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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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巴拉炫·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一般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今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按以往，当主人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会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有关国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使命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而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７０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才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外电还评述说：“许多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有了这则电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2）

□毛泽东请“军师”。中国一个大人物来到联合国。邓小平在联大的风光让基辛格顿生嫉妒。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基辛格不仅感到邓小平的作风与周恩来大不相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而且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４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因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场风波，江青大闹钓鱼台国宾馆。这还得接着从邓小平复出说起。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少有的。因为一般政治局开会，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可见会议内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简单，因为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会安生。政治局委员们都按时来了。邓小平也来了，仍然只坐在一个角落里。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抱怨过：“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６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这次就不能怪人家，邓小平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呢！
在１９７３年８月间举行的中共“十大”前后，鉴于林彪事件，因中风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十大”产生的核心领导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除周恩来之外，叶剑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与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选为中央委员。有关档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最初的候选人名单中是没有邓小平的。显然，邓小平的名子是经毛泽东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泽东这次还主张“十大”不能再像“九大”，党中央不能只设一个副主席。如果只设一个副主席，“十大”就只设王洪文一个了。这样就设了五个副主席，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是慎重的。因为在周恩来患了绝症之后，他也开始担心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左派能挑得起党与国家的重担吗？显然，毛泽东是很不放心的。
据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邓小平传》记述：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或者更老实地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说的是听起来舒服的好话，邓小平说的是乍听有些惊人的真话，但毛泽东相信邓小平关于他去见马克思后中国有“军阀混战”的预言。

邓小平的回答，更加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军队介入支左，军队领导掌握着各省革委会的大权。毛泽东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林彪时代留下的“枪”管着党、管着政，这是十分危　3ǔωω。ｃōｍ险的后遗症。就在这个时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所以这次政治局开会他就请邓小平也来参加了。
接着，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迅速来京议事。在１２月１５日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时，毛泽东再次郑重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说完，毛泽东又转身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召集这些司令员来中南海开中央军委会议，在当众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他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同时，性格倔犟向来不轻易认错的毛泽东，在这次军委会议上，主动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翻案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可见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又迈了一大步。
不久，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通知中说：“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从１９７４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４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发火了，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这显然是江青不愿意看到的。本来她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但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定的，她虽怒火在胸，却无可奈何。但她似乎还不甘心，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三天前的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复信拒绝见她，还在信中把她批评了一番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江青心里正窝着气，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她把王海容、唐闻生狠骂了一通，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其实，这个报告是按照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办的。１９７４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３月２０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得知江青在钓鱼台发难，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他本来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就坚持着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又继续施压，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知道江青的厉害，十分担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会取得支持，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在２５日这天她俩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才明白过来。但她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是江青存心掣肘，给周恩来设置障碍。看到周恩来总理如此操劳，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这样，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破例亲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４０００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都在纷纷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要在大会上阐述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发言是周恩来和他经过缜密考虑经毛泽东批准并由乔冠华起草的。同时，他作为周恩来事实上的继任者，还要在纽约与美国的基辛格举行会谈。为了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他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因为周恩来总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离职住院治病，政治局决定要他在作了联大发言及会见了与会的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之后，就赶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经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邓小平抵达纽约。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４月１４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４月１６日晚间离开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