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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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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一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10＇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1）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性，“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2）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3）西北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升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注释：＇1＇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2＇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3＇曹锺麟著《奉化墓侍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4＇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5＇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
…………
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炫｜书｜网】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2＇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物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一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钢。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3＇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交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清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4＇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祚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6＇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8＇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0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0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的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子，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秘密地，通令政工人员，向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政工既是首脑，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加上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各师师长乐于臣服，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
照青年军成立的原意，入伍三个月训练结束，随即进入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增援第一线。经国介入，性质变了，作用也变了。
本来命名“青年远征军”，那是要归陈诚、罗卓英指挥监督，经国把它自立门户，于是“远征”两个字悄然失踪。
训练期满，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直到日本投降，这八师部队，仍驻原地。没有“远征”过，更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抗战胜利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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