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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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里过来的阿勒马斯恰好骑马路过。他掉转马头，过来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就罗里啰唆解释了半天。他又问：“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又很努力地解释了一会儿。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让他下次多带点来，然后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这老头听了只是用鼻子哼了个“不”字，淡淡说：“这样的事情，还让孩子们去玩吧。”然后打马走了。

据说在更早的时候，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是：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的，是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来谋取额外利益。也就是说，要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门了，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买羊的话，出再多的钱也不会卖。

虽然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早就所剩无几了。但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是不是仍然不着痕迹地深埋在这个民族的心灵中？

有一则近些年发生的故事是：一个到夏牧场收购活羊的商人，看中了一家牧人的一头大尾羊，但报出的价格主人不满意，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双方都不松口，商人只好留宿一夜，隔天再启程。结果到了晚宴时，主人直接就把那只被争执了一整天的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攒够一定数量的木耳就下山一次。那时候几乎桥头的所有人都知道在沙依横布拉克有一个做生意的女人能弄到真正的野木耳。所以每到我妈下山的那一天，买木耳的人闻风而至。到后来简直是跟抢一样。抢不到的人就四处打听，不辞辛苦进山找到我家的店上门购买。后来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

那时候，除了我们以外，另外又有一些汉人也开始专门采木耳出售了。如伐木点的工人呀，云母矿上打工的呀，还有一些林场职工的家属们。

开始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往林子里到处瞅瞅，好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到秋天我们下山之前的最后半个月里，采木耳的人每天都能碰到一两个，挎着编织袋，穿着胶靴。至于他们采过的痕迹，更是伴随着编织袋的碎布片满了这附近的每一片林子。

编织袋也是进入大山的新事物之一吧。这种五彩斑斓的塑料袋子，实在太适用于采木耳了。轻巧易携、容量大，并不需要有多么结实。又很便宜的，用坏了就随手扔弃再重买一个就是了。

而这种一次性的东西哪里经得起原先的那种生活呢？那些羊毛捻线、煮染漂色后编织的褡裢，有精美对称的图案，像装饰品似的稳妥置放在家庭里，以很多年、很多年的时光，与毡房主人相耗持着，充满了记忆一般存在于生活的角落之中……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使用吧？

林区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我们不得不拆了帐篷下山了。这一年，我们再也没有跟着牧业继续南下，而是留在了几十公里外的桥头过冬。

第二年春末，叔叔和妹妹从内地来到了新疆。

到了如今，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不愿意种地了。特别是年轻人，谁不想出去呢？去到更丰富更热闹的世界里以寻求生活的另外可能性。种地又辛苦，又寂寞，春耕秋收，岁月无边。尤其当那么多的身边熟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村庄里空空荡荡，旧房子歪斜在老竹林里，老人去世，孩子离家，剩下的人在漆黑无边的夜里独自面对着满是雪花点的黑白旧电视，是不是渐渐地也萌生起离开的想法了？……

可是他们经过漫长繁华的历程，却来到了和家乡一样偏远孤僻的新疆大地。

我叔叔剃着光头，趿着破拖鞋，挑着担子——那是他们所有的行李：一头挑着一床红花绿叶、又瓷又硬的老棉花被，另一头挑着几公斤花生米和一大包碎饼干。我妹妹的塑料凉鞋比她的脚短两公分，衬衣袖子却比她的指尖长十公分。

他们都很高兴，终于来到新疆了，终于有好日子过了。但除了种地，除了干力气活，还会做些其他的什么事呢。于是一听说到木耳的事，便立刻踌躇满志起来。

这一年我们上山之前，花了很长时间为木耳的事做了各种各样的考虑和准备。既然人手多了，就可以两个人守店，三个人专门弄木耳。为此我妈还专门跑到附近的边防站将贴在那里的一张当地山形地图狠狠研究了好几次。

因为我家头一年卖木耳卖出了名，以至于这次上山前，好多人都到我家来打招呼，要我们下山后一定得至少留一公斤木耳给他。

还有的人专门从可可托海赶来订购。后来甚至富蕴县也有人专门跑来打问了。

就在我们上山的前几天，一辆漂亮而又结实的越野车也开进了桥头，四处打听要收木耳。他们是乌鲁木齐的人。

木耳的消息怎么就一下子传播得这么快呢？可能它真的是好东西吧。可是它的好处能有多少呢？那些人大量买下了木耳，他们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因此木耳除了好吃以外，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虽然那么多的木耳都是通过我们的双手进入人间世界的，但是我们多么不了解它呀！我们也许清楚它的来处——无论是再秘密的藏身之地也能被我们发现，却永远不能知晓它以后的漫长命运。不过这并不重要。

因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于是我们便婉拒了一些求购者。他们急了，于是抬高价钱。我们也顺势涨了上去，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后来根本就是在拍卖了，谁出的价高就给谁。

风源源不绝地吹，木耳神秘的菌种在空气中没日没夜地传播。在我们一家之外，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了。在沙依横布拉克夏牧场，我们家帐篷北面在河边开饭馆的那家回回也开始挂起招牌收购木耳，而且价格比我们喊得高。更让人生气的是，我们的价格每每一跟上去，他们立马就涨，搞得跟打仗似的。渐渐地我们斗不过他们了。于是再也没有小孩子揣着手帕包上门。不过这也没关系，除了收购，我们的大部分木耳还是出在自己手上的。因为毕竟这活干得早，比起那些跑到山里瞎碰运气，只知道一个林子挨一个林子到处乱跑乱撞的采木耳的人来说，我们对这片山野更熟悉一些，更有把握一些，每天的收获当然更多一些。至少比开一天商店赚的钱多。

而且像热西达这样的老朋友，每次来了，也只往我们家送，似乎有了感情似的。我们家到底在这一带呆的时间长了，没有人不认识“老裁缝”的。

我妈还有一招最绝，就是背着秤进林子，要是在林子碰到采木耳的牧羊人，当场就给截住称一称收购了。

采木耳的队伍里，最厉害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打工者的家属，天遥地远离开故乡，跟着男人背着孩子几番周折来到新疆。有时候也跟着男人们干些力气活，但更多的时候根本找不到活干，只好努力地照顾家人。

这些女人们疯了一样地能吃苦，她们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着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而且一进去就好几天不出来，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里一铺，裹着大衣躺倒，一晚上就捱过去了。

不像我们，早上去出，晚上回家，走也走不了多远，去到的也都是几天前去过的地方，采摘的也只是这两天新长出来的。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采木耳的人一多，它的生长就根本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

我妈决定不和他们争，她要去一个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有一天，热西达再来时，她和他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话。于是等下一次热西达再来时就多牵了一匹马。我妈和我叔叔带着两幅布料、几包方糖和几瓶罐头作为礼物跟着去了。这一次去了整整一个礼拜。

热西达家的毡房孤独地扎在后山一带的边境线上，那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迹罕至”。那里的林子更深密浓稠一些。我妈带去的几只编织袋全都满了。因为塞得太紧，还捂坏了很多。那一次是我们采木耳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

但没过多久，我妈新开拓出来的阵地又给攻下了——第二次他们俩再去时，发现那里也开始有人在活动了。野地里四处都有驻扎的痕迹。他们能去到的林子，能发现的倒木，全都留下了刀子剜过的印记。于是那一次，根本就是空手而返。

我妈真恨不得跑到蒙古国那边去找，看还有没有人跟她争这碗饭。

在等待我妈他们回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站在门口的草地上，遥望四面群山——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不曾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在他们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并因此对他们隐蔽了某种强大的力量。那会是什么力量呢？……我久久地张望。这时，远处有人群影影绰绰地过来了。我又看了好一会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走到近前，疲惫不堪，背上背的行李破旧庞大。他们在我这里买火柴，然后用塑料纸把火柴包好，小心地揣进贴身衣服的口袋。我目送他们远去，他们因深藏着一匣火柴，而在身影中窜动着火苗。他们去向的地方肯定不是我所知道的这山野里的某处——而是与山野无关的，仅仅只是有木耳的地方。

就在那一年，据说甘肃宁夏一带闹旱灾，很多内地农民涌入新疆讨生活。桥头也来了很多。那些遭过天灾的人和其他的打工者很不一样，他们远离人群，从不和我们有任何往来。甚至都不到我们深山聚居点的商业帐篷区买东西，不在我们的饭馆吃饭。他们随身背着铺盖铁锅，扛着面粉粮油，成群结队绕过沙依横布拉克的帐篷区，远远地走着。过很久之后，还会再远远地出现一次。还是随身背着铺盖，扛着塌下去一大半的面粉袋，成群结队往回走。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他们驻扎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如何维持生活。

那时候，只要是在山里讨生活的人，都在以采木耳为副业了。后来又有大量的人开始以之为主业。木耳明显地少了。于是除了采木耳以外，他们又开始挖党参，挖虫草，挖石榴石——只要是能卖到钱的东西都不顾一切地掠夺。弄得山脚下、森林边处处草翻泥涌，四处狼藉。当地牧民很不高兴，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来不伤害牧草，牛羊可以随便吃，但人却不允许乱拔的。于是，由于破坏草场植被而引起的纠纷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有人开始偷偷摸摸打野味下山卖了，还有人背了雷管进山找野海子（高山湖泊）炸鱼。狩猎是违法的，粗暴地使用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进行无止境的掠夺，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而哈萨克牧人虽然曾经也有过自己的猎人，但他们总是严格遵循野生动物繁殖规律进行着狩猎行为，他们敬畏万物。他们的古老的礼俗中有一条是：不能食用野生动物和鸟禽，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以及这些东西的交换物为食物，哪里像眼下这些人这般肆无忌惮？！也许正因为哈萨克牧人们与周遭环境平等共处，才能平平安安地在这里生存了千百年。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又能在其中维持多少年。

这原本天遥地远、远离世事的山野，突然全部敞开了似的，哑口无言。

但总会有什么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吧，凌驾在人的欲望之上……抬头看，天空仍是蓝汪汪的，似乎手指一触动便会有涟漪荡开。四野悄寂，风和河流的声音如此清晰。

更多的外地人和县城里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纷纷打听木耳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毫不犹豫地扛着行李投入山野。

当年秋天下山时，木耳已卖到两百块钱。刚入冬，就涨到两百五十块。

虽然价格涨了两三倍，但和去年相比，木耳的出售量猛地降了下来。到头来赚到的数字和我们年初预想的大不一样。这令我妈很不甘心，她想来想去，决定避开所有人，她要在冬天进山采摘。

冬天四处冰天雪地的，山脚积雪厚达十几米，道路完全阻断。况且那么冷，木耳早已停止了生长。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最后一批骚扰的人们走之后，在最寒冷的日子来临之前，可能还会长出一些。下大雪后，又被冻结在木头上，深埋在雪窝子里。

我妈很聪明，她不动声色，等所有人都从采木耳的狂热和遗憾中平复下来后，她才和我叔叔悄悄动身。临走时嘱咐我和我妹妹，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他俩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结果，直到他们两个回来为止，左邻右舍没有一个对他们的突然消失稍有好奇的，没有一个人问起。倒是我很有礼貌地询问了一下他们的家人的情况，则一律被告之：“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我妈他俩单独去的，回来却是和一大群人结伴而行。

那时他们已经出去十多天了。我看到我妈脸都冻烂了，手上全是冻疮，肿肿的，裂了血淋淋的口子。

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收获的木耳拿出来给我们看。很少很少，看得令人心酸。

当他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他们从高山上坐在雪上顺斜坡滑下，半途被冰雪下埋藏的一块石头狠狠颠了一下，一头栽在雪堆中拔不出来；当他们刨开倒木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找；当他们天黑后走很远的路都找不到一个干燥而避风的地方过夜……

那一年春节期间，木耳涨到三百块钱。几乎所有采木耳的人家，存货全都脱手得干干净净。哪怕是挑木耳时筛选出来的碎渣子，都卖到了一百块。

我们反反复复对上门来打听的人说：“真的没有了……真的不骗你……”，可没人相信，总觉得我们是在屯货抬价似的。

“三百五十块钱行不行呀……三百八行不行呀……就求您了，给您算四百整！！”

到了这时，木耳的用处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它的价值早就已高于四百块钱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比我们更灵活而又更繁杂缜密的心思。木耳被他们用来进行着秘密的交流，最终流传到一个与木耳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他们千里迢迢来买木耳，走进我家昏暗的房间，一声一声急切地诉说，失望地长久沉默。门外也有人在说木耳的事，他的神情在夜色里看起来神秘而别有用心。我们一打开门，他就停止了声音。但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走。整个桥头涌荡着不安的漩涡。

第三年，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第三年伴随着木耳的狂躁，爆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据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新类型的瘟疫，我知道它也是与木耳一样的最新入侵者之一……大批牛羊拉去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封山了，戒严了。

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