2'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
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
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3'沿着多尔衮的老路的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
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先同意,后又变卦。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
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
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
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
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的失败主义者。它可作为对共匪的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的中共军队,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的危 3ǔωω。cōm险。”'4'
杜鲁门的复信,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表示一下同情,予以婉拒。十六天后,蒋夫人亲自出马,白宫晤杜,旧事重提,要求华府派将领前往中国,及十亿美元的军经援助计划。得到的答复:“除非美国派军参加,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杜蒋私下已有嫌隙,种因于蒋支持共和党杜威的竞选,杜鲁门说过:“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关在监狱里。”'5'外加国务卿马歇尔对南京政府的偏见,国务院中国科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已无药可救。任何寻求美国援助的努力,均将落空。
经国形容此一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
“中共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的攻势。一般丧失千志的将领及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中共‘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中共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已趋于崩渍。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6'
逼蒋“引退”的动力,来自……担任华中剿共总司令的白崇禧。白抗命增援徐州的事,蒋白关系,已临破裂边缘。'7'十二月二十四日,白自汉口发出的“亥敬”电,咄咄逼人,驱蒋的态势,呼之欲出。跟着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中层干部,甚至“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8'可见危殆之严重。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等于对南京发哀的美敦书,内外交攻,蒋即使想恋栈,亦时不我与,剩下退路一条——下野。
蒋迟迟未见行动的内因:不甘桂系逼宫,出乎义愤是其一;需要时间,从事必要的部署是其二。至于经国所说:“父亲对于杜(聿明)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9'其可信的程度那就太低了。
首先,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离京飞杭那天,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
派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一月十日,派经国去上海,命令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同月十六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外汇的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到接收。
二十一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出示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经国回忆:
“时在坐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
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10'
我们看过尼克松下台前的哭哭啼啼,里根失掉总统提名时的难堪脸色,蒋先生英雄气短,自属常情。
文告最后一段,勖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风度翩翩,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把戏,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离开中常会,蒋驱车先至中山陵,'11'面孔严肃地站在国父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离一九四六年五月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将何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四时十分,乘座机离京,临空后,盼咐座机驾驶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苍山含黛,江流呜咽,“别时容易见时难”,落木怆怀,悲恸难已。
五点二十五分,抵达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迎机,假楼外楼设宴接风,席间陈劝他要“拿得起放得下”可触怒了老人破碎的心灵,陈后来在台伏法,固由汤恩伯报密,说陈有异心,是其主因,陈口不择言,已埋下杀机。
当晚,蒋下榻空军官校的天健北楼,入睡前,告诉经国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如果蒋先生真做到“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话,抗战胜利,急流勇退,盖世英名,决不至毁于一旦。如此下场,何来的“轻松”?倒是经国说了真话:“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桂系拿到一个烫手的蕃薯,忙于组阁和谈,蒋氏父子,则徜徉于溪口“山林泉石之间”,等于看南京的戏法。
一月二十八日,适逢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为蒋先生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在家度岁”举贺,躬逢其盛的,尚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元旦,“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喧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乡里浓郁的人情味,给蒋氏父子带来无限慰藉,至少,把国事可暂时抛到一边。
表面上,蒋先生一介平民,闲云野鹤。其实,他则隐而未退,溪口取代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如: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林蔚文(国防部次长)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餐叙。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十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驾到。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蒋。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问溪口。
从上列紧凑的活动看,蒋先生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他下令释放张学良,就没有人理睬。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
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欢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先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
到这样危难的时候,蒋先生才真正知道,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推心置腹,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他虽被认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终一九四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随侍蒋先生,形影不离。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毋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二月初,奉命转运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白银五十万盎斯前往台湾、厦门,既要机密,防止南京的阻挡,又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当局,使其合作。蒋先生此举,从历史的观点看,防止“资匪”。政治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拖李宗仁的后台,从经济上,采釜底抽薪的手段。
除了秘密抢运黄金,定海机场的建筑,同由经国暗中进行。他说: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12'
足证蒋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比较现实和深远。意识到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登场,人事纷争,稍有头绪。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南京派出张治中为首的和平的表团,北上议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希望隔江而治。
毛泽东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他誓言非“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长江的防务上,蒋先生比谁都清楚,能战始能言和。而南京的和平攻势,未尝没有备战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组组长朱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说: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后,国防部预备在长江以南,组织新军。时任次长的林蔚,问计于贾,贾说,干部可出自青年军预备干部,“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这就是预干总队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总队调到嘉兴,贾自兼总队长,任命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人员四千,设四个大队。
贾事后承认,“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因此,我对国民党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联系。
贾:“……你看我们怎么办?”段:“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 '13'
最初,贾和伞兵总队第三团团长刘农畯,计划在南京起义,“把在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都抓起来,送到解放区去。”但因部队调派而未果。
贾积极布置起义的蛛丝马迹,溪口方面略有所闻,特派江国栋携带大批银元住在嘉兴的一家小旅馆里,暗中调查。三月上旬,贾应召前往奉化和经国举行面谈,经国丝毫不动声色,暗中通知南京,把贾的三项职务解除。代局长由徐思贤接任,总队长黎天铎升任。
贾虽解职,新命仅国防部部员,却无碍于起义行动。四月二日,接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在嘉兴举事,“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江。”
预定起义的日子是四月十五日。贾于四日潜至嘉兴,六日,为黎天铎获悉。因而日期提前。贾在《嘉兴起义始末》一文中这样记着:
“天色垂暮,李凯宾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接我,到西大营后,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整装待发。见了我,纷来握手,气氛紧张热烈。我立即同学员们一齐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到午夜十二时,还是相持不下,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白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着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他见势头不对,叮得魂不附体,嘴唇发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命令‘行军演习两天,”'14'
起义部队抵达乌镇,国军兼程赶到,七日深夜,分三路突围,黎天铎和潘振球趁形势混乱逃脱。贾历尽艰辛,走了七天,剩下几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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