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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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　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　“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　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　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　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　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　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　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　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　　　　　　　“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　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　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　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　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　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　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　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单独地说，　　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　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　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　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　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　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　　　　　　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　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　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　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　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　党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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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　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　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　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　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　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　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33）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　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　　　‘右派—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　明：　　　　　　　（1）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　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　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　过这件事。　　　　　　　　　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　斗争方法并非上策　（‘并非上策’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　——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　　　　”（34）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　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　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　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抢劫，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　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　系中。然而，我是从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　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　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　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　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　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　　可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并非是什么　集团。”（35）　　　　　　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　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立于　1928　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　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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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36）布哈林就　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　的虚假性。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公诉书以前，对于其　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37）布哈林说，公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　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　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　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　“霍贾耶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　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　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　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8）　　　　　　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　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　‘右派—托派集团’的决定而被　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　”（39）　　　　　　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　1918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对于肉体消　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那种逻　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　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　捕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　捕，但他肉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40）　　　　　　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是中世纪的司法　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满面通红。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了对他和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　的全部指控，使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藉以成立的主要根据化为空中楼阁。　由于法律程序的规定，法庭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给予反驳。没有进行反驳　的缘由，是因为检察长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事实来驳斥他，当然主要是　因为他们用不着去反驳，决定被告命运的并不是被告的有力的辩护，而是政　治权力。最后陈述不过是给予被告的一个最后表白的形式，它对于被告的命　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策略方面考虑，布哈林在总体上仍旧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已经蜕　变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他还在法庭上再次拒绝了西方的　社会主义者可能给予的辩护。因为在当时，当任何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辩护都　被法庭和苏联公众舆论认为是敌人的蛊惑手段的时候，他如果表示接受辩　护，就只能损害自己的形象，损害他的自我辩护所具有的力量。有些西方评　论家认为被告的承认不是出于自愿，布哈林对他们进行了抨击。与他前面对　指控他的罪行予以逐项否定的说法相反，他笼统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进行叛变　活动、组织富农暴动和图谋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除了他坚决否认有谋害列　宁的罪行外，他对什么样的指控都承认了，就像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定了一　样。他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让后代人去判断其真伪之所在。而当我们抛　开他的供述中的笼统的、空洞的词句之后，是不难了解它的真意的。　　　　　　最后，布哈林希望对于他的判决将成为那些仍然对是否维护苏联及其领　导人持犹豫不决态度的人的最后一个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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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　《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邓尼当时公　正地写道：　“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　己会被枪毙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　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　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　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　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　极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　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　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41）　　　　　　哈罗德·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有充分看到在54　名被告中　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　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他　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　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　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　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　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　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　命，她必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　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　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　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　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　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　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　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　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　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　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　稳定和团结。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　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　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　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　胁的。在　30　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　《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　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　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　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　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　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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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　渺小，而后者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　心郁结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　“右派　—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责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　　　　　　　“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　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　‘如果说你　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　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　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　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　　　　　　　“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