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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_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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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父母、中国的教育者、中国的教育体制，真的该醒醒了！
郑渊洁，是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们非常熟悉的一位“童话大王”。自从他十八年前创刊《童话大王》杂志以来，他已经为打造孩子们的心灵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这位用无数美丽童话去开启千百万孩子心灵的童话作家，却不得不以“拒绝摧残”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学毕业后便逃离了学校教育，并最终成为了一个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的成功者。郑渊洁说，在他孩子还在4岁的时候，有一天，孩子在未得到老师允许的状况下说了话，于是这位老师便把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关进了一个小黑屋里，而且一关就是几小时。怒不可揭的郑渊洁一气之下便让孩子退了园。郑渊洁说：4岁正是孩子发展语言能力的时候，怎么能不让他说话呢？这不是摧残是什么？就在这样一种经常被摧残的环境下，郑渊洁等孩子上完小学以后就说什么也不让他继续上中学了。他为孩子聘用了三位数理化老师，而自己则教他语文。郑渊洁认为，中国教育对孩子的最大摧残就是语文教育，尤其是写作文。郑渊洁说：“写作文最能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可老师却不让他们在写作文是天马行空地想象，只能按照老师制度的框框行文。”
就这样，在逃离了中学教育若干年后的今天，这位年仅19岁的郑渊洁的儿子，已是一家媒体网络技术部的总监。当很多人为了谋取这一职位而正在苦苦哀读，当很多人已经大学毕业却依然游荡街头，然这位没有任何文凭可以炫耀的青年，却以一种特殊的成长方式，在成就了自己理想的同时，对中国应试教育所固有的一种摧残性，予以了无情的嘲弄和辛辣的讽刺！
此刻，我又一次我想到了我的儿子，一个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有一次他告诉她母亲，因为一次作业中他写的字比较大，他的老师竟然这样对他进行了批评：你写这么大字干什么？连死人都让你给吓活了！我妻子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她知道我会因此大怒而伤了身体。只到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嘱咐儿子写封信给奶奶，然而当他写完信给我看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儿子为什么把字写得如此之小，于是我就责怪地对儿子说：这么小的字，奶奶怎么能看得清？重新写。在儿子委屈的神情中，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这时我妻子才不得已告诉了我这件事情。当时，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个老师怎么会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比喻来批评一个孩子，她有什么资格和权利用这种无知而又可耻的方式来震吓一颗幼小的心灵！当韩寒以极其藐视的眼光来鄙视老师的时候，我曾经想为老师来申辩一下的努力因为这种种现实而被击得粉碎！身为一个大学教师的我的妻子，她曾经数次参加了儿子的家长会，然而令她不可思议的是，在北京这样一所还不算差的小学里，从校长到班主任到老师，其素质如此之差是令人震惊的。当一个个孩子们因为说话而被关进黑屋、因为字写得大一些而被诅咒为“能把死人吓活”、因为任何想象力必须符合一个“弱智”的尺度而得以灭杀、因为任何创造力必须被削掉思维的灵光而送进公墓，那么，我们还能对我们当下的教育指望什么呢？
教育，原本是培育一个人心灵绽放的过程，而知识只是用来辅助一个人在心灵绽放过程中花开花落的灿烂程度。但我们却用知识并且时常是腐朽的知识，来塞满并扼杀一个人全部的心灵空间，当中国这么多知名的电视台都在神经兮兮地问十几亿人“确定吗”的时候，当主持人竟然问出“一条蜈蚣有几对腿”的时候，十三亿中国人的脑子实际上是在被猥亵！而中国的教育事实上也正在与时俱进地把人的灵性和从容，随着被物质化、被量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一条没有彼岸的不归路！
穿刺了所有的脊梁
套上蜈蚣N对假肢
背负王小丫嘹亮的质问
沿着用知识铺就的红地毯
被拖向内心枯死的灵魂收容站
……
第九章 缺乏综合能力的现代残疾者
高学历就意味高能力吗
多少年来，当中国人沉浸在用人来建构一种储藏知识的生命图书馆时，当中国人习惯用文凭、书面笔试来典当一个人全部价值的时候，殊不知，在这样一个评价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却在世界各地屡屡受到阻截。据说，数年前，国外有一家大企业面向全世界招聘一位该企业的全球营销总裁，应聘者有上千人之多。在经过了首轮笔试之后，留下了一百人进入第二轮面试，其中中国人的比例最高；面试过后，只剩下了5个人，其中美国人2名、德国人1名、法国人1名和中国人1名。在所留下的这5个人当中，中国人的笔试成绩最高，面试成绩位于第二，于是这位中国人对前景似乎胸有成竹。一周之后，这5个人同时接到了来自该公司的书面通知，通知说，经过本公司对您的考察以及您出色的表现，现在本公司十分荣幸地通知您，您已经被本公司录用了，希望您于某月某日到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可想而知，每一个收到通知的人一定是兴高采烈的，据说，这位被录取的中国人为了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上司的面前，他特意花了数百美元买了一套名牌西装和一个名牌皮包，就在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未眠，并通过越洋电话，把此消息告诉了远在中国大陆的父母和朋友们，而他的妻子，此时正在为丈夫明天的报到而精心准备着一切。在两张喜笑颜开的脸上，充满了对未来幸福地企盼。
那天上午，所有被“录取”人几乎同时来到了该公司，大家面面相觑并有些迷惑不解：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到底谁被录用了？不一会儿，只见负责本此招聘的一位副总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他微笑地看了看大家，说：在隔壁会议室的会议桌上，有5本书，在这些书的第3页和第4页之间，夹着你们的录取通知书，现在你们就去拿吧。话音刚落，只见这些人迫不及待地就冲了出去，领头的就是这位中国人。此刻，只有一个美国人没有出去，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于是副总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拿通知书？只见这位美国人冷静地说道：当我看到其他4个人都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你们的考试还没有完，而当您说让我们去隔壁桌上的书中去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立刻发现了其实这是您的最后一个考题，因为每一本书的第3页和第4页实际上是一张纸，它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夹东西，所有我就没有动，我相信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副总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此刻，冲出去而一无所获的人纷纷回来了，只见副总正在紧握这位美国人的手并向在场所有人宣布：此次全球招聘最终以录取了这位聪明机灵的伙伴而结束了，因为他经受了最后一次的考验，他以他出类拔萃的智慧嬴得了他应该得到的这个职位，在此我们向他表示祝贺！掌声，在一片茫然的气氛中稀稀拉拉，当所有人知道其中原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在责怪第一个带他们下意识冲出去的人，当所有失败者的眼光都射向那位中国人的时候，他似乎显得有些委屈，因为自从他接到那份通知书的那一刻起，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还有一道最后的综合智力陷阱在等待着他，既然笔试他是第一名，而面试又是如此地名列前茅，所以按照他既定思维惯性所得出的中国化的结论，成功无疑已经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了。然而当掌声响起时他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另类者，更让他感到无法接受的是，那位最终的录取者居然连大学文凭都没有！而自己却是名牌大学堂堂的博士毕业生。他似乎感到有一种不公平，但又找不出任何不公平的理由，于是他就陷入了一种极其苦闷的痛定思痛：成功在面对这样两种不同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考试成绩究竟意味着什么？高学历就意味着高能力吗？书本知识在如今这个充满变数的现实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我们从小在一种模式化教育中是否已经失去了思维的灵性？我们是否只能算是一个“单向度”的考试成功者而难以在如今多样性的世界里施展拳脚？
这，已经是中国应试教育带给几代人的一个历史后遗症。
在本书的前八章中，我着重论述了在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以及家庭教育中，一个人受教育者的主体是如何被剥夺的，而且这种剥夺是如此的残酷和彻底。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教育前景正在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广袤的贫穷地区是处在一种教育被剥夺的现象，即：由于贫穷，我们很多孩子上不起学，或者勉强完成初等教育以后就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这些孩子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长大而并没有被剥夺太多的慧命，但由于种种环境的制约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来真正展示他们的才华；另外一种是富裕地区的孩子，他们被剥夺是一种天性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应该经历的磨难，尽管这些孩子的家庭拥有比较优越的经济条件以便能够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由于一种变态的教育模式而从小就泯灭了孩子的慧命，因此当一个人精神本质发生病变的时候，那么任何教育也就失去了其本来应有的效力。
我认为，我们当下似乎正处在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人从不缺乏读书高手，我们的学生在世界各大学的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的中学生在世界上几乎每年都可以获得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和化学比赛的大奖，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缺乏真正能够傲视群雄称霸一方的世界大科学家；一方面尽管我们有一大批人可以成为知识丰富的读书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真正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则很少。除此之外，在中国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的科学知识和他的人文素养南辕北辙，一个人的学术地位与他的文明程度势不两立，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与他的道德标准分道扬镳……
应该说，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背离，但这种背离之所以在中国司空见惯并习以为常，我认为这无疑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偏差所致。
招聘厨房与温室花朵
前几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带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来到了一家企业，当他发现老板认为他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普通员工时，他那种不服气的姿态在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妄中变得更为变本加厉，在他眼里，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小人怎么可能与他这样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相提并论，于是他认为老板是在有意与他作对，一气之下，他离开了那家企业。为了进一步弘扬他这种孤傲的凛然之态，他又回到了学校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又来到了一家企业，并由于学历之高而深受老板的重用，然而不久，老板发现，这位盛气凌人的高学历者其实际的办事能力还远远不如一般的职员，与此同时老板还发现，由于他不可一世和由于高傲而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从而使原本充满团队精神的一个部门变得怨气十足、支离破碎，于是老板愤然炒了他的鱿鱼。本来，这位高学历者应该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到底是他者的原因还是自己的不足。然而他却不这样想，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除了只会读书考试之外，连一些基本的综合能力都不具备，相反，他认为自己应该去读博士，以便能够到更大更著名的公司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他又轻而易举地考取了博士生。博士毕业后他却尴尬地发现，当他去一家家公司应聘的时候，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一方面因为他所开出的条件太高，另一方面招聘者对此人简历中数次闪电般的工作经历似乎看出了破绽。于是，在一次次的拒绝中，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博士终于被无情的现实击垮了。
在一间清贫的屋子里，一顶硕士帽和一顶博士帽奕奕闪光地回顾着一个读书人辉煌的昨天，在一个油漆已经脱落的桌面上，几个方便面袋展示着一个高学历者今天的生活窘境。知识，当它脱离一种实际能力而仅仅成为一种文凭之装饰物的时候，那么这位博士的命运就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当郑渊洁19岁的儿子，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失败者”以一家媒体网络技术总监的身份来仰视这位具有最高学历但找不到工作的“成功者”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位仰视者的眼神中一定会有一种被颠覆的藐视以及对知识本身的一种怜悯！
美国著名的微软公司，他们对应聘者的要求首先基于以下四点：
是否足够聪明？
是否有创新激情？
是否有团队精神？、
专业基础怎样？
在上述四项中，中国人比较具备的是第一和第四项，而微软公司最关注的第二和第三项，正是我们所普遍缺乏的必备素质。在微软的考题中，经常出现以下这些问题：
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
你和你的导师发生分歧怎么办？
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将怎么解决它？
两条不规则的绳子，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为1小时，请在45分钟内烧完两条绳子。
这些问题，都是微软用来考验一个人创造性思维以及应变能力的。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这些考题中，微软的考官们所关注的不是什么“标准”答案，而是看一个应聘者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想象。
在国外众多企业五花八门的应聘考试中，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前所未闻的，比如在德盛银行的应聘考试中，最后入围的决赛者必须根据德盛银行提供的一份菜单而下厨房做饭，谁能最终烹饪出一道色香味俱美的饭菜，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此，德国有一家著名的人才公司在其法兰克福的总部还专门设立了一间“招聘厨房”，该公司的行销主管纳特高说：“厨房是最能考验高级主管人员技巧的地方，这是一种了解应征者的可靠方式，传统的考验人才的方法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理论知识，但在厨房里，更可以看出他的执行能力。”
我在想，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考核中国应聘者的话，那么全军覆没的结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大家不妨来想一想，你让你的孩子下过厨房吗？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是否想过让孩子经常下厨房做饭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答案是用不着我来回答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以考试分数来论成败的，因此这就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了孩子考试能力的培养上，学习是为了考试，读书是为了考试，而掌握知识也是为了考试，于是中国学子们一切能力的展示是在一张张白纸上进行的，因此，所谓“纸上谈兵”也就成了中国人用来形容自己的一句维妙维肖的成语。
有一本叫《独身子女宣言》的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中学生悲苦的哀叹，当一种教育从小就灭杀了他们应有的能力而突然有一天又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这些能力的时候，他们就象一个个被抽去脚筋的残者，从长年生长的温室里突然被置于一个北风呼啸的体育场里，在所有人一片加油声中催你向终点狂奔。难道我们不感到这样太残酷了吗？难道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吗？在所有以“爱”的名义下所干出的这些勾当难道我们不认为这些父母们不是一个个“温柔杀手”吗？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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