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三国豪杰-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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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春与魏兵作战的全怿一看，这仗没个打了，干脆我也投降吧。于是“帅其众来降”。可《三国志》的记载正好相反，是全怿投降在先，他的几个侄子害怕被株连才叛逃在后。不管怎么说，反正全怿是临阵投降了。尽管他没带走三万吴军，只带走了所部几千人，但此事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城中大骇”，“震惧”。全怿的投降虽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他选择这个关键时刻来降让司马昭非常高兴，封他为平东将军，临湘候，他的几个侄子后来也都封为郡守、列侯。
　　全怿出降后，文钦立刻向诸葛诞建议，当初蒋班说杀出去我们没同意，结果蒋班叛逃了，现在全怿又投降了，现在敌人一定更加认为我们不会突围了。不如趁着他们没有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杀出重围。诸葛诞立刻批准。由此可见文钦和诸葛诞都不再指望东吴的援军，改为依靠自己了。
　　甘露三年正月，诸葛诞、文钦经过一番准备，率众出城，想要“决围而出”。司马昭早有准备，利用事先修筑的工事予以阻击，“发石车”、“火箭”等先进武器也被用到了战斗中。一时间战场上“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寿春城中的守军伤亡惨重，被迫又退回城中。
　　这时城中形式非常严峻。军心浮动、减员严重，最可怕的是粮食严重短缺。按说诸葛诞已经准备了够吃一年的军粮，但由于东吴又派来三万人，而且粮食配给还一度没很好的执行，所以到了这时粮食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城中守军人心浮动，纷纷出逃，前后共有几万人。
　　此时的诸葛诞和文钦也很着急。针对城中缺粮的现状，文钦出了个很有建设性的主意：他建议“尽出北方人省食”，也就是将城里的北方兵统统遣散出城。诸葛诞和文钦分别是寿春城中两股力量的代表，以诸葛诞为代表的军事集团被称为北方人，现在文钦要遣散北方兵等于是解除诸葛诞的武装力量，那诸葛诞能答应吗？文钦的这个建议虽然是为了解决城中缺粮的问题，但确实很怪异，很突兀，此举不但削弱了城中的战斗力，更主要的是削弱了诸葛诞的力量，要知道这些北方兵是诸葛诞多年培养的资本，是这次反叛的中坚力量，也是他投靠东吴的最大本钱，如果都解散了那他岂不成了光杆司令了？文钦曾在诸葛诞手下任职，两人共事期间关系相当的紧张，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现在虽然由于战事需要两人联手对敌，但彼此间一直心存芥蒂，到了现在彼此心中控制了很久的积怨终于爆发出来了。诸葛诞觉得文钦的用意是在削弱自己的力量，你到底是来帮我的，还是来毁我的？！文钦也觉得很委屈，多好的主意呀，你为什么不能用？文钦一直是有名的暴脾气，说着说着就开骂了。诸葛诞一气之下“手刃杀钦”，亲手把他杀了。
　　诸葛诞虽然是在一气之下杀的文钦，但从此举也可看出他对东吴的救兵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不然他说什么也不会杀掉文钦，毕竟文钦现在是寿春城中东吴军的最高统帅，也是东吴利益在寿春的代表。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和文虎也随父亲参加了此次“拯救大兵诸葛诞”的行动，文钦被杀时他们正在巡视城防。听到这个消息，哥俩立刻就不干了，当即带人来找诸葛诞算账。只是他们带来的东吴兵本来就少，全怿投降时又带走一部分，再加上战斗减员，剩下的就更少了。就是这剩下的一部分也不愿意跟他们去找诸葛诞，城中谁的势力强，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没人愿意拿鸡蛋碰石头。文鸯、文虎没有办法，报不了仇，也不能等着诸葛诞来抓，只好跳城墙出逃，投降司马昭了。
　　城外的魏军得知城中有变，又见文家兄弟来降，真是喜出望外，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于是乐晕了头的魏将纷纷建议司马昭杀掉这哥俩，然后下令攻城。司马昭的头脑还很冷静，他拒绝了这个建议，不但没杀文鸯、文虎，还拜他们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当然最主要的是让他们做自己的形象代言人。文家兄弟骑着马，带着几百人，绕城高呼，大作宣传。他们喊道：“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是呀，文钦的儿子都没杀，别人更不会被杀！
　　应该说，这样的宣传是卓有成效的，城里的守军见了之后，“忧且扰”。城中粮食越来越不够了，诸葛诞也是一筹莫展，而且除了他的铁杆亲信外，他的命令已经得不到很好的执行了。一开始，文鸯和文虎一接近城下，城里守军就放箭，不让他们顺利开展反动宣传；可到了后来，随他们在城下怎么喊，城里也没人放箭了。这可能是宣传起了作用，守军已经动摇了，更可能是饿的。
　　司马昭见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刻下令攻城！甘露三年二月，司马昭亲临战阵，魏军“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应该还是饿的。魏军很顺利地登上了城头，以最小的代价占领了寿春。诸葛诞带着麾下亲信向外冲杀，想要逃出城去，结果死于乱军之中。他死之后被夷三族。他的亲信几百人也被活捉，魏军一个一个的问，“投不投降”？回答不投降的一概杀。就这样从头问到尾，也是从头杀到尾，问一个杀一个，没有一个投降的。场面悲壮、感人，时人将他们比作田横和他的五百死士。《三国演义》里描写的吴将于铨的故事，也出现在干宝的《晋纪》里。于铨得知诸葛诞兵败的消息后，直到已经无力回天，“免胄冒阵而死”，去掉起着防护作用的甲胄，冲到敌阵里，奋战而死。
　　他的举动让项飞想起了春秋时晋国的元帅先轸。先轸在出征前冒犯了国君，因为国君放走了好容易才抓到的秦国大将，他一急之下吐了国君一脸痰。当时的国君是个明君，没有怪罪他，还很信任地让他继续带兵出征。先轸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他在战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脱掉甲胄，冲向仍在负隅顽抗的残敌，受乱箭而死。项飞忘了是哪个晋君了，这件事也是凭记忆写的，上传中断了好几天，着急赶进度，没功夫查资料，但先轸受箭这件事不会错。
　　当然，先轸与诸葛诞的死士和于铨不同，先轸是在赢定了的情况下自杀；诸葛诞的死士和于铨是在输定了的情况下献身。二者之间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死不会影响战局。先轸作为统帅在战斗取得胜利之后死于战场，体现的是对职责的尊重和对国君的忠诚；诸葛诞的死士和于铨在败局已定的时候，没有苟且偷生，而是从容就死，体现的也是对职责的尊重和对国家的忠诚。TMD，不议论了，这种忠义之人现在已经很难找了——人心不古啊！
　　三叛的最后一叛唐咨，在城破之后就率手下投降了。
　　出一趟差遇到两次大雪，好容易赶回来了，让大家久等了，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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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晋奠基人　第十八节
（更新时间：2007…3…15　13：02：00　　本章字数：2327）


　　干宝的《晋纪》记载，在司马昭甫一围困寿春的时候，诸葛诞就哈哈大笑。因为寿春一带每年都会下大雨，一下雨淮河就要涨水，一直淹到寿春城下。所以诸葛诞看见司马昭在城下扎营非常高兴，他说：“是固不攻而自败”！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从司马昭扎营开始，就一滴雨都没下，是少有的大旱。等到城破，魏军进入寿春，当天就下了一场暴雨，把城外魏军的大营都给淹了。
　　文鸯和文虎进城之后，就立刻收敛了文钦。司马昭也算够意思，不但没加阻拦，还拨给所需物品，让他们把文钦安葬了。
　　此后文鸯一直追随司马家族，后来凭战功做到将军，“名闻天下”。晋朝建立后，被封为东夷校尉，假节，看来很受重用。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应该在上任前向皇帝辞行，其实就是跟皇帝谈谈话，交交心，顺道表表决心，让皇帝放心，纯是例行公事。可到了文鸯这就变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晋武帝就是看不上他，“恶之”，于是就找了个别的理由把他免官了。后来白痴皇帝晋愍帝司马衷继位，不是侮辱司马衷，他的智力确实有问题，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司马衷智力有问题，大权落在了权臣杨骏的手里。后来杨骏伏诛，死于政治斗争，负责审理杨骏一案的是东安公繇，偏巧他是诸葛诞的外孙。诸葛诞与文钦的矛盾前面已经交待过了，老一辈的恩怨延续到了这一代。虽然诸葛诞亲手杀了文钦，但他的外孙认为这事没完，把诸葛诞兵败的账记到了文钦的身上，文钦死了，就由他的儿子来还。于是他来了个阶级斗争扩大化，拐弯抹角地把文鸯给牵扯进来了。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最后判定文鸯犯有谋逆大罪，夷三族。可怜威名赫赫的大将，就这样被冤杀了。
　　诸葛诞的反叛，从甘露二年五月到甘露三年二月，历时近一年，影响很大。司马昭应对得当，以极小的代价平定了这次叛乱，应该说司马昭这次是完胜。军事上的胜利只是一方面，更大的胜利来自于政治上。唐咨投降后被封为安远将军，与他一样的东吴降将文鸯和文虎也受到优待，甚至被封侯。司马昭对投降的将领是这样，对普通士兵也很宽大。城破之后，抓获了大量的淮南叛军和来增援的东吴军，司马昭除了处决少数为首的之外，其余大多数一概释放。当时就有人说，这么多东吴兵难以为用，不如“坑之”。司马昭没同意，他下令妥善安置这些东吴士卒，并说就算他们逃回东吴，还可以借他们的嘴宣示我们的大国气度。按照东吴的法令，像唐咨这样战败投降的将领，其家属应当被处死，但看到唐咨在魏国受到厚待，东吴也破例没杀他的家属，大概也是为了展示本国的恢宏气度吧？
　　在平叛过程中，司马昭爱惜士卒，没有下令强攻，而是逐步拖垮敌人，在敌人无力反抗的时候才一鼓作气，攻下寿春，“一征而擒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南”；战斗结束后，司马昭对待降将和战俘的手段又为他增色不少，深得本国和敌国普通民众之心。整个过程处处体现出一个“仁”字，这是司马昭最高明的地方。此役之后，“天下畏威怀德”，都称司马昭为“司马大将军”！其实司马昭的官职早就是“大将军”了，但这个“司马大将军”说的不是官职，说的是“大”，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而是“海纳百川，有容纳大”的“大”。
　　司马昭恩威并施，大获全胜，并且得到了民心，从此之后曹魏内部再没有大规模的反叛。
　　司马昭打了这样一个大胜仗，皇帝当然要奖赏一番。于是曹髦划八个郡、七百里的地方给司马昭作为封地，并封他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对于这些赏赐，司马昭坚决不受。《晋书》说“九让乃止”，连续推让了九次，终于也没接受。（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古文中的“三”和“九”都是虚指，表示很多，项飞一直觉得不能一概而论。“飞流直下三千尺”固然是虚指，但“三公九卿”却是明显的数量，不是虚指。现在轮到我说的算了，我偏要把它翻译成九次！）皇帝诚心诚意地给，司马昭诚心诚意地不要，不了解内情的人没准还要把它当作一段君臣佳话呢！既然司马昭不肯接受“晋公”的赏赐，那皇帝只好换一个办法，于是下令增加司马昭的食邑万户，他那些儿子中没有爵位的一概封为列侯。
　　此时的司马昭根基已稳，心腹爪牙遍布朝野，气候已成，难以撼动。虽然他广施仁政，收买人心，可是有一个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收买的，那就是皇帝曹髦。
　　随着年纪的增长，曹髦越来越看不惯司马昭大权独揽，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傀儡皇帝当着没意思。《晋书》记载，魏末的时候，魏国境内频频出现龙。这些龙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出现在井中。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吉兆，只有曹髦不这样想。他说龙是帝王的象征，可是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反倒出现在井里，这是不应该的。还为此作了一首《潜龙》诗，用井中的龙来比喻自己。司马昭看了这首诗后很不高兴，“恶之”，从此两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二十岁的曹髦终于忍无可忍了，他要除掉司马昭，为自己讨个说法。这年五月的戊子夜，他把侍中王沉、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诏到凌云台，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我不能坐以待毙，今天就要与你们一起去讨伐他。这些人都知道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都劝曹髦忍耐一时。曹髦年轻气盛，听不进去，他从怀里拿出已经写好的诏书往地上一扔，说到：“行之决矣！”这事已经定了，用不着多说了！
　　曹髦以为王沉、王业、王经是自己的心腹，所以才找他们一起行事。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连夜逃走，向司马昭报信去了，只有王经没去。王沉、王业趁着曹髦入内启禀太后的功夫跑了出来，临走时还叫王经一起跑，被王经拒绝了。司马昭得到王沉、王业的报信，就做了准备。所有的史书都说在曹髦发动前，司马昭就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请注意这一点。因此后面发生的事很难说是不是早就预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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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晋奠基人　第十九节
（更新时间：2007…3…20　0：04：00　　本章字数：2465）


　　曹髦回来一看，三个人变成一个人了，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他明白事情已经泄露了。曹髦可不想汉献帝和曹芳那样，找几个人让他们铲除权臣，一旦失败或败露就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报复，他见事情败露，当机立断亲自带兵攻打司马昭。曹髦能带兵要归功于不久前带着太后御驾亲征诸葛诞时的历练，这要感谢司马昭。可是让我们看看曹髦带的是什么兵：殿中宿卫、苍头、仆僮，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去PK司马昭的正规军，结果可想而知。
　　曹髦带着他的部队数百人直奔司马昭家中杀来，路上遇到了意料之中的抵抗。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音胄）时任屯骑校尉，统领人马与曹髦相遇，结果一触即溃。正规军逃得很快、很彻底，大出司马伷和曹髦的意料。其实若论实力，司马伷要比曹髦强大得多，只不过曹髦的身份太吓人：大魏天子！在那个强调“君权神授”的年代，天子帝王无一例外地被赋予神秘色彩，被说成是“上天之子”，凛然不可侵犯。即使当时皇权衰落，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普通士兵的脑海中。他们一直把皇帝奉若天人，平时想见天子一面都不可能，现在不但见着了，还拿刀动枪地跟皇帝厮杀，这个转变太快了，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双方刚一相遇，曹髦的手下人就站出来大声呵斥，唬得司马伷的士兵立马作鸟兽散，眨眼之间跑了个一干二净。
　　曹髦继续前进，很快又遇到贾充带人抵抗。贾充时任中护军，是司马昭最信任的人之一，《晋书》甚至说司马昭在得到王沉、王业的报告后，就是与贾充商议的对策。因此应该说贾充在这次事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刚刚取得的胜利让曹髦信心大增，也让他对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他指挥手下人直冲过去，他本人更是身先士卒，手拿宝剑冲在最前面。
　　贾充的士兵和司马伷的一样，看见皇帝亲自杀过来抹头就跑，眼看着曹髦就又要取得一次胜利。这时贾充的手下、太子舍人成济见情况危急，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