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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名人小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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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宁三年（公元325年）闰八月，晋明帝病逝，五岁的儿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其母庚太后临朝称制，温峤与王导、庚亮等同为顾命大臣，而实权则掌握在太后之兄庚亮手中。讨平王敦之乱时，大将苏峻立有战功，此时镇守历阳（今安徽和县），拥有强兵，对庚亮的专权极为不满，“潜有异志”。镇守荆州的陶侃也对庚亮心存芥蒂。庚亮对这两人都很不放心，一面任命温峤为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以防备陶侃；一面又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王导等大臣认为这会促成苏峻的反叛，“举朝以为不可”，温峤也多次上疏，劝庚亮不要行此险着。庚亮不听。果然，苏峻害怕入朝被杀，就联合大将祖给约，举兵叛乱。
当庚亮决意征召苏峻时，温峤就要求立即率兵入卫建康，以备不虞。庚亮却写信给他说：“我忧虑荆州（指陶侃），甚于忧虑历阳（指苏峻），足下不要越过雷池（江州境内地名）一步。”由于庚亮西忧陶侃，北忧苏峻，分散了兵力，再加上他在军事上实在是个庸才，与叛军刚一交锋，就连吃败仗。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苏峻攻破建康。庚亮狼狈逃亡到江州依靠温峤，手头已无一兵一卒。温峤并不以其败奔而冷落他，对他仍然十分尊敬，并和他一起谋划讨伐苏峻。但是单靠温峤的部队，力量远远不够。当时，兵力最强、声望最高的是陶侃，因此，能否说服陶侃共同起兵，成了胜败的关键。
温峤约陶侃共举义旗，讨伐苏峻。陶侃一恨明帝临终时，未任自己为顾命大臣；二恨庚亮修筑石头城，出任温峤于江州，都是为了防备自己。于是借口“我是疆场外将，不敢越局过问内事”，拒绝出兵。温峤“固请之”，并且推他为盟主，陶侃这才勉强同意了。温峤立即率领水师，沿长江顺流而下；又陈列苏峻罪状，移告四方诸镇，连兵大举。哪知行到中途，陶侃又动摇起来，打算撤兵回去。温峤再一次致书陶侃，动以利害，并以苏峻杀死其子陶瞻一事来激励他。陶侃这才重又“率所统与峤、亮同赴京师”。这一来，义军兵势大振，“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然而，当义军乏粮、战事受挫折时，陶侃又打起了退堂鼓。温峤苦口婆心地劝道：“当年昆阳大捷与官渡之战，刘秀与曹*能够以寡胜众，靠的就是内部团结啊。明公为什么舍弃即将胜利的大功，而作撤军西归的打算呢？国难当头，正是我们臣子效命之日。眼下的情势，犹如骑在老虎背上，怎能中途停下来呢？明公一旦单独西归，军心必然受沮，大事必然败坏，那么，义旗就会反转过来，指向明公了。”陶侃无言以对，终于留了下来。
陶侃东下之时，人们纷纷传说他要乘机杀掉庚亮，以谢天下。庚亮十分害怕。温峤深知：大敌当前，将相不和，必败无疑。于是力劝庚亮去向陶侃道歉。庚亮无奈，只得硬着头皮来到陶侃军中，向陶侃拜谢，并引咎自责。陶侃深受感动，终于尽释前嫌。三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在温峤的直接指挥下，晋军终于收复建康，迅速平定了苏峻、祖约之乱。
王敦、苏峻两大叛乱集团的覆灭，为东晋王朝内部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温峤则是平定这两次叛乱的核心人物，连叛军头脑苏峻、祖约等也十分佩服他的才能。难怪《晋书》要称他为“中兴名士”、王夫之要称他为“人杰”了。
温峤处处以国事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当初庚亮败投他时，带来太后诏书，说是拜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温峤答道：“当今之急，应当以消灭敌寇为先。功勋未立，怎能先受封赏？”固辞不受。苏峻叛乱平定后，由于温峤“忠诚著于盛世，勋义感于人神”，举朝欲留他于都城建康辅政。温峤考虑到王导资格较老，坚决将这位置让给了他。又因“京邑荒残，资用不给”，留下了大批军中物资后，自己仍然还镇于武昌。
温峤敢于指出别人的过失，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司马绍为太子时，曾于东宫建造阁楼，颇为劳费。温峤便上书劝谏说：朝廷草创，大敌未灭，应以兵农为先，不宜大兴土木。司马绍接受了温峤的意见，当即下令停工。在追剿王敦叛军的战斗中，大将刘遐“放兵掳掠”，温峤劝道：“天道助顺，因此叛军败亡，怎能因乱为乱呢？”刘遐深受感动，连忙谢罪。苏峻叛乱时，温峤屡说陶侃，陶侃不肯发兵，温峤只得顺着陶侃，派人送信给他说：“明公姑且坚守荆州，我先率军东下。”使者已出发了两天，参军毛宝知道后，立即对温峤说：“凡举大事，靠的就是内部团结一致。赶快派人追回原信，改成’一定要并力西征’。原信若追不回，也得再重写一封。”温峤一听有理，火速命人日夜兼程，追回了原信。陶侃也终于答应共同西征。战斗打响后，温峤考虑到叛军多骑兵，便于陆战；义军多舟师，利于水战。欲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宣令三军：“将士有敢擅自离船上岸者，斩无赦！”适逢苏峻派人运米万斛接济祖约，被先锋毛宝撞见。毛宝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哪有敌人可打而不打的道理！”毅然率军弃舟上岸，袭击敌军，夺得了全部米粮，消灭了万余敌军。温峤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重赏毛宝，称赞他能相机行事。
经过了王敦、苏峻两场叛乱，晋室元气大伤，都城建康“民物凋残”，“宗庙宫室并为灰烬”。这时，温峤等大臣都主张迁都于南方的豫章、会稽等地。这实在是一个大失策。处于中原纷扰、北敌外逼之时，如再将都城南迁，示弱于人，外敌乘机入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幸亏王导力排众议，迁都之事始息。
晋明帝曾因“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温峤于是上书，大致内容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除前线临敌之军外，其余部队都应“且田且守”，以减轻国家与人民的负担；精简机构，选拔清廉之士为官；废除牵连制度，取消灭三族之刑。这些建议大部分为明帝所采纳。温峤自己在地方官任上，也能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四月，温峤病终于江州任上。“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当时，他才四十二岁。
引文及参考资料主要取自于《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读通鉴论》等。
温峤主要事迹
一、早年抗胡斗争
温峤起家官为都官从事。都官从事是司隶校尉的属官，“主察百官之犯法者”。史载当时“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温峤由是知名，而庾敳反而更加器重温峤，认为温峤“森森如千丈松，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庾敳的这个预见是正确的。不久温峤又举秀才，辟东阁祭酒，补上党潞令。
此后温峤一系列升迁差不多都与平北大将军刘琨有关。刘琨赏识温峤除因其道德才能外，可能还与峤系刘琨姨侄这层特殊的姻戚关系有关。温峤从平北参军起随琨府迁大将军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建兴二年，峤为刘琨假守左司马，都督上前锋诸军事”，后又随迁司空右司马，进左长史。这一时期温峤最重要的活动是抗击北方胡族反动统治者的斗争。永嘉丧乱，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等胡族进逼中原，攻城屠邑，残害生灵，广大汉族人民纷纷自卫反抗。刘琨就是当时北方抗胡斗争的一面旗帜。温峤作为其掾属，在讨击刘、石的一系战斗中屡建战功，为琨倚重。“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琨所凭恃焉。”温峤成为北方抗胡前线的名将之一。
二、奉使劝进，建拥立之功
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愍帝被俘，西晋覆亡。次年三月刘琨、段匹石单遣左长史、右司马温峤及散骑常侍、清河太守荣邵等奉表及盟文劝晋王司马睿即帝位。临行前刘琨对温峤说：“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对温峤寄予厚望。同年六月，温峤等携表至建康，慷慨陈辞，深得司马睿器重，并且“王导、周顗、庾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温峤从此留在江南，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这一年他才30岁。
元帝即位，以温峤为散骑侍郎，后历王导骠骑长史，迁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乃太子身边亲近之官。因其主掌侍从太子左右，献纳得失，备切问近对，故有晋一代“皆以俊茂者为之，或以郡守参选。”温峤深得时为太子的明帝司马绍信任，“及在东宫，深见宠遇”，并与司马绍以及当时侍讲东宫的庾亮结为布衣之交。温峤极尽规谏之职，献《侍臣箴》，劝导太子“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屏彼佞谀，纳此亮直”。太子欲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温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又曾谏太子马射，告诫太子勿“纵一日之娱，忘万代之基。”司马绍继位后能有所作为或与温峤早年谏导有关，而温峤后来在明帝朝备受重用更当与这段仕历密切相关。
三、平定王敦之乱
东晋*是在琅玡王氏等大族的扶持下建立的，以琅玡王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握有军政大权，直接威胁着封建皇权。为改变主弱臣强不利局面，元帝有意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推行“以法御下”政策，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导致与琅玡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元、明两朝握有重兵的王敦先后两度举兵内乱，就是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
永昌元年（322年）一月，王敦以诛刘隗、刁协，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反叛。在这次乱中，温峤一开始似乎并没有看清王敦篡晋的政治野心，他曾对周顗说：“大将军（王敦）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对王敦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当朝廷军队节节败退，太子欲亲自帅兵决战时，温峤极力谏止：“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但是当王敦攻入建康，欲诬以不孝之名废黜太子，动摇晋室根本时，温峤真正看清了王敦的险恶用心，挺身回护太子：“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挫败了王敦废立取代的阴谋。
不久，元帝在忧愤中死去，明帝即位。温峤拜为侍中，“机密大谋皆有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又转任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多承宠任，职权更重。温峤在中书令任上可能时间不长就上疏谦辞：“臣才短学浅，文疏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轻重，岂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王敦对温峤颇受明帝亲倚甚为忌恨，故请其为己左司马，欲拉拢温峤。温峤在对王敦劣行谏止不果的情况下，“乃缪为勤敬，综其府事，时进密谋以附其欲”，既保护了自己，又取得王敦的信任。值丹阳尹缺，王敦表请温峤为丹阳尹以便在朝廷为己通风报信。温峤设法顺利还都后向明帝尽奏王敦逆谋。太宁二年（324年）六月王敦果然再次举兵作乱。这一次王敦的矛头直指向温峤，并发誓要自拔温峤之舌。与永昌元年不同的是，王敦最后以兵败身亡而告终。
在平叛过程中，温峤功不可没。首先温峤在乱前提醒朝廷预先防备，“又与庾亮共画讨敦之谋”，使讨伐有了充分的准备；其次温峤直接参预指挥讨伐战斗，受命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当王含乱军主力进逼秦淮南岸时，温峤果断决策，“烧朱雀桁以挫其锋”，为等待援军到来争取了时间；再次温峤军纪严明。当他率众击败乱军，命刘遐等追击王含、钱凤时，“刘遐军人颇纵虏掠，峤责之曰：‘天道助顺，故王含剿绝，岂可因乱为乱也！’”对于温峤在平定王敦之乱中作用，《资治通鉴》卷92明帝太宁二年胡注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
王敦乱平，温峤以功封建宁县开国公，邑一千八百户，赐绢五千四百匹，进号前将军。当时王敦僚属因预乱依制应禁固，温峤则疏请原其佐吏，这无疑有助于乱后政局的稳定。太宁三年闰八月，明帝病重，温峤以丹阳尹身份与司马羡、王导、郗鉴、庾亮、陆晔、卞壸七人共同受遗诏辅佐年幼的成帝。历史再一次把温峤推向东晋政治舞台的前沿。
四、平定苏峻之乱
成帝继位后外戚庾亮执掌朝政，他提倡法治，主张集权，再次激化了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当时庾亮最为疑惧的是据上流有威名的荆州刺史陶侃和握强兵藏匿亡命的历阳内史苏峻。咸和元年八月庾亮派他的“布衣之交”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作为朝廷外援西防陶侃。同时庾亮又不顾众臣强烈反对，强征苏峻回京借以削夺其兵权。苏峻不从，遂联合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共同起兵。咸和二年（327年）十月，一场新的动乱爆发了。如果说温峤在平定王敦之乱中与诸将平分秋色的话，那么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中温峤则是关键的核心人物。正如本传所说：“时陶侃虽为盟主，而处分规略一出于峤。”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十分公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早预准备，首倡赴难。庾亮下诏征苏峻，温峤在“累书止亮”不听的情况下，“欲帅众下卫建康”，但庾亮却去信阻止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让温峤按兵不动。咸和三年春正月，温峤不顾禁令，移军寻阳，随时准备入救建康。二月，建康失守，庾亮逃奔寻阳。寻阳成为援军讨伐苏峻的大本营。
2、*远瞩，力推盟主。温峤、庾亮讨伐苏峻决心虽然坚决，但以江州之力恐难平乱。故温峤接受了其从弟温充建议，力推位重兵强的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但陶侃却因当初明帝遗诏未受顾命而怀恨在心，故以“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为由推辞。温峤固请之，陶侃才勉强同意，后又中途变卦召还先行出发赴难的军队。温峤再与陶侃书，恳请陶侃“进当为大晋之忠臣”，“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共救社稷之难。于是陶侃、温峤联军同赴京师，“戎卒六万，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温陶联盟使讨伐有了强大的军事保证。
3、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咸和三年五月，陶侃军至寻阳。当时传言陶侃可能要杀庾亮以谢天下，这样势必会影响联军团结。庾亮自己也心怀恐惧。温峤出计让庾亮主动去陶侃处谢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陶侃遂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救难，避免了联军因内部不和导致分裂的危险，为后来诸军同心协力平定叛乱创造了条件。
4、辞严义正，挽劝陶侃。尽管联军人多势众，但因苏峻乱军骁勇善战，以致建康平叛战斗并不顺利。温峤累战不胜，军中乏食，向陶侃借粮。陶侃不肯借粮，并为保存实力竟然提出要撤军西归。平叛伟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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