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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家随笔精选集-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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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君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联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337至341叶。）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341至344叶。）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伯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第六十三章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柳存仁
北大的图书馆是值得令人留恋的地方，就是说值得令人心醉，也不能算是过分。本来，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它的图书馆的，虽然那些图书馆的真实的情形，不但是在内质上，就是在形式上，也有绝大的异点或差别，其不同的程度有时候简直不容易叫人相信，虽然我不想说是不能叫人相信。
在战事爆发之前——注意，在战前——我曾经有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参观了几个相当著名的大学的图书馆。一个是南京的中央大学的图书馆，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馆内的阅书的学生很多，但是，不在阅读课内的功课或温书的学生太少了。这就是说，大部分的学生都在低着头研求着当天或第二天的指定课程，准备应付教员的或，肯自己在一旁静悄悄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究竟很少。这样的情形，北平西郊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的用功的学生们，也未能免。在清华，进图书馆看书是有一个专门的名辞叫做“开矿”的，开矿的目的，大半是想得到教授的好分数，在校内是有许多人以得到各项功课的金齿耙“E”或银麻花“S”为荣的。我在这里只举这两个好一点的例子，应该可以概括其余的情形。因为，倘若说起一些在其他的几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更常见到的现象，那么，也有借它来做男女学生的谈恋爱的幽静场合，也有用它做为解闷休息的清凉境界，甚至于在图书馆里开开什么江苏省同乡会，借那长长的书桌来摆起藉以联欢的茶点，喷起一圈圈的烟雾来，这也是题内应有，并没有什么希奇。
北大百年讲堂
如果有的学校的学生们走进图书馆是为了吃茶点的，则北大的学生们走进北大的图书馆是为了吃他们的精神上的食粮，并不能够说是过甚其辞。
北大的学生们并不是天生的超人，但是他们大约不甚重视教授们指定的功课。原因是教授们自己也不重视，有的教授甚至于平素并没有什么功课指定。譬如像沈兼士先生，在他教中国文字学的时候，一年到尾仅讲完那七十多页的讲义式的薄薄的课本。在他的重覆了近百次的语句里面，《景紫堂丛书》，《一切经音义》，《灵鹣阁丛书》……这些名字总是耳熟能详的。如果图书馆里没有这些种书籍，也就算了，但是图书馆里不但是有，而且可以随便的借，并且可以几十本一次的借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留难。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愿意去拿来翻翻的总是少数。那么，喜欢去图书馆看书或借书的人既多，图书馆的重要性也就增加，同时，教授们既然都有循循善诱的吸引学生的力量，当然不必特别画出某书第五十三至八十二页，另一书五十四至八十三页做为Assignments了。
北大图书馆的建筑，是在松公府的旧址。这里，我们最好是把它的新旧两部分画分开来说明。旧馆址就是胡清的松公府本身，前后占有三个大的庭院，雕梁画栋，古柏参天，非常富有中国式的艺术美的气息。自然，这样旧式的建筑物，因为学校的经济拮据和喜欢保持传统的老谱起见，已经变成很陈旧很腐朽的屋宇了，虽然每天照例的有几百个年轻的男女在那里川流不息的进出。这座大府的第二进和第三进的屋子，近年有一部分装修成为很富丽堂皇的宴会厅，在平常是不大应用的。另外一部分的屋里则堆积满了整箱整柜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未经整理的藏书，实际上都和图书馆是分开的。和图书馆有关系的仅是第一进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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