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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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也是一种。数学家秦元勋是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数学所工作，中学时候他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老师出题，他会用微积分来解答，大家就特别钦佩他。再比如高中时候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和外班的同学在一起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我介绍，这是我们班考第一的主儿。”可是他不会向别人介绍，比如：“这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我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和解放后历次的运动不无关系。解放后政治挂帅，运动中人人争相自保，这是生存的本能，最安全可靠的路就是跟着高干子弟走。马克思讲得好，“存在决定意识”，高干子弟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新旧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三章（1939－1950）

教书台湾

1946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北大、清华搬回北京，南开回天津。因为那时候非常穷困，没有办法大家一起走，所以都分批走。我所在的那一批是从云南坐汽车到贵州，再到湖南，之后换小火车。何谓“小火车”？因为战争刚结束，到处一片残破，火车头不够用，就把汽车轮子换上火车轮子，充做火车头，可是汽车发动机的牵引力非常小，只能拉一两节车厢，而且速度非常之慢。我坐小火车从长沙到汉口，又换轮船——二战时候美国留下来的登陆艇——沿江到了上海，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我有一个很熟的化学系的同学在上海住过好几年，他总跟我讲：上海小市民的、庸俗的习气实在要不得。所以以前我总有个印象，以为上海是花花世界，这次真是领教了。上海那时候还是有轨电车，分前后两节车厢，前面那节总是十分拥挤，而后面一节又非常宽松，所以我总是上后面的一节。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不能坐后面那节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那节是头等车，后面的是三等，只有下层平民才去，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会与他们为伍。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奇怪，何必冒充上等人在前面挨挤呢？不过也让我体会了一次上海普通人的心理。上海那时候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了，但也是最穷困的，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睡满了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旅客？后来有人跟我讲，他们并不都是旅客，有些就是无家可归的游民。当时正值盛夏，我不知道到了冬天会怎么样，难道也露天睡觉？

本来我是要跟着学校回北京的，可是到了上海收到二姐从台湾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得实在厉害，于是我决定去台湾。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陈仪带一批人到台湾接收政权，我的姐夫是跟着国民党去接收的，在教育厅工作，二姐就在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我的母亲也跟着去了，帮她照顾孩子，时患贫血非常厉害，以为快要不成了，所以没等返京毕业我就去看她。等到了冬天，母亲的病慢慢好起来，可是内战又开始了，只好留下来，于是我就在台北的建国中学里谋了个教书的差事。前几年在友谊宾馆开了个学术会议，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台湾人在一起，他们问我去过台湾吗，我说我可去得早了，46年就去了，在台北建国中学教书，他们非常惊讶，说：“哎呀，你要是不走就好了，你们建国中学的学生现在在台湾都是大官！”大概那个学校在台湾是最好的，可那时候我对这些情形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台湾只教了大概两个月，接着就是肺病复发，吐血，样子非常可怕，所以病稍好以后就回湖南老家了。1946年的秋天到47年的春天，我在台湾前后只待了半年，住院的时候正好赶上“二·二八”。

那时候台北还很荒凉，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大陆人多，走到哪里都是一大群人，可是到了台湾，大白天的，几条主要街道几乎一个人都看不见，好像刚拉过警报大家都躲起来了一样，一片死寂，那种感觉很可怕。后来我离开了台湾，一个原因是台湾的天气太坏，到了10月、11月还那么热，而且又潮，跟蒸笼一样，我得肺病特别不舒服。另外就是语言不通。他们不会普通话，我们也不会说他们的话，闽南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十分隔膜。再者，台湾非常之日本化，文字是日本的，建筑、服装、习惯也多是日式，连街上招牌都是日文的，就像去了日本一样，这一点让我很反感。无论如何日本人统治了台湾五十一年，五十年就不只一代人了，甚至于两代人，日本要把他们都“皇民化”，变成天皇治下的皇民，其实就是日本化，包括台湾现在的“总统府”，那就是原来日本的总督府，不过就是改装了一下。再比如李登辉，虽然他的血统是台湾，但是他从小学就学日本文化，后来在日本留学从军，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完全是日本化的，你要要求他爱国，他就去爱日本，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人了。我刚去的时候，台湾报纸还是两版，一版汉文，一版日文，后来才逐渐把日文版取消。

我跟台湾人没有真正的接触，语言不通是个很大的障碍，短期旅游固然无所谓，可是要住上一年半载的话，语言不通就很苦恼，连个东西都买不好。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而且挺伤自尊心。大陆上买东西要砍价钱的，所以我到了台湾也是这习惯，有一次去商店买东西我嫌贵，说减点价吧，不想老板娘会说几句普通话，答道：“不，这不是你们中国。”这句话大大伤了我的心，“这不是你们中国”，就是说她不认同你跟她是一个国家。我在建国中学里教书，校长知道我是大陆来的，就让我教一班大陆学生的国文（校长是从大陆回去的台湾人，国民党接收台湾的时候，像这样大陆、台湾双重背景的人很多）。1947年，国民党请北大的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说普通话、用汉文，据说推广得很成功，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

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1947年春天，才过了一年半，“二·二八”就闹起来了。第一，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还没有打仗，所以情形好一点，可是国民党去接受，把人民生活搞得比日本时候还不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第二，国民党到了台湾的时候大陆人并不多，双方都害怕，所以就高压统治，可是你越高压，别人对你越反感。第三，无论是日本人去了，或者后来国民党去了，都带了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姿态，比如喜欢发号施令，什么都得听我的，然后底下的人就不服，更何况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结果造成和当地人之间的感情上的隔膜。另外，陈仪接收台湾的时候和在大陆有一点不同，他是军政合一，又是警备司令，又是省主席，据说陈仪本人是清廉的，而且他有一种政治理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化，而不是像国民党以前靠军队的力量，所以他不带很多军队去。可是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不可能搞一套完全独立的东西，比如国民党发票子，物价天天涨，你发行台币，不还得跟国民党的币制体系挂钩，所以也跟着贬值。国内人已经习惯了，从1939年起物价就开始飞涨，早上的行市到了晚上就不一样，可是台湾人不习惯，大家都不满意。“二·二八”就是这样，平日积怨太深，一个小小的缉烟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没有几天，很快就哄起来了，没办法，赶紧调军队过去。当时我正生肺病，住在台大第二附属医院，在医院里看不到报纸，听护士跟我讲外边正在“打阿山”（打大陆人），劝我千万不要出去。台北很快就给镇压了，很多人跑到山里躲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政治没有搞好，所以台湾人对大陆在感情上并不认同，“把日本人赶走了，我们团聚了”，好像并没有这种感情，反而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包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陈水扁搞台独，这是明摆着的，他的票数竟然也达到半数。可是我们当年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国民党镇压“二·二八”，所以我们就拥护“二·二八”，这有点过于政治实用主义了，没有考虑到它的副作用。毕竟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跟大陆完全隔绝，国民党政权去了以后又很腐败，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但里面也包括反大陆的情绪，种下了台独的种子，这一点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所以从某种程度讲，台湾一步步走到今天确实也有我们的失误，政治上实用主义总是免不了的，可是过于实用主义的话，从长远上看，“民无信不立”，总是会吃亏的。

“二·二八”的时候我也感到了不安，当地人对外省人好像心里总有个疙瘩，老让我觉着自己是个外人，就像去国外一样，不能融入它的社会，加之天气和语言的原因，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半年，1947年春天就和母亲一起回老家了。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垮了，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即使后来跑到台湾也不像是会持久的样子，如果不是朝鲜战争，共产党完全有可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那时候美国已经从大陆全部撤出，不会丢了西瓜捡芝麻只保一个台湾，可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借着这个机缘，连同台湾一起也给保了起来。台湾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朝鲜战争，这是个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台湾可能早就解放了。第二，解放以后大陆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人均产值还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台湾GDP大概有一万五千美元的样子，我们才一千多美元，相差十几倍。解放以后，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人民日报》，不像以前，比如我上联大的时候，不但国外的报纸杂志看得到，就连共产党在重庆发的《新华日报》也看得到，可是解放以后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对外面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了。对于台湾，我们一直还在按旧皇历想，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饭都吃不上，台湾同胞热烈地希望解放，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GDP会比我们高十多倍。当然，台湾的迅速发展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条件，首先，国民党从大陆搜刮了一大笔财富，撤退时都带了去，对于台湾那么小的地方来说十分可观，成了它日后发展的一大笔本钱。其次，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都跟着去了台湾，如果不是这一大批人才，台湾不会建设得这么快。假设我们大陆今天的GDP是台湾的15倍，大概所谓“台独”就会自行消亡了，这是我的庸俗唯物论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问一个刚从台湾过来的美国人（SusanNaquin女士）——那时候大陆和台湾还不能自由往来，倒是美国人可以两边随便跑，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挺别扭——我问：“你刚从台湾过来，你比较一下两边的情况，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两岸的不同，而是两岸的相同，“两边简直太一样了”。我想这一点倒可以证明，其实还是一个国家，虽然闽南话我们听不懂，但那和上海话、广东话一样属于方言，都是中国话，还是中国人。

日日江楼坐翠微

1947年，我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了一年病，无业游民一样，算是赋闲了，心绪很恶劣。病重时还经历过几次特殊的、甚至于是有点神秘的体验。午夜醒来，我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到此处的，整个记忆全部丧失干净，只剩了一个自我意识，或者说只剩下一个“灵明”（王阳明语），此外便一无所知。我极力要在一片茫无边际的失忆的海洋之中挣扎，但是枉然无用。好像是挣扎了很久之后，突然一刹那，我恢复了全部的记忆，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这种现象或许是一种虚弱到极点的失忆。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我经历了好几次这种体验，深深感到人生之虚无与脆弱。

第二年身体慢慢康复，但是战争已经蔓延全国，北方是回不去了，总得找一个吃饭之所。大姐夫是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的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教英文，我于是重为冯妇。湖南中学的国文根底是极好的，大概远远超出任何其他地方，写英文也大多用毛笔，而且句末不是点一个句点，而是画一个大圆圈。我在北京上学时，小学每天要用毛笔写一篇大字和一篇小字，入中学后就都改用铅笔或钢笔了，比毛笔、墨盒方便得多。湖南学生都很努力用功，但是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条件要差一些，连《大公报》也没有，图书、杂志和其他文化活动都少得多。

做了教师，每月工资刚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稍微有余。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已经完全崩溃，首先便是经济的崩溃，政府不停发票子，可是票子发得越多越不值钱。我一个月工资有七八万，看上去非常不得了，一领就是一大包，不过都是一块钱一张的，那得点到什么时候？于是用绳子扎成一捆，盖个图章，这就是一万元，谁也不去一张张数。买东西的时候对方也不数，照样把这一捆钱再给别人。从1939年一直到49年解放，物价天天涨，所以谁都不要票子，领了工资马上就去换银元。本来银元早已废止了，也不知是从哪冒出来的，忽然又流行起来。银元贩子满街都是，全是单干户，兜里揣两块银元站在那里敲，而且早晚行市确实不同，比如早上一千块钱可以换一个银洋，到了晚上可以变成两千，再到后来都是上万上万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银元有两种，袁世凯时代发行的叫“袁头”，上边有袁世凯的头像，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孙（中山）头”。“袁头”成色好，含银量高，大概实足七钱二的白银，“孙头”不值钱，打个七或八折。我想，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自己竟然还比不上袁世凯？

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发钱给各个学校的时候干脆直接发银洋，我能拿到二十几块钱。如果用银元计算，物价并没有涨很多。比如饭费在战前一个月大约是六元左右，到了这时，一个月大约需七八元。我家对门有个面馆，非常有湖南的风味，而且挺大一碗肉丝面只卖一毛钱，胃口小的话都吃不了。我付一个袁头，老板应当找我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