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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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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院是弃婴医院，由城中数一数二的贵族家庭捐助，年轻女孩子们直到婚前一直留在那里接受全面的音乐训练。格罗斯利记载：“音乐是教育的主要部分，这种教育似乎更适合培养出拉伊斯和阿斯帕西亚〔3〕而不是修女或是母亲。”但是我们也不能假定所有学生都是音乐家。在圣母学院，一千人中只有不到七十人成为音乐家；在其他几所弃婴医院中，大约为四十到五十人。但是，为了吸引有音乐天才的学生，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接收并不是孤儿但嗓音优美的儿童入学是普遍的做法。孩子们从威尼斯公国各地被带到那里：帕多亚、维罗那、布雷希亚和费拉拉。教授们包括：奥斯彼达来多学院的萨基尼、茵考拉比利学院追随哈塞的加鲁皮等等。这些耀眼的作曲家之间存在的竞争激发学生们互相赶超。每所学院有五至六名助理歌唱和器乐老师；大一些的女孩教导最小的女孩。学生们不仅学习演唱，而且学习演奏所有的乐器；小提琴、羽管键琴、甚至还有小号和低音提琴。伯尼说，通常她们能演奏几种乐器，而且轻而易举地从一种乐器转换到另一种乐器。这些女子乐队每周六、周日晚举行公开音乐会，她们是威尼斯主要的景致之一。所有访问这座城市的外国旅行者都向我们进行过描述。看到她们，与看到她们的演出一样令人高兴。德·布雷西斯议长说：“看到年轻漂亮的修女，身着白衣，耳边插着一束石榴花，她们以能想象得到的优雅和准确的姿势指挥着乐队，打着拍子，没有其他事情比这更令人愉快。”他又补充说：“在演奏技巧和乐队指挥方面，威尼斯的女孩儿不比任何人差。”这些漂亮的音乐家中有些人名震意大利；威尼斯的歌迷和市民们曾经分裂成敌对的阵营支持这个或那个歌唱家。
但是这些喜好猎奇的旅行者的有些怪诞的故事可能使我们对这些音乐学院所提供的音乐训练的严肃性产生错觉。曾仔细视察过这些学院的伯尼，钦佩地谈到它们的教学。最好的学校是加鲁皮领导的茵考拉比利学院。加鲁皮那时年届七旬但仍然精力充沛，反应敏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上的热情燃烧的更加旺盛了。他非常纤细，有一张充满智慧的脸庞。他的言谈闪烁着睿智。他的举止显得很尊严，对所有艺术都有一种热忱；他拥有一些维洛内塞〔4〕非常优秀的绘画作品。他的性格与他的才华一样受人敬重。他有一个大家庭，过着安静、体面的生活。作为一名作曲家，他是威尼斯旧传统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之一；是那些才思敏捷，情感冲动的天才之一，在这些人身上，想象力、天赋和学识与令人着迷的机敏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位真正的意大利人，充满古典主义精神。在同伯尼的谈话中，他把好的音乐定义为“美丽、清晰、加上动人的转调”，“在威尼斯，他格外繁忙，一身兼多职：圣马可教堂与茵考拉比利学院的资深合唱教师、贵族家庭的风琴师，以及歌剧作曲家，他没有忽视任何一项职责，他的学院成为良好行为的典范。”伯尼写到：“乐队受到最严格的纪律的规范，没有一位演奏家显得急于出风头；所有人都保持着仆人需要对主人恪守的那种服从。”这些艺术家显示出非凡的专业技巧；但是他们的品味总是很纯正。加鲁皮的艺术，可以从他学生演奏的最细微的抑扬顿挫中体现出来。他训练他们学习所有风格的音乐，宗教的或是世俗的；他指挥的音乐会包括了多种多样的声乐和器乐的组合，如在威尼斯一所教堂里启用两个乐队，两架风琴，两个合唱队，互相附和；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伯尼曾在圣马可教堂听到加鲁皮指挥的六个乐队的弥撒：两个大乐队排在两台主奏风琴之间，四个小一些的乐队两个一组摆在过道之间，每一组由两台小管风琴支持，一切都是威尼斯的传统；它始于十六世纪的加布里埃利（Gabrieli）。
除了这些音乐学院和教堂以外，私人家庭举行了不计其数的音乐会或是“学会”，贵族们参与了这些聚会。贵族妇女在羽管键琴上演奏协奏曲；有些时候，他们组织音乐节以纪念某位音乐家。伯尼曾出席一次“马赛罗”音乐会，这些音乐“晚会”经常被延迟至深夜。伯尼记载了同一天晚上举行了四场音乐学院音乐会及七场私人“学会”。
这些音乐会没有损害到戏院，威尼斯的戏院与那不勒斯的戏院一样，成为该市获得音乐名气的主要原因，很长时间内它们是意大利的第一流戏院。
在1769年的狂欢节上，七座歌剧院同时演出；三座上演“正”歌剧，四座上演喜歌剧，这还不包括上演喜剧的戏院。所有剧院都是夜夜爆满。
还有一个细节证实了曾鼓舞过这些意大利城市的宽容和真正的民主精神；船夫享受免费入场；“如果属于某个贵族家庭的包厢是空置的，剧院负责人会允许船夫坐到里面。”伯尼据此正确地体会到了，为什么同其他地方平民阶层相比，“威尼斯平民阶层的人唱歌时特有一种尊贵的方式。”在意大利，没有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音乐；没有其他地方使音乐在平民中传播得更广泛。
围绕着这两座音乐之都——威尼斯拥有七座戏院，那不勒斯拥有四至五座。其中“圣·卡罗”是欧洲最大的戏院之一，拥有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歌剧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也同样繁荣发展：罗马拥有著名的剧院——“阿根蒂那”，“阿里贝尔蒂”’“卡普拉尼卡”；米兰和都灵的歌剧院在演出季节除周五外每天都有演出，且布置一些宏大的场面，如骑士之间的战斗；帕尔马有意大利最奢华的法尼斯戏院；皮亚琴查、雷吉奥，比萨和卢卡，拉朗德认为它们拥有“最完美的乐队”。在整个图斯卡尼公国和威尼斯公国，在维辛查和维罗那，“市民们为歌剧而疯狂”。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激情。高叶尔神父住在经历饥荒的那不勒斯；人们对欣赏歌剧中壮观场面的狂热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
让我们试着走进其中一座歌剧院，演出通常在八点钟开始，大约在十二点半结束。如果不是像威尼斯和那不勒斯那样经常免费入场，则正厅后座的票价为一个paule（十二分）。听众吵吵闹闹，漫不经心；似乎戏院特有的乐趣，即戏剧感受，很不受人重视。观众在演出中间随意地交谈，人们从一个包厢到另一个包厢互相拜访。在米兰，每个包厢就像一套完整的公寓，房间带有壁炉和所有可能方便舒适的东面，不管是准备点心饮料或是玩牌都行。“在第四层，戏院每一侧都有一张费罗牌桌，只要歌剧继续，牌局就一直继续下去。在波隆那，女士们特别放松随便，在演出中间她们从一个包厢与对面的包厢里的人谈话，也可以说是大声尖叫，她们起立、鼓掌，大喊（‘真棒哟’）！至于男士，他们更谨慎一些，如果一幕戏结束，而且令他们高兴时，他们便用喊叫控制自己的情绪，直至这幕戏又被重演。”在米兰，“情况远不止于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声交谈，而是只要歌唱家一出场、或是在他们演唱过程中，他们就大声喊叫，不是为演唱而是为歌唱家欢呼……”
“除此之外，正厅后座的绅士们出于敬慕，用他们的手杖竭力猛击座椅。第五层包厢里的都是他们的同盟，这些人听到这个信号，便抛下几千张印有称赞某位贵夫人或刚刚演唱过的名歌唱家的十四行诗的传单。包厢里所有的人都探出身子抓住这些传单。后座的人雀跃着。这种情形通常以一声‘啊’结束，仿佛他们正在欣赏仲夏之夜的篝火。”
这种描绘尽管稍带夸张，但并非完全不像现在的某些意大利演出。出席这样场面的法国和德国观众会怀疑意大利人声称的在歌剧里所经历的情感的真诚性。他会断定，对于这些人来说，听歌剧的乐趣也就是那种发现自己身处人群的乐趣。实际情形决不是这样，在演奏作品的某些章节时，一切骚动会突然安静下来。“他们倾听着；只有当演唱小咏叹调时，他们才变得狂喜。”高叶尔神父说：“我错了，他们也关注比小咏叹调更感人的宣叙调和协奏曲。”在这些时刻，“不论是多么细微的变化也逃脱不了这些意大利人的耳朵，他们抓住这些变化，感觉这些变化，以一种欲尝天堂乐趣的兴致仔细玩味这些变化。”
请不要认为这些是“音乐会小曲”，只是因为其形式美才有价值。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富有表现力，有时甚至是高度戏剧化的乐章。德·布雷西斯议长指责法国人还没在意大利听过意大利音乐就对它妄加评论。“我们必须完全熟悉这种语言，能够感觉到歌词的含义，在巴黎我们听到精致小巧的意大利小步舞曲，或者带有很多花腔的气势宏大的清唱剧；我们自认为意大利音乐尽管从其他方面讲旋律优美，但却只能玩弄音节，缺少情感特有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错误。与上述说法相反，意大利音乐与其语言的特点相符，在诠释情感方面高人一筹；在意大利，最受喜爱的乐章是最简单也是最令人感动的。“那些热烈、柔和、动人的歌曲适合戏剧表现，并给设计出来显现演员的能力。”这样的歌曲从斯卡拉蒂、文西和佩尔戈莱西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其踪影。这些章节自然最难传播到国外，“因为这些悲剧片断的特长在于表现的准确”，而不懂意大利语是无法体会到这种准确性的。
因此，我们在十八世纪意大利人民身上发现一种对戏剧情节，对剧作本身极度的冷漠。在这种题材格外不受关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在第一幕之前演出第二幕第三幕，以满足一些不能花费整个晚上在剧院的人的需要。西班牙诗人唐·莱昂德多·德·马尔丁在歌剧中先看到黛朵〔5〕死于火葬；然后在下一幕里，黛朵又复活了，而且还欢迎埃涅阿斯。但是，同样是这群如此鄙视剧情的观念在听到一个脱离情节的戏剧性片断时会变得无比狂热。
意大利人认为音乐首先应该是抒情的，但是其抒情性并无任何抽象之处而是被应用于特定的情感和场合。意大利人认为一切源于自己的感情经历，使他感兴趣的既不是情节也不是角色；而是感情；他拥抱所有的感情；他亲身经历过所有的感情。因此，才有了在某些时刻歌剧使其进入疯狂的兴奋状态。没有其他国家对歌剧的热爱具有这种激情的特征，因为没有其他民族显示出这种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意大利人到歌剧院并不是去欣赏剧中的主角，而是去欣赏自己。去聆听自我的声音，去爱抚、点燃自己的情感，其余一切对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被这些燃烧的心灵点燃的艺术必定具有同样的感情密度！但是这里又存在着多么大的危险！因为在艺术中，所有不服从模仿或自然规律控制的事物，一切仅仅依赖灵感或内在兴奋的事物，简而言之，一切以天才或热情为前提的事物，根本上讲都是不稳定的。因为天才和热情总是例外的，即使是在具有天才的人身上，即使是在具有热烈情感的人身上。这样的火花时时容易黯淡下去，或是完全消失；如果在这些精神的休眠期，精确、刻苦的秉赋、观察事物的能力和理性没有取代天才的位置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完全的虚无。这一评语在所有时期的意大利人中间很快会得到证实。他们的艺术家，甚至是那些无关紧要的艺术家，通常比许多著名的天资不凡的北方艺术家更有天分；但是这种天分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或是沉睡或是误入歧途；当天分消失时，剩下的也就只是空壳了。
十八世纪意大利音乐的解救办法应该寓于它刚刚创造的一种音乐形式：喜歌剧，幕间剧。文西和佩尔戈莱西从一开始创作这种音乐形式起，就是以意大利人幽默的观察为基础的。意大利人喜欢诙谐的幽默风格是很有名的，他们留下了描述这种性格的名符其实的经典之作。德·布雷西斯议长热情地谈到这些小型喜剧“其风格越不严肃”，他告诉我们，“意大利音乐就越成功；因为它呼吸着欢快的精神，而且怡然自得。”在看完《女仆做夫人》之后他写到：“大笑能令人至死，这并不正确；因为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已经死去了，尽管一想到我的快乐阻止了我，如我希望的那样，听这部闹剧那迷人的音乐，我就感到痛心。”
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有鉴赏力的人，即音乐家，完全没有能够按照其真正价值给这些作品划定等级；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不重要的消遣物。如果把它们同音乐悲剧划为一个等级，他们会觉得羞愧。在历史上，这种无知的风格等级制经常造成风格高尚但无关紧要的作品要比风格不太高尚但非常出色的作品受到更高的评价。在德·布雷西斯生活的那个时期，意大利的上流社会中的才子才女们经常贬低喜歌剧，并且嘲笑德·布雷西斯对这些闹剧的迷恋。因此，这些优秀的小品很快被忽视了。同样严厉的指责进入了幕间剧领域：他们对剧情抱有同样的不公正和漫不经心。伯尼被迫承认：“法国喜歌剧如果除去音乐部分，仍然是一部令人愉快的喜剧；而没有音乐，意大利喜歌剧则令人无法忍受。”在该世纪末，马尔丁哀叹这个层次的作品的荒谬性，但这是奇马罗萨、帕伊谢洛（Paisiello）、圭格里米（Guglielmi）、安德罗兹（Andreozzi）、费拉文蒂（Fioravanti）等人的时代。如果创作更加严格，诗人更加尽职，那么这些低一级的大师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威尼斯，这种对歌剧的激情与对器乐强烈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情形在那不勒斯并不存在。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这种情形一直继续着；甚至在十七世纪初，这一特点使威尼斯人蒙特威尔弟的歌剧大大高于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或是罗马的歌剧。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伦巴底、皮得蒙——在十八世纪是器乐的天堂。
这是一个伟大的器乐演奏家尤其是小提琴家的国度。小提琴艺术是独一无二的意大利艺术，意大利天生拥有形式和谐感，热爱美丽的旋律轮廓，而且创造了戏剧性单音音乐（monody），他们应该在小提琴音乐方面高人一筹。比罗（Pirro）认为：“在欧洲，没有人能像他们那样，用小提琴艺术所要求的那种清晰明了和富于表现来创作。科莱里（Corelli）和维瓦尔弟是德国音乐大师的榜样。意大利小提琴音乐的黄金时期是1720—1750年，是洛卡台利（Locatelli）、塔蒂尼（Tartini）、维瓦尔弟和弗朗西斯科·马利亚及威拉契尼（Veracini）的时代。作为伟大的作曲家和演奏家，这些音乐大师以其艺术品味的严谨性著称于世。
这些人中最著名是帕多亚的塔蒂尼。伯尼写到：“塔蒂尼生活并死于帕多亚。这与（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生于帕多亚一样，使该地区闻名于世。”人们带着去麦加朝圣的热情参观他的住所，后来又参观他的墓地。塔蒂尼作为作曲家和理论家的名气并不比他作为演奏家的名气小。他是现代和声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是他那个世纪的音乐权威之一。如果没有赢得塔蒂尼的称赞，没有哪位意大利演奏大师会认为自己已经受人尊崇。在意大利所有的音乐家之中，塔蒂尼在艺术品味方面是一流的，尤其是他对其他民族的艺术长处不持任何偏见。德·布雷西斯描绘他是“彬彬有礼，和蔼亲切，没有自傲或古怪之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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