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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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常无敌，刚来这儿就差点把我打死，这就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
　　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底。
　　但没两天，形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六月十六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黑帮”。
　　我们心里有了底，他们心里倒没底了，对我们的批判也停了下来。
　　六月下旬，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在大会上给我们平反，宣布我们的行为是革命行动。
　　我们摇身一变，又成了造反的“革命派”。
　　现在想起来，郭校长不过是错把六六年当成了五七年；而我们如果知道五七年，也不会有六六年的蠢动。
　　我怎么也搞不懂，那个原本有情有义的郭校长，那个软软地说：“小常啊，不怪你”的郭校长，为什么一下子就变得那样冷漠无情，充满了杀气。
　　五．革命与人道
　　我们六个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有感情的，要不是它，我们就真成了“反革命”。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但出乎刘少奇那样的“老革命”的预料，也不是造反的“新革命”所能预料的。
　　老师们造反，学生们也开始造反，都说自己是造反的“革命派”，各个群众组织应运而
　　生。学校里揪出了第一批“黑帮”，除了郭校长，还有一些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他
　　们挂着牌子，弯着腰被批斗，红卫兵有时让他们跪在铺着炉灰渣的地上。当初高喊“拥护党支部”的人批斗郭校长竟也毫不手软，对他拳打脚踢。
　　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看到那些“黑帮”的绝望的苦脸，不禁想起六月十四号那天我自己的感受。那是一下子被抛到了荒野，成了另类的感觉：恐惧、迷茫、无助。众口一词的谴责足可以击碎任何人的自信，你不知道如何获罪，但又必须认罪。
　　那是一场人与人性的战斗，胜利者必须抛弃一切同情和怜悯，化除往日所有的承诺和温情。
　　我理解了爸爸自诩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犯错误”所需的人格代价。
　　每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付出了人格代价。
　　那是怎样的一种“大批判”！
　　从批判《三家村》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四旧，批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电影《怒潮》，批修正主义回潮，批《水浒》，批投降派…
　　批彭德怀，批陶铸，批刘批邓，批林批孔，从赫鲁晓夫批到安东尼奥尼，从国家主席批到学校传达室当过国民党兵的老头…
　　我们都狂热地参与，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人的自杀将这“胜利”动摇了。
　　那是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学校传达室的老尉头是国民党“老兵痞”，曾在长春与共军对抗，之后俘虏投诚。人人心知肚明，此内情出自档案，必得工宣队领导的授意。
　　老尉头看这张大字报时，一泡鸟屎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他的光头上，引来旁人的嘲笑，老尉头面如土灰，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当天夜里，听到有人大声叫革委会主任的门：
　　“宋主任！宋主任！尉老头出事了！”
　　原来是值班的红卫兵听到传达室里有痛苦的呻吟声，不敢进去看，来搬救兵。
　　住这一排房子的老师都被惊醒，有几个人，包括我，一起跑过去看。
　　传达室昏暗的灯还亮着，门被一脚踢开。
　　屋子里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地上有摔碎的药瓶子。老尉头靠在床上，由于农药的作用，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眼珠子像要掉出来，表情非常的恐怖。他见有人进来，断断续续的说：
　　“我…自尽了！”
　　我感到阵阵恶心和眩晕，视觉渐渐的模糊，眼前一片光亮之后又一片殷红，人几乎要跌倒；我退后几步靠在墙上才勉强站住。我闭上眼睛，努力作深呼吸，足有几分钟的时间才慢慢缓过劲来。
　　周围一片忙乱，人们连抬带拽地把老尉头弄上了手扶拖拉机。他中毒较浅，在县医院洗胃后第二天早上就拉了回来。解放军放了他可造反派放不了他，当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叫“自绝于人民”。
　　在运动中因“问题”而自杀的人都叫“自绝于人民”，这是文革中成为定论的说法。这意思也很明白：人民要斗你，你不让斗，这显然是和人民对着干。
　　我那时已攻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知道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女婿拉法格就是因年老不能工作而双双自杀的，列宁对此评价很高，称他们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再往后，苏联的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三○年因患“绝症”而自杀，还居然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注）
　　但在中国，连耿直的彭德怀被批判时也一再向中央保证“不自杀”，包括刘少奇，以被折磨而死表示了他们的忠诚。
　　我不明白，自杀即便不是明智之举，何以要背负“自绝于人民”的大罪名；毕竟自我毁灭是一件痛苦而无奈的事情！我看到老尉头自杀时那昏昏惨惨的场景，如同见到了地狱。
　　维克多。雨果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九三年》一书中呼吁：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但在绝对错误的“革命”之中，绝对没有人道主义的容身之地。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外公在文革中退休。他珍藏的《四库全书》也在“破四旧”时被迫交公。
　　本来是没什么事的，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封、资、修”的名门旺族，红卫兵本无暇光顾。但爸爸是不愿意在政治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天天和外公吵闹，让他把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处理掉，否则他就要叫红卫兵。外公只好屈服，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书拉到了他原来所在中学的图书馆，管图书的人直埋怨：“这时候谁还要你这些东西！”外公好说歹说，那人才答应将这些书堆放在墙角，算是交了公。
　　“没办法…，你爸爸天天的闹，说是红卫兵来了，别说是书，连大衣柜都保不住…”
　　视书如命的外公痛苦地摇着头，那表情，也如同下了一次地狱。
　　有失必有得，外公失去了藏书，爸爸得到了他想要的一点政治资本：他可以向组织汇报是如何坚决地敦促思想顽固的老岳父革了自己的命。
　　外公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些书，后来“复课闹革命”时，他到学校想“借”两本回来看，
　　结果一本也找不到，动乱中全部遗失。
　　外公退休了也闲不住，每天义务清扫楼道和院子（六六年我家搬到了朝阳区水碓子的居民楼），结果被小孩们误认为是劳改的“黑帮分子”，朝他身上扔石子。外公一气之下也不扫了，整天在家闷着，后来脑中风瘫痪在床。
　　由于爸爸交了南京的房子，奶奶没有了房租的收入，老住在大伯家终于引发伯母的不满，文革中改为两家轮流住。我们家是九口人两间房子，二十多平米，平时就拥挤，我回家就要打地铺。外婆管奶奶叫姐姐，她们是堂姐妹，妈妈管奶奶叫“姨妈”。可我看得出来，外婆和妈妈对奶奶充满了敌意。奶奶善良而软弱，根本摆不起长者的架子，但她温和而宽容，对咄咄逼人的外婆母女礼让三分，所以表面上还相安无事。
　　奶奶私下里问我交没交“女娃儿”，我说没有。
　　奶奶认真地说：
　　“交女娃儿要小心哦，不要很亲热了，把人家肚子弄大了不得了，女娃儿家不答应的。”
　　我埋怨奶奶：
　　“你说这些干什么嘛！”
　　奶奶笑了：
　　“你听我的，这是好话嘛！你要是交了女娃儿，带回来让我看看。”
　　也就是奶奶才会和我说这样的好话。爸爸妈妈除了让我按月寄钱，其它一概不问。
　　（注）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三○年因患“绝症”而自杀，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是我六十年代从一本书里看到的，书名已记不清了，惟独“自杀”还能得到“批准”一事记得非常清楚。但现在的许多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资料，对他的自杀或不提或简单带过，我的记忆也就缺少了佐证；我手头的资料有限，还望有识之士教之。
　　六．忏悔和反思
　　“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现象。关系比较近，比较谈得来的若干人组织起来，起个“兵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便可宣布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革命派”之间若观点不一，也会相互攻讦；这在当时叫做“派性”，一个并不难听的名词。“派性”据说会被敌人所利用，但更多的是被“自己人”在用。指导运动的军宣队、工宣队会有意透露一些档案材料，让各派别之间相互批判，制造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
　　一九六八年秋，“清理阶级队伍”后期，老的“名牌”的阶级敌人已经批得差不多了。
　　一天晚上，工宣队的人找了我们这派的骨干，我当时已是本派的“笔杆子”。他们拿出一份材料，是一位姓汤的老师大学时的日记，好像是作为思想汇报交给组织的。这位汤老师是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参加工作比我们早几年，理论上一套一套的，曾嘲笑我们是“左派幼稚病”，与我们有些不大不小的矛盾。
　　那日记的内容反映了他大学时期思想的苦闷，诉说心中“理想王国”的破灭和对“现实世界”的失落感。没有具体的所指，文字隐晦深奥，像是哲学论文。
　　工宣队的人说，由于他的反动日记，他一直是组织“内控”的对象，让我们写批判文章，揭露这个心怀叵测的“阶级异己分子”。
　　有工宣队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当然没的说，也乐于借此给他一点教训。由我起草，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上纲上线，把汤老师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世界”不满，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理想王国”的“阶级异己分子”。
　　大字报一贴，全校震动。当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会上汤老师一句话也不说。
　　当夜，汤老师离校出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仍没有他的下落。
　　二十多年后，我们对他的日记才有所理解。应当承认，汤老师的思想水平远在我们之上，他是较早独立思考，较早对“极左”思潮有所批判的人。
　　他跑到了哪里？有人推测跑到了国外，当时中越中缅边境很容易出去。即便如此，他现在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他应当回来看一看；如果死了，也应当有身边的人给他家里带个消息，为什么信息杳然？
　　前不久和老朋友李老师聊天，聊到文革，我们当时是一派的；谈到汤老师时都心里感到内疚。对他的出走，我们负有责任。
　　汤老师的下落成了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
　　是可以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解脱：工宣队要整你，我们不写文章批你，也会有别人写。工宣队也没有责任：以当时的形势，不抓阶级斗争行吗？
　　没有人需要忏悔，有一句冠冕堂皇的话：“一切向前看。”
　　但是，如果汤老师活着，我和李老师都愿意在他面前真诚地说一句：“对不起！”并请求他的原谅。
　　如果他已魂留异乡，愿我们的这番诚意能上达天国，告慰他的英灵。
　　不是一个普通人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负责，而是作为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后来，工宣队又发动另一派来批判我，抓住我文革中说过“革委会代行党支部职权”的一句话不放，上纲到反对党的领导。我知道只要一认错，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和检讨，所以在针对我的“学习会”上引经据典，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到《人民日报》“革委会领导一切”的论述，夸夸而谈；总之是铁嘴钢牙的一番狡辩。所幸我资历短，让他们抓不到什么别的把柄，才让我逃过了一“批”。
　　学校里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七○年工宣队大换班，换了另一个厂的，队长姓何，人称何师傅，很有表演天才；张口闭口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早晨，他敞着上衣在院子里抡一把大笤帚扫地，一位女老师过来和他打招呼：
　　“哎哟，何师傅，您身上怎么了，贴着膏药？”
　　何师傅立刻把上衣扣好，表情庄重：
　　“怎么让你看见了。”
　　然后正色道：
　　“我们工人阶级，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不怕任何困难的。”
　　“工人阶级”的大批判也是一针见血，势不可挡；对一位学俄语的教师说：
　　“你学俄语想干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就是等苏修打过来好给他们当翻译！”
　　一天清晨，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突然铃声大作，广播喇叭也响了，通知全体教职工开紧急会议，不得缺席。人人不敢怠慢，匆忙赶到会议室。
　　何师傅严肃地宣布：
　　“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大家屏住气，紧张地等着下文。
　　“有人，竟然用印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擦屁股！”
　　没有人敢笑。
　　“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绝不答应！”
　　会议室前面的桌子上，作为物证的几张沾有排泄物的报纸残片已经被展开，有几个人正凑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也没有人怕臭。
　　“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发有功！”何师傅继续说。
　　“凡是订报纸的教研组和个人，马上把报纸收集上交，一份也不能缺，我们要做全面的调查！只要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的行为，我们都要追究！”
　　有报纸的人都着了急，不知道自己的报还能不能找齐，否则还说不清。
　　案情有重大进展，那边分析的结果出来了，是某月某日的《光明日报》。
　　有《光明日报》的老师都慌了手脚。
　　散会了，老师们都紧张地找报纸。在政策的强力感召下，作案人“自首”了。但那位老师是革干子弟，根红苗正，连检查都不愿意写，谁也奈何他不得，结果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不了了之。何师傅想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捞取政治资本的小算盘也落了空。
　　没多久，这位何师傅从学校里消失了；打听他的去向，工宣队的人也吱吱唔唔。后来有内部消息传出来，何师傅在北京站购票时顺便掏了一个妇女的钱包，在厕所点钱时，被盯上的便衣一脚踹倒，人赃俱获。听有的工人师傅讲，他在厂子里原本就是个耍嘴皮子不干活的混混。
　　越是这样的人倒是越需要点政治资本。
　　二战中的巴顿将军有一股挥师作战的狂热，他的同僚说：“我们是生于战争，而他是为战争而生。”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生于运动，另一种人却是为运动而生。何师傅之流应属于后者。
　　“为战争而生”的巴顿将军何其壮，“为运动而生”的何师傅之流又何其劣也！
　　“复课闹革命”，学生回来了，课不好上也要上。“农业基础”课取消了，我便成了“机动”人员，缺什么教什么，我教过语文，教过历史，教过生物，后来教化学。农校冯老师给打的化学底子还不错，教起来比较顺手，学校也正缺化学老师，于是从那时起到退休，化学成了我的专业。
　　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老大（妹妹）到江苏插队，老二分配到农场。七一年，老三也插队，分到密云，离我的学校只有十几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