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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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原文，哪里不符合原义，在文化转型的时期，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输入那么多东西对中国是有贡献的。再说那也不是翻译，而是别人告诉他一个故事，他用自己的笔重写。严复也是这样，不过严复比他好一点，因为严复懂英文，可是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译，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在里边，所以现在要是专门研究严复的话，得仔细对照原文，看哪些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哪些是原来的内容

另外还有两本书让我觉得开阔眼界和思路的，一本是JamesJeans（金斯）的《神秘的宇宙》。金斯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不过他写些通俗和哲学的东西，在当时是非常新的书，也被收入“开明青年丛书”。还有一本书叫作TheNatureofPhysicalWorld（《物理世界的性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译名为“物理世界真诠”，作者也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叫A。Eddington（艾丁顿）。看了这两本书，我觉得大开眼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懂科学，以为科学就是“铁板钉钉子”，但在他们看来，科学并没有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物理世界不过是你思想中的构造，究竟物理世界是怎么样的，里面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们现在理解不了。书里讲了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时间，我们以为时间和空间一样，几尺几寸、几分几秒都是客观的存在，可是他说时间本身是可以伸缩的，空间也可以收缩，介绍了费氏收缩作用等等。我不懂科学，但因为作者本人是科学家，我想他们讲的或许也有道理，至少开拓了自己的思路。

可以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既受了唯物论也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后来始终也没有排除一种杂驳的思想。我们过去对于科学认识得太朴素了，以为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最早的近代科学家李善兰不就认为牛顿经典体系是“铁案如山”吗？后来我上了大学，又看到有一种观点叫作“方便的假设论”，即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都只是方便的假设，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个“方便的假设”，因为它没有证明，是个公理，你用这个最方便你就这么假设。当然别人也可以不这么假设，非欧几何就不承认两点间直线最短，也可以另外推出了一套几何学。

所以，虽然我们说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个客观的标准离不开主观，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现成给定在那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你戴上有色眼镜看什么东西都带有那种色彩，比如戴上红眼镜，那么看什么都带点红颜色，要是戴个黑眼镜，就什么都比较暗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戴眼镜，看到的东西是否就是客观的样子呢？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一副“眼镜”，我们就只能这么认识世界，至于别的物种是不是也认为如此，那就很难说了。比如一个蚂蚁，也许它就体会不到三维，只理解平面，把它放在篮球上，可能它对这个皮球的理解只是个平面，这就是它天生的眼镜。人也是这样，比如四维的空间我们就不会设想，当然科学家也许可以从数学上推论出四维空间，可是我们一般人只能设想是三维空间。人的思维结构就是这样给定的，我们只能这样感知，而不能是那样。所以很多大科学家的都是唯心论的，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他又补充一句说：我的这个“上帝”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金斯和艾丁顿的这两本书要是在解放后就得批判，可是解放前“三民主义”里边不涉及这方面问题，所以让我大开眼界，但也带来许多困惑。

当时有一本介绍唯物论思想的哲学书，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是最流行的，很多青年都是受这本书的启发而倾向或者走向革命的。我疑心他也是从日本转手，而且看了这本书以后并不欣赏，觉得他没有讲出道理来。比如他讲事物的变化，一开头就说事物像孙悟空一样可以七十二变。事物是变的，可是能像孙悟空那样变吗？那是神话，不是哲学，比喻不能代替论证。一直到解放以后听他的讲演，我也不怎么欣赏，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武断更多于论证。

那时候的思想界也是什么都有，我记得抗战前有一本书叫《当代三大怪杰》，书皮上印着三个人的像：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就是所谓“当代三大怪杰”。因为那时候也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我还记得我回老家入中央大学附中的那一次考试，笔试之后还有口试，口试我的是常任侠先生，后来他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工作。（当时政治部部长陈诚，那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黄琪翔是北伐的将领，周恩来主要依靠第三厅搞文化宣传，郭沫若是厅长，网罗了一批进步人士，所以常任侠也到第三厅工作，后来似乎曾做过周恩来的秘书。）口试的时候问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我至今都记得。

他问：“你喜欢什么？”

我说：“喜欢文学。”

“看过什么书？”

我随口说了几本文学书。

又问：“你崇拜什么人？”

崇拜其实是一种迷信，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那时候也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就说：“我不崇拜什么人。”

“崇拜墨索里尼？”

我说：“不，我不崇拜他。”

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你是个进步人士，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不过这也说明，独裁政治的思想在当时确实风行一时，所以他才这样问，大概是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吧。多年以后，好友王浩和我谈起当年的口试，他说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当时回答说：“我最崇拜我父亲。”他很得意，如此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抗战前报纸很多，在北京影响大的有《晨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后两种都是前辈报人成舍我所办。我家里订了两份报，每天放学回家都翻一翻，顶长知识的。北京图书馆里的报纸非常多，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记得卢沟桥事件以后数日我看见一份日文报纸，上边印着大字的标题“华北赤化之学生非常不稳”，内容我看不懂，但至少有个印象，就是当年日本人对华北学生运动非常关心。

那时候杂志也多，像《大公报》的《国闻周报》，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荟萃了周作人、丰子恺、巴金、老舍等一批当时知名大家的文章，销路很广，我几乎每期必读。其中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叫姚颖的女作家，她的文章很俏皮，写的是“京话”，专门报道南京官场上的动向和见闻。后来有一期新年版，这些作家纷纷写新年贺词，并附有本人照片，我看到有周作人、丰子恺，丰子恺当时也就三十多岁，照片上却留着大胡子，但最让我吃惊的是姚颖——居然是一位妙龄少女！没想到她竟能如此熟悉南京的官场。后来才知道，姚颖的先生当时在南京做个不大不小的京官，是借她的名字来写官场上的事情，抗战期间在甘肃省做教育厅厅长，在一次意外中死了，姚颖自此也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还有好几种跟《论语》差不多的杂志，比如《宇宙风》，是陶亢德与林语堂合编的，邹韬奋在上海办生活书店出了很多进步的杂志，介绍左派的知识。再有就是看《世界知识》，那是左派的国际政治刊物，配有地图分析国际政治形势，在当时是我们有关世界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上海出版。另外，那时候也欣赏苏联的一切，因为苏联是一种新文化，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看后觉得美极了。当然，实际上恐怕也不就，但当时却引发我们无限的憧憬。国民党那时候也有好几个出版社，也有几家右派杂志，讲什么“伟大的领袖”之类，不过那个没有市场，销路不大。

3。天籁幻想

北京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性的一所师范大学，就在和平门，对门是师大附中、师范附小，当时就是名校，我中学上的就是师大附中。那时候中学也是全国性的，如果家庭条件较好，也是把子弟送到大城市里来上学。城市里的学生年纪比较小，个子矮，坐前面，那些从外地来的、乡间来的往往年纪比较大，坐后面。我有一个很熟的同学，从绥远（内蒙古）来的，好像比我大三岁。

其实受教育不一定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师大附中南边是琉璃厂，那是全中国书店最集中的地方，新的、旧的有几百家，中午吃了饭，几个大同学去逛书肆，我也跟在后边转，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好多中国的旧书，也有洋书、新书，新式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还有北新书局——鲁迅的书就是北新书局出的，那些书都摆在那里，琳琅满目。当然好多书我都不懂，从前听说有二十四史，没看过，到了书店，哦，那儿摆的有二十五史，还有二十六史，原来还有这么多史。元史是中国正史里边编得最差的，所以清末柯劭忞又编了一套《新元史》，凑起来是二十五史。后来清朝亡了以后就没编史了，民国初年编了一个《清史稿》，不算是正史，所以叫《清史稿》，把它算上就是二十六史。这就开阔了眼界，但让你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接受的知识和他的思想并不单纯是在学校里上课，那些年纪大的同学每天去琉璃厂转，我也跟着在书铺里转，转来转去，知道不少东西。

有一阵我想学音乐，虽然不清楚到底学什么，但真是着迷，现在看来是太荒唐。音乐要从小学起，而且要学得很专业，我没那条件，就是看了王光祈、丰子恺的书，知道有些个名家，什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音乐界有三“B”，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觉着这些位大音乐家了不起，就想学音乐。那时候，北京有一个中华乐社，出了一套《世界名歌选粹》，一共五本，北京图书馆有，我就借来抄过一些。另有一本叫《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OneHundredandOneBestSongs），在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就有出售，里边都是美国小学生、中学生唱的歌，很多人都有一本，像StephenC。Foster的《老人河》（OldFolksatHome），我们都自己学着唱，大概也学了好几十首，虽然歌唱得不怎么样，副产品倒是学了些英文。还有一本中华书局印的《世界名歌选粹》，印刷很好，我花一块多钱买了一本——那时候到小饭铺吃碗面不过才一毛钱，所以一块钱已经很贵了。这本书里选的歌并不多，但几乎每一首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第一首是法国古诺的《小夜曲》，第二首是舒曼的《梦幻曲》，听了真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还有舒伯特的《小夜曲》，回肠荡气的，简直令人销魂。后来一个间接机会我又听了舒伯特的《圣母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这本书里还有一首是从古诺的歌剧Mignon里选出来的，内容出自歌德的小说WilhelmMeister（《威廉·迈斯特》），迈斯特游学的时候遇到一个马戏班的小女孩Mignon。小女孩是意大利人，从小被拐卖给了马戏班，但她总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影影绰绰地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来的，于是唱了一首歌，歌词就是歌德的诗《你是否知道那个地方？》。听了以后，我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感觉美好极了。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朋友Horatio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

那时候我有两个途径可以听音乐，一个是抗战前，学校里偶尔组织听唱片，音乐课上也听，但更多的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另外，当时师范大学有两个系几乎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个音乐系，一个体育系，其他大学都没有，所以那时师大的音乐系和体育系还是很有名的。这对我们有个便利，因为我们就在对门，他们有篮球队，在当时都是国手了，是全国最好的。比如国手牟作云，他作为中国篮球代表队的主力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他教我们体育，做了体育主任马约翰先生的女婿，后来是篮球协会的主席。所以，经常他们一比赛我们就跑去看，当然也不要门票。还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有个音乐会，我们跑去听，那是师大自己的音乐会，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管弦乐、交响乐，可是提琴、钢琴都有，歌唱也有，所以许多歌我都听过，很熟，感觉好极了。

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也去看戏，不过我觉得京戏是一种太古典主义的东西，它有非常严格的形式，你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形式来表现，像我们作古文一样，怎么破题、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结尾，要求得非常严格。你可以有发挥，可是必须按着这个严格的规矩来发挥，一点都不能出圈。这就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它跟浪漫主义不一样，浪漫主义讲究发挥个性。而且我觉得京戏的音乐太差了，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牌子，其实应该每一部戏、每一个情节都有自己的旋律，这才符合戏的内容，不能说无论表达什么感情、什么情节都限于那几个旋律，把音乐也脸谱化了。当然我从京戏里也获得了很多知识，有些是非常可笑的，让我以为古代就真是那样。比如京戏里打仗，双方都是一个将领出来带几个人，然后两个主将交锋，真正的战争不会是那样，可是小时候我以为古代打仗就是那样。

当年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娱乐或者知识的来源，那就是电影，大多是好莱坞八大公司的电影，说它是营养也好，毒品也好，真看了不少。当时北京主要的电影院有五家，东城的“光陆”、“平安”、“真光”属于一轮影院，西城的“中天”、“中央”属于二轮影院，设备较差，票价也低，成了我们这个消费层次的人常去的地方。

有几部我影响很深，像《蝴蝶夫人》，那是歌剧电影，还有《倾国倾城》，即AntonyandCleopatra，男演员是FredorichMarch，女演员是ClaudetteColbert，当时都非常有名。还有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导演是Reinhardt，配乐是19世纪的作曲家门德尔松，都是世界名人。还有一个印象最深、至今都不能忘记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名字叫作《铸情》，演朱丽叶的是NormaShearer，那时候北方译名和南方不一样，北方把她的名字译作“薛爱梨”，南方译作“瑙玛·希拉”，演罗密欧的是LeslieHoward，也是《乱世佳人》的主演之一（《乱世佳人》里女主角是费雯丽和OliviadeHavilland，男主角一个是ClarkGable，另一个就是LeslieHoward）。那时候我十几岁了，思想刚刚开窍，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那时的电影没有配音，都是原文，当然大多听不懂，可是偶尔也听懂几句。罗密欧看见朱丽叶以后说：“啊，那是东方，朱丽叶是太阳。”听了非常感动。从那以后，几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借莎士比亚的中文译本来看。

国产电影我看得很少，如《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之类，技术上显得粗糙一些，但是小孩子看仍是津津有味的。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