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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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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滢家出来，我又去买了两瓶雪宝莉酒。我的故事快编不下去了，需要它来刺激一下头脑。 我把酒当果汁那样一杯一杯喝下去，又打开电脑。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懵懵懂懂间，像有人在我面前开了一扇门，我突然明白了“天路”究竟在干什么。不是玩头脑游戏，不是炫耀思想，不是自虐虐人，而是，而是，一个不知究竟是坚强还是逞强的女人，想抓住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天天制造些无中生有的文字堆到网上，是希望——有一天，或许，他会看见，也觉得似曾相识，然后看着看着，猛然发现，那个“天路”其实就是他的“璐璐”——as always。
然后他也许会仔细去看。只要他仔细地去看，就会发现我很不开心。他曾经说过见不得我不开心，或许他还在乎我，或许他就会来和我打个招呼，或许，我就会有机会把很多话告诉他——曾经说过的，和没有说过的。
或许。
原来，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这是一则寻人启事。
那天晚上，我把“我们这样长大”改名为“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十三个字的题目，既不高明也不吉利，却再贴切也没有了。真的，再贴切也没有了。
某人自己说过的话，不会记不得了吧。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用功，每一章都多多少少翻点花样，单恋完了暗恋、暗恋完了明恋、明恋完了三角恋，还有苦恋、网恋、婚外恋，慢慢的，我的故事变成一篇“恋爱大全”，除了同性恋和老少恋，其他无所不包。隔几天，看看读者反应，如果他们不大起劲了，我就搞搞笑，吊吊胃口，甚至开开黄腔。
现在我在乎人家的反应了，很在乎。每次有人夸我，我都很高兴，并且希望他们夸完了能替我把文章转到别的网站去。有人骂我，也不错，骂得好，喝口水，消消气，明天记得接着骂，要知道，“骂”，也是能把人给“骂”出名的呀。
我希望人人都来看我编的故事，希望“天路”能够出名——骂名也行，希望“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这个令人费解的题目能够遍布网络的四面八方，像夜色里散在机场地面上的无穷无尽的引航灯，每一盏，都是一声小小的召唤。
故事越来越长，我的酒量也越来越好，两瓶雪宝莉已经不在话下，开始慢慢向贝莉、伏特加、杜松子酒发展。酒总是让我心情愉快，思如泉涌。好东西。
郑滢和张其馨一有节日假期就叫我去吃饭，“感受一点家庭的温暖”。她们大概认为自己在做善事，我却觉得好像在受罪，因为我和她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农历新年，我们五个人在郑滢家里吃饭，都是他们说话，先轮流抱怨一番：郑广和抱怨现在做医生要买越来越高的保险，否则一旦被病人告就死定；林少阳抱怨下属不听话干活不认真还跟他耍花样摆龙门阵；郑滢抱怨儿子每天早上三点钟开始哭，简直比闹钟还准时；张其馨抱怨体重增加了好多，而且手臂抱孩子抱得有点痛。
终于抱怨完了，下来是一阵叽里喳啦：公司股票叽里喳啦叽里喳啦；旧金山的房子叽里喳啦叽里喳啦；共同基金叽里喳啦叽里喳啦；夫妻税表是分开填还是一起填叽里喳啦叽里喳啦；人寿保险叽里喳啦叽里喳啦……基本上，把他们的话摘录下来，再稍微编辑一下，就是一期《财富》杂志。
我没什么好抱怨，也没什么好叽喳，刚巧坐在酒瓶旁边，就一杯杯倒来喝。那天开的都是加州的红酒，好酸。突然，周围没声音了，我抬头一看，八只眼睛正注视着我用做化学实验的标准手势把白糖倒进酒杯。
我对他们傻笑一下，“这样，酒就不酸了。”
那四个人停止叽喳，把杯子挪开，开始教育我，人生了孩子以后大概就会不由自主地倚老卖老。郑滢说“你就不能积极一点”，张其馨说“你应该适当扩大社交面”，郑广和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林少阳说“我手下有个人不错，要不什么时候见一下”，没一个讲到点子上。他们大概觉得我在借酒浇愁，其实，我真的只是想把酒变甜一点罢了。少见多怪，啰什么嗦。
我酒没喝过瘾，回家以后，又跑出去买了一瓶雪宝莉，对着瓶子喝。喝到飘飘然，做起白日梦来：假如我和程明浩生个孩子，会长得像谁？如果生个女孩，应该比较像他，那很好，不过，个子不要太高，太高了将来选择结婚对象余地就小，当然也不能太矮，像我这样，一天到晚看人家的鼻孔，会产生自卑感；如果生个男孩，更加应该像他，否则，将来打架怎么打得过人家？
早知道，当初去吃什么避孕药，怀孕就怀孕好了，总会有办法的。那样的话，现在我说不定也跟着他们一起叽里喳啦，倚老卖老。说到底，我心里还是有点羡慕他们的。
我拿出电脑，上了我们从前的大学网站，把生物系的班级一个个找过来——还是第一次发现我们学校的生物系居然有那么多班，终于在某一个班的名册上发现了程明浩，立刻翻他们的留言簿，找到他一条留言，时间是今年一月份，说换了工作，在新泽西一家公司上班，那个地方叫新布朗斯维克。搞了半天，我弄明白了密西西比河起源于明尼苏达，他却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还说，欢迎在东部的同学去找他玩——会有女同学吗？
我趴在桌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看见还剩下小半瓶雪宝莉，立刻把它喝完。
我继续写“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很多人不太喜欢故事里的女主角。不怪他们，我也不太喜欢她。她就像我一样的不争气，犯了那么多可气、可笑、可恨的错误。
有些错误，犯一次就够了。
有时候我有点担心，怕哪天程明浩真的看见了，也不喜欢，便又想悬崖勒马把她挽救回来，又不知该怎么挽救，绝望之际，却突然意识到，还挽救什么，我的所有缺点、毛病、错误，其实，他都是知道的呀！他又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才爱我的，他爱我，是因为我把他“当回事”，是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是我。那，我还怕什么呢？
我又高兴了。不改，打死不改，我要让他一眼就能认出我来。
我每天观察网站上的点击数。那个数字让我很受鼓舞，它代表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群，越来越大。我期望着，某一天，人山人海里会变戏法一样露出一张熟悉的脸，朝我微笑，然后，穿过人群向我走来，问我：“你等我很久了吗？”
我想，真要到了那天，我大概会高兴得掉下眼泪来，然后说：“才不是等你。”
我负责的客户服务项目在二〇〇四年一季度结束时告一段落，出差又出差、挨骂无数次的成果是我们部门的客户投诉率降到比去年同期还低百分之二十，远远领先其他部门；锦上添花的是那位长得像贝多芬、连“请坐”都没来得及说就骂我半个小时、每隔三句话来上一句“我们要起诉你们公司”的客户不知是不是有点于心不安，专门写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来把我狠狠夸了一顿。艾米在上级面前很露了一下脸。在项目开始的时候，我满心希望借此再往上爬一级，可是，到了收尾的时候，却发现爬不爬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公司打算把我们这一片的大部分项目转移到海外子公司。
谣言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飞了，印度的子公司开始派员工来培训，来了一拨又一拨，学的就是我们做的工作。管理层开始不承认，后来终于不得不承认，用个模模糊糊的“发展海外业务”来掩人耳目，但是大家心里越来越清楚，这一波迟早会来，到时候，比任何一轮裁员都要可怕。我们兢兢业业，像一群小鸟，辛辛苦苦地在大树上筑巢，天天数着窝里有几个蛋了，然而天气一变，都被雨打风吹去。
终于有一天，大家都着急了，因为马屁精周末来加班，“无意中”在公共打印间里看见了艾米打印的一份文件，忍不住把消息广播给所有人听：我们的老板在卖房子。以艾米宝贝她房子的劲头，绝对大有文章。
大家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老员工忙着打听现在被公司解散的行情，看看是不是趁机退休算了，少壮派都开始张罗后路。
“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已经写过一百集，我的脑汁被榨得差不多了，心也越来越沉。故事眼看就要收场了。故事总会收场的，如果，如果到了收场那一天，还是我在唱独角戏，怎么办？
我对骂和夸都已经习惯，心情有点像看一部自己导演的电影，是午后场，坐在最后一排，回放那些过去的日子，那些聪明和愚蠢，那些错失的缘分，看着观众或感动、或欣喜、或悲伤。他们的感动、欣喜和悲伤，其实都不是给我的，是给他们心中的那个人；他们的感动、欣喜和悲伤，是他们自己的往事在借尸还魂。
电影总会散场，下午场完了还有夜间场，这一部放完了还有下一部。等那个大大的“完”字打出，灯光亮起，不得不走，或许有人会对我说“真不错”，“谢谢”，但是，没有人会来温柔地拍拍我的肩膀，接过我手里的可乐和爆米花，说“璐璐，我们回家”。没有。
我害怕那种曲终人散的凄凉：此刻再感动，时过境迁，可还有人记得我？我要一个记得我的人。
强将手下无弱兵。美国国庆节前，当艾米最后一次在她家后院的游泳池边请我们吃烤鸡腿和热狗，并暗示大家另觅出路时，大部分的人已经有了着落：有打算退休的，有转行搞地产经济的，有誓与硅谷共存亡、准备等经济进一步复苏再找工作的，大部分人另寻东家。
八月份，公司正式宣布艾米手下的部门在美国的开发计划中止，除了极少数并入其他领域，大部分项目迁往印度子公司。艾米升级调往洛杉矶分公司做另一个产品的总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马屁精在中部找到了工作，得意洋洋地公开了那套用来计算部门同事“竞争力”的代码，果然设计精密、干净漂亮，和他工作上得过且过的作风全然不同。Chris不知怎么钻营弄到了一个外派印度的名额，因为这样相对容易升级，他已经买好一打保罗衬衫，立志到那个东方文明古国蹲点三年五载，等有点功名再杀回美国来平步青云，证明了他的鸿图大志，原来美国人也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凭去年做客户服务项目的经验和人脉在达拉斯分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虽然不算很对口，但比较稳定，新老板同意保留加利福尼亚的工资，我已经很满足了。
同事们聚在一家印度餐馆吃饭，Chris挑的地方，说这里有全市最好的印度菜——他现在对任何同印度有关的东西都大感兴趣。刚进公司时我立下志向，将来哪一天离开，要所有同事来送行，现在实现了，只是没想到，我同时也给他们送行。我们济济一堂，一边大嚼咖喱鸡咖喱猪肉咖喱羊肉咖喱蔬菜一边痛骂老板拿人血染红顶子一边互留通讯方式，气氛空前融洽，甚至依依不舍：没有了利害关系，人都可爱三分；钩心斗角的人一旦惺惺相惜，通常更容易欣赏对方。
月底，林少阳启程回中国，这两年，他连升几级，终于发现小池塘里容不下大鱼，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担任中国分公司的技术总监。
林少阳本来希望张其馨留在美国，用他的话来说“留个后路”，张其馨却断然辞了工作陪他回去。
张其馨临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没有郑广和、郑嘉森，也没有林少阳、林达，就我们三个人。
我们叫服务员替我们拍了一张照。张其馨看着数码相机上的照片，皱皱眉头，很不满意，“好像又胖了。”说的当然是她自己。
“气我是不是，我比你还胖，”郑滢瞪她一眼，然后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叫起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三个人里面，关璐变化最小了，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我们凝视着照片里的自己，骤然发现，七年的时光已经飞逝而过。七年毕竟是很长的时间，何况青春岁月。七年前，还不流行数码相机，那个时候，拍了照片得过几天，等冲出来，才能看见，想多要一张，还要拿底片去加印——我就拿着一张照片的底片去加印了寄给程明浩的。
“你辞了工作不觉得可惜吗？”郑滢把沙拉塞进嘴里。
“当然有点可惜。临走的时候，我老板还说我干得很不错，本来有打算明年给我升一级的。”
“那你还辞？”
“没办法，想来想去，还是他更加重要，他不在，我一个人待在美国有什么意思？”张其馨对着汤碗甜丝丝地笑起来，“女人嘛，总要回归家庭的。”
“说得像真的一样，”郑滢嗤了一声，“我看你是不是担心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弄出点花头来？”
张其馨脸红了，轻轻敲了一下桌子，“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煞风景。”
“你真觉得男人比事业重要？”郑滢问。
“那当然。”张其馨毫不犹豫。
郑滢撇撇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很佩服张其馨。七年前，她为了一个男人来美国，现在又是跟着另一个男人回去。她的贤惠依然无人可比。
也是那一次，张其馨告诉我，林少阳前些日子去南加州招人，见到了杜政平。他又结婚了，娶的是他的一个同学。
“长得怎么样？”郑滢起劲了。
张其馨看看她，又看看我，犹豫了一下，“林少阳说，看上去挺贤惠的。”
我笑笑，“那很好。”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失落，却并不后悔。
时间过得飞快。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抛开过去，向未来进发，除了我。好像是不太好，可是，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关人家什么事呢？
那天下午，下了一场雨，我在公司底楼的图书室里还参考书，无意中透过两道玻璃窗看见一道斑斓的颜色轻轻柔柔地搭在对面楼外一个转弯角里，直扑入眼。那是一条彩虹，像座小小的桥梁在草坪上凭空架起，让人看着心里又踏实又舒服，宛如哭过的天空还给大地一个微笑。有这么一道彩虹，下多大的雨都值得。
我叫住几个同事，叫他们看，他们也微笑着赞赏一番，但我相信他们并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兴奋。后来，彩虹慢慢散掉，我却高兴了整整一下午，因为，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彩虹，它比装在瓶子里的好看得多。
郑滢生过孩子后母性越来越强，知道我调去达拉斯，难过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说舍不得我，“你一个人跑到得克萨斯去干什么？”
“得克萨斯怎么了，没有州税，房子又便宜，钱经用，多好。”
“那么远，气候又没这里好。”郑滢现在觉得加州是美国的“上只角”，而旧金山是加州的“上只角”。
“你忘了我们那时候想来美国差点都打算申请去阿拉斯加念书？”
“此一时彼一时，”她嘟起嘴，“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心里就难过，难过得要命。他妈的！”
我搭住她的肩膀，眼睛也有点酸：十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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