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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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杜政平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去公司了。我去厨房做早饭，发现那个垃圾袋已经被扔掉了。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公司也并没有忙到要加班的程度，我心里明白，他只是为了避免和我见面。晚上七点多钟，我刚把饭做好，他开门进来，把一盒德芙黑巧克力放在桌上，“给你。”　
　　我拿起来看看，对他笑了笑，把巧克力放进冰箱，“谢谢你。”我没有告诉他，其实，上次去检查牙齿，医生说我有两颗牙齿变得“敏感”，列出很多种建议少吃最好不吃的食品，巧克力首当其冲。我很怀疑是那次一口气吃完一大袋椰丝巧克力的恶果：吃的时候纠集了太多的情感，连牙齿都吃不消，变得“敏感”，用实际行动抗议：“不跟你玩了。”　
　　以后几个周末，杜政平没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他。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连打电话也客气了几分。我们的感情好像被放在了秋千架上，一下一下地在风里晃荡，越晃越高，随时可能会飞出去。两个人一起胆战心惊地看着，却不知该怎么办。　
　　八月份一个星期五早上，十点多钟，杜政平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一个触目惊心的消息：他那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决定关闭旧金山分公司，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员工有机会转去东部另一家分公司，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就地解散。杜政平的整个部门，包括主管，都属于那百分之七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二〇〇二年夏天，由于“九一一”和安龙事件导致的经济衰退，在高科技行业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而难上加难的是，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找到工作，否则，杜政平在美国的身份就会过期，他如果不想“黑”掉，就要在限期之内离开美国，而那个“限期”，是可以扳着手指数完的。有工作的时候，人称“高科技精英”；一旦丢了饭碗，就立刻成为超市打折架子上的罐头。　　　　　　　　　　　　　　
　　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没人去顾及晃悠在秋千架上的感情了。我们拿出各自的通讯簿，把认识的所有有工作的人不论亲疏不分种族列成一张表，准备一个一个去联络。那张表极其详尽，一切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关系统统包含在内。杜政平甚至问：“郑滢以前不是有好多追求者吗？”我想了想，说：“算了，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来，你叫她怎么还？”　
　　我的手指一页页翻过他的通讯录，快翻完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我看看他，他沉　　　　　
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把程明浩加到表格最后一栏。他的公司有一个IT部门；而他，说过把我们当朋友的。　
　　那个周末，我们打了整整两天的电话，把一张表格划得五花八门，可是，大部分的人给出的答复都让人当场失望，剩下那一部分也是要了简历，却加上一句“不要寄太大希望”。也可以理解，大家都自顾不暇，帮忙更是力不从心。　
　　星期天晚上，我终于给程明浩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一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来，“你马上寄一份小杜的简历给我，我明天晚上给你们答复。”　
　　我说声“谢谢”，把简历寄给他，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发现杜政平已经不在屋子里。我打开门，看见他坐在外面的楼梯上喝啤酒。我也拿了一罐啤酒，坐在他旁边，一边喝一边告诉他我替他寄了简历给程明浩。　
　　他自嘲似地笑笑，“真是不争气，要情敌来帮这种忙。”　
　　我说：“他现在不是你的情敌了。”　
　　他低下头，“我还是不争气。”　
　　我转过头，吃惊地发现突如其来的失业可以让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的胡子两天没刮，眼睛充血，脸色发青，原先的神采飞扬、热情开朗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颓废了一圈，让我越看越难过。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好消息的。”　
　　他看看我，“你觉得会吗？”　
　　我避开他的眼睛，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乐观，一般公司都在年底进新人，八月份的工作机会凤毛麟角，而且竞争肯定非常激烈。　
　　“你们公司真不是东西，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早点打个招呼，让人家怎么办？”　
　　他叹口气，“就是因为事情太大，才绝对不能打招呼，否则还不天下大乱？算我倒霉，”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手里的啤酒罐冷笑，“你知道我找工作的时候有多少家公司要吗？价码一个比一个开得高，”他伸出七个手指，“现在这些王八蛋都哪里去了？”　
　　“你不要这样。”我心痛地看着他。　
　　他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把啤酒罐捏扁，“凭什么？凭什么呀？你说我是哪里差劲？关璐，你说呀，凭什么人家都好好的，我要去倒这种霉？你倒是说呀？”他的五官扭成一团，拧成非常痛苦的表情。　
　　我用力拉他坐下，“倒霉的又不是你一个，我们公司一会儿就有一堆人倒霉，说不定明天就轮到我。不过，再倒霉，总会有办法的，又不至于会死！”我用力在他耳边喊着，声音在夜色里有几分凄楚。　
　　他捧着头，两手大拇指用力按住太阳穴，终于平静下来。我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脑勺。　
　　过了很久，杜政平把头靠到我肩膀上，“关璐，现在只有跟你在一起还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那就跟我在一起吧。”　
　　“我是说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转过头去，他抓紧了我的手，脸上满溢一种天真的悲伤，像极花生漫画里那个总喜欢抓着一块毯子、一旦放手就心神不宁的莱纳斯，莱纳斯让我心疼。只是，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杜政平会变成莱纳斯；而我，会被他当成那块毯子。　
　　我脑子里过电一样闪过那天在山坡上程明浩看着我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的神情，心里一阵苍凉。长大了，就不能再任性，要懂得负责任。　
　　我点点头，微笑一下，“那就一直跟我在一起。”　
　　他的头发刺着我的脖子，像五年前在飞机上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人会来问“要不要我跟你换个位子”。我突然意识到，这几年，我和杜政平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起落，共同拥有了那么多回忆。这些，加在一起，还不够吗？很多人，不就是靠着情义过一辈子的？　
　　第二天晚上，程明浩打电话来，杜政平正好不在，是我接的。　
　　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IT部门现在没有空缺，声音很抱歉，“我已经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找遍了，实在不行。对不起。”　
　　“不要紧，谢谢你费心。”我真心诚意地说。一个晚上，我已经接了七八通这样的电话，早已经麻木。　
　　“我也想过自己部门里的位子，可惜小杜的背景差得太远。真对不起。”他的口气倒好像他欠了我们。　　　“谢谢你费心。”我也又说一遍。　
　　他问我有没有其他的机会，我说没有。　
　　他迟疑一下，问我：“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大不了我们就结婚，他可以转成我的配偶身份留在美国。”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幽灵般地蹿起一种小小的、报复的快乐。不管你在不在乎，我要结婚了，比你先结，结给你看；至于和谁结，为什么结，与你何干？　
　　他沉默了，过一会儿，换一种干脆利索的语气，“关璐，我再去想想办法吧。”　
　　“不用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　
　　“让我试试看。说不定……”　
　　“真的不要，”我打断他，“车到山前必有路。”　
　　“璐璐，”他突然叫了我一声，“听话。”　
　　我被他叫得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一股气从心里冒上来，“干吗听你的话？我又不是小孩子！”然后用力把电话挂上。　
　　这个时候，杜政平回来了。电话铃又响，他去接，我知道那是谁打来的，低着头，却认真地聆听他每一句话。　
　　杜政平说了几句，内容和我刚才讲的大同小异，然后挂线。他说：“程明浩说他明天再帮我想想办法，”随后，看看我，又加上一句，“看不出他倒挺热心的。你说会有戏吗？”　
　　我把一件衣服从椅背上拿下来，展平袖子，挂到衣架上，回头看看他，说：“我看没戏，他们毕竟是做药的。他也算是尽力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刷牙，杜政平突然把头探进浴室来，“要不，明天我们就去结婚吧。”他脸上又是那种莱纳斯一样天真而哀伤的表情，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得人心里直发酸。我把牙齿里里外外刷了个遍，终于对他点点头，莱纳斯永远让我心软。等我把那口牙膏泡沫吐出来，发现上面有一摊血。　
　　我们分别打电话回家报告，说准备结婚，只是没提他失业。双方父母发现我们同居，就一直在催着快点结婚，所以都很爽快。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和杜政平一起去登记。到了市政厅才知道，在美国结婚有两个步骤，先要领一张三个月有效的“结婚许可证”，然后在有效期内举行仪式。我们填了一张表，交了一百三十多块钱，拿到一张电脑打印出来的纸，第一格列着他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教育程度等等，第二格列着我的，下面几行文字，基本意思是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政府“准许”我们结婚。原以为遥遥无期的事情突然变成现实，那种感觉有点像刚从一场不太深的梦里醒来，懵懵懂懂，不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市政府有一个小教堂，可以举行最简单的结婚仪式。不过，当天和第二天都已经排满，我们登记到星期四下午两点半去举行结婚仪式，我们拿到的收条上写“两点半到两点四十五分，请提前二十分钟到达”，我问“十五分钟够吗”，窗口那个女人一边把信用卡收据递给我们一边干脆地说“足够了”。不知怎么，我心里有点悲哀，郑滢结婚的时候，光是开车去参加婚礼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回家的路上，杜政平突然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我淡淡地说：“有什么对不起的，反正是迟早的事情。”　
　　“以后我们再补结一次婚好了。”　
　　“算了，我本来就怕麻烦。”　
　　我们去买了一对指环，他要给我买个钻戒，我说：“不用了，其实也没什么机会戴，戴出去又会担心掉了。”但他坚持，说：“你老公再落魄，这点钱还是有的。”于是我挑了一个二分之一克拉的白金钻戒，钻石切得又匀又干净，他帮我戴在手上，我微笑着说：“真漂亮。”　
　　那天下午，我戴着戒指去上班，告诉同事们我星期四结婚，他们一哄而上恭喜，然后责备“怎么也不早点告诉我们”，我说“我们都比较低调”，心想，我自己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呢。　
　　半天下来，左手戴戒指的地方居然起了一圈小小的泡，有点痒，大概又是皮肤过敏。来美国之后，很多人都开始过敏，我属于情况比较严重的，对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过敏，只是万万没想到，居然对钻戒也会过敏。穷命。　
　　第二天，我把戒指放回盒子，在手上涂了点薄荷油去上班。快中午时，程明浩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有时间吗？我马上要见你。”　
　　“你在哪儿？”得到的答案让我大吃一惊，他在我公司对面的一家餐厅里。　
　　我跑过去，他坐在靠窗口的一个位子，隔了几排座位朝我微笑，显得很兴奋。我在他面前坐下，低头看着桌上放盐和胡椒的罐子，“你怎么来了？”　
　　“有办法了，我也是昨天才想出来的。我有个亲戚，在奥克兰开一家小公司，我今天早上去找过他，他答应让小杜到他手下去工作一阵子。他的公司其实并不太需要用人，所以工资一定不会高，不过至少可以保住身份，等到年底或者明年初再另找一份好点的工作。我刚才给你家里打电话没人接，也不知道小杜的手机号码，所以才来找你，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下午就带他过去。”　　　　　　　　　　　　　　
　　“你在奥克兰有亲戚？”我有点诧异。认识他这么久，从没听他说过。　
　　“是我爸的表弟，”他停顿了一下，转头看着窗外，“我从前也没跟他见过面，就是知道有这个人。昨天……昨天，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请他出面帮忙。”　
　　“你爸？”我越发惊讶。　　　　　　　
　　他点点头。　
　　“你怎么跟他介绍杜政平的？”　
　　“我就跟他说小杜是我最好的朋友，念大学的时候，多亏他借钱给我买饭票。”他把眼神转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其实，我也没完全说谎，有一次去买饭票，排了老长的队，等轮到了才发现忘记带钱，杜政平刚好排在我后面，我就跟他借了二十块钱……”他微笑一下，“这样也挺好，我爸说，终于有机会帮我的忙了，他好像还挺高兴的。我爸现在年纪大了，人老了，大概就特别恋旧……”　
　　我盯着他的手表，上面的时针一格格跳过，好久，才轻轻地问：“你干吗要这样？”　
　　他默默地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温柔，“我……希望你日子好过一点。”　
　　我抬起头看着他，心里好像桌上的盐和胡椒罐一起打翻，腌了个结结实实，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拿起桌上的冰水喝了一口，轻轻地说：“不用了。我们已经决定明天结婚，戒指也买好了。”　
　　沉默。　
　　沉默。　
　　沉默。　
　　我低着头把冰水喝完半杯。突然，我听见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璐璐，我不是说了让我再去想想办法的吗？你——你为什么就，就不肯稍微多给我一点时间呢？！你……你……”他“你”不下去了。　
　　我站起来，“真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了。”　
　　程明浩伸手将我按回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盯了好一会儿，他伸手把我面前的冰水拿过去喝光，然后换一种比较平静的声调说：“把小杜的手机号码给我。”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告诉他我帮他想出一个办法，”他补上一句，“放心，我就当不知道你们要结婚。”　
　　我把杜政平的手机号写给他，“不过他现在不在旧金山。”杜政平今天去摩根山一家公司，他有个朋友在那里。虽然人家已经摆明只招美国员工，他还是希望能通过引荐碰碰运气。　
　　程明浩立刻拨电话过去。电话通了，他和杜政平讲了一会儿，脸色越来越难看，等放下电话，他一拳捶在桌子上，“早知道这样，你们还不如不要告诉我！”引来好几张桌子的人朝我们看。　
　　“你轻点，”我已经猜出八九分杜政平拒绝了他的好意，“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要结婚……现在已经决定，能不麻烦你也就不麻烦你了。再说，你也要欠人家的情，”我说着说着垂下眼睛，“不过还是谢谢你，等过了这个难关……”　
　　“等过了这个难关，你知道这个难关什么时候过得去？”程明浩打断我，“不错，你是能帮小杜过这个难关，可是你自己呢？你知道你们公司的股票跌到多少了？你以为你们现在还有钱去喝喝小酒，情况就很妙吗？你能保证年底之前不会再裁员？到时候万一你也丢了工作怎么办？就算能保牢饭碗，你们公司几次裁员裁到电视上去，移民局肯定知道，如果我没猜错，外籍员工的绿卡申请一定难办，你什么时候能拿到绿卡？拿不到绿卡，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你知道要过多久？”他问得咄咄逼人。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说的话都在理，只是我和杜政平好像都没考虑过，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