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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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还真没想过钱的事。
　　记得在南京时，家里曾雇有一个女佣，有一回那个佣人逗我：
　　“无敌，奶奶对你这么好，长大了挣钱给奶奶花，对不对？”
　　我那时才上学，反应不过来。我想我的零花钱都是从奶奶那里挣的，从奶奶那里挣来钱又给奶奶花，奶奶怎么没说？我正认真思考着，奶奶笑着说：
　　“无敌挣钱会给奶奶花的，无敌有良心，长大了有出息！”
　　我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是的，我挣钱先要给奶奶花。
　　看我没回答，妈妈有点沉不住气，绷着脸站起身进了里屋。
　　爸爸说：“行，你好好考虑考虑。”
　　晚上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想到过去他们对我的种种，心潮难平。
　　如果要报复他们，我就此便可以与他们一刀两断。
　　但转过来又想，这么做，奶奶是不会同意的。
　　奶奶心地善良，她教人有良心。
　　过去的已经过去，或许他们心里也会有一点反省。
　　家里弟弟们还小，最小的老四才六岁，最大的妹妹也在上初中。
　　还有对我好的外公。
　　我不能连他们一起报复。
　　临走之前我告诉爸爸，我会给家里寄钱的。
　　第一次挣钱回北京看奶奶时，我给奶奶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奶奶非常高兴，不住的说：
　　“不要乱花钱嘛，不要乱花钱嘛！”
　　看着奶奶笑容满面的样子，我心里十分自豪，我终于能为奶奶做点什么了。
　　第一次发工资，我给家里寄了十五元，当时我的见习工资是三十二元。
　　工作之后的有一次回家，爸爸满脸的正经，对我说：
　　“你是知道的，你小时候表现不好，所以没让他们叫你哥哥。现在你长大成人了，也工作了，应该叫他们改口了…。”
　　没有叫哥哥是因为我“表现不好”！真是个堂而皇之而又荒谬十足的托词，亏他想得出！
　　照他的理论，我都可以不叫他们父母。
　　不过我不想和他争论。
　　弟弟妹妹们被叫了过来，依次叫了我一声哥哥，有那么点不自然。
　　这一天距我八岁到北京，开始“表现不好”的那一天整整十二年。
　　我心里明白，我这个“哥哥”的名分是用挣钱的身份换来的，倒像是用钱捐来的一个“官”。
　　他们更看重的是钱。
　　有一个月刚开支，妈妈来信，说是外公要去南京，要用钱，让我多寄点回来。我向互助会（注）借了钱凑够三十块钱寄回家。过些日子回北京，看见外公在家里，根本哪儿也没去。妈妈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解释也没有。
　　我也没问什么，因为问也没有用。
　　她似乎急于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
　　看来我的估计错了，不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反省之意。
　　（注）：当时大多数单位都有互助会，一般每月从工资里扣两块钱，年终返还。参加者可从互助会借支，然后分期还清。
　　二。密云一中
　　深夜，一阵突然的剧烈心跳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拉着了灯看看周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是两人一间的教师宿舍，同宿舍的人周末回家了，我一个人留守。
　　我想坐起来，可是刚一抬起身就感觉天晕地转，几乎要失去知觉；只好躺下来不敢再动。
　　我意识到是中了煤气。昨晚和往常不一样，我是用水和了碎煤渣封的火。取暖的蜂窝煤一天四块，不省着点不行；没想到弄巧成拙，坏了事。
　　隔壁有李老师在，宿舍的墙本来也不怎么隔音；可是我浑身无力，用尽了气力，也声音细微，根本喊不动。
　　我伸手在床头后面的桌子上乱摸，摸到了一个墨水瓶。我把它拿过来，拧开盖把墨水倒掉，然后用瓶子在枕边敲墙，敲击声在深夜显得格外的清晰。不一会儿，李老师醒了：
　　“怎么啦？无敌？”
　　“殿华，你快过来，我中煤气了。”
　　李老师动作迅速，因为门还别着，他果断地将玻璃击碎，伸进手开了门，然后打开了窗户。
　　一阵寒风吹进宿舍，致命的煤气如隐身的女巫，随风飘然而去。
　　一九六五年初冬，在“密云一中”，我参加工作才三个多月就险遭不幸。
　　真令人后怕。
　　这次死里逃生，既归功于李老师的及时援手，也亏了自己处置的冷静：如果我有大的动作，定会导致昏迷，那就一切都完了。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自助者天助”。教训是沉重的：煤气熏得我一个多星期都头昏脑胀。
　　初为人师的我绝对是“出师不利”。
　　我是那年秋天分配到离县城三四里地的“密云一中”的。到学校没两天，就把校长兼书记打了个头破血流。
　　校园里有一口水井，是全校师生的水源。井有十多米深，井台上立着用来打水的辘轳。我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劳动技能，打一桶水拎到厨房去；刚把水桶打满了向上摇，郭校长走了过来。我们的校长是领导过密云抗日游击队的传奇式人物，人称“郭大麻子”，特别有首长的风度，说话有密云山区的口音，软软的，很好听：
　　“小常啊，放下放下，你干不了的！来来来，快给我！”说着就要接我手里的辘轳把。
　　“郭校长，我行！”我还坚持不肯放手。
　　我们两人争执起来。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看争他不过，松手了，结果他也没抓住。水桶下落，失控的辘轳把飞速转动，一下子打在他的前额上，顿时鲜血直流。我慌了，赶忙上前扶住他。他用手捂住伤口，血顺着手指淌出来。这时他还不住地安慰我：
　　“小常啊，别害怕，不要紧的。”
　　众人赶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学校的小马车，送到县医院包扎。
　　好半天才回来，我去看校长，他头上裹着纱布躺在床上。
　　“都是我不小心…，真对不起您。”我不知说什么好。
　　“小常啊，不怪你，你可别着急呀！是我没拿住，不怪你，你放心！”
　　郭校长还是那么亲切。
　　我心里既感动又懊悔。那一刻，真恨不得有个人过来把我也打个头破血流。
　　我教初中三年级的“农业基础课”。山区的学生上学晚，班里有的学生比我年龄还大。虽然第一节课没踩着痰桶（每个教室前有一个痰桶是那个年代校园文明的体现），我也紧张得不敢看学生，精心准备的内容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不知干什么好，急得直冒汗，十几分钟比几个小时还难熬。
　　丛老师说的“艺不压身”还真对，我的文学爱好后来还真的帮了我的大忙。讲课是一种演讲，是口头作文。只要事先认真阅读教材教参，拟好教学提纲，加上现场的发挥，再加上一点投入和幽默，就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一节课。一个月后，校长，教务主任，教研室的人来检查我的课，反映还可以，基本过关。
　　学校内的气氛是和谐的，校长人好，老教师对我也很照顾，刚到学校时有一位党员教师热情地领着我买饭票打饭，以至有人误认为我是他的弟弟。
　　密云县那时还比较穷，与我在农校下乡时见到的近郊农村大不一样。我随同老教师家访时，常看见村里的小孩光着屁股在街上跑，男孩女孩都有。老教师告诉我，在当地，给小孩子做衣服是花费不起的。这些孩子冬天也大多是光着屁股在炕上跑，赶上“老阳儿”（阳光）好时会到街上晒晒太阳。
　　我在一个班级当见习的“副班主任”，有一天，班主任叫过来一个男孩：
　　“你爸昨天家长会为什么没来？”
　　“我爸死了。”那男孩低着头。
　　“瞎说！前些日子我还见你爸好好的呢！”
　　“他爸是撑死的。”边上一个同村的男孩插嘴，有几个孩子偷偷地在笑。
　　“真的？”班主任不敢相信。
　　“真的。”那孩子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和那位班主任都大吃一惊。
　　后来听他们村的人说，他爸是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撑死的。那时农村过中秋讲究吃烙饼摊鸡蛋，这种过节才能享受的美食害了他。村里的亲戚多，他爸嘴谗，吃了好几家；回家的路上口渴，到井台上喝水，喝完了就躺倒在井台上，送到医院时已经救不过来了。
　　“唉！他真犯傻，吃那么多烙饼哪能喝水，这不是找死嘛！”
　　村里人摇头叹息。
　　密云县有三件宝：“核桃，栗子，金丝枣。”核桃皮薄，手一捏就碎；栗子软皮不粘栗肉，金丝小枣剥开能见糖丝，而且绝不生虫。金丝小枣就产在学校附近的西田各庄，统购统销，据说大部分出口，市场上很难见到。但我们的学生家长遍布各村，有的还是生产队的干部，到收枣时，就有家长热情地邀请我们。场院上的枣子堆得像小山一样，可以随便品尝；要买的话是一毛二一斤，我们一般都一二十斤的买。
　　买回家一说这枣子的来历，爸爸立刻板起了脸：
　　“你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政策，我们不能要，退回去！”
　　真是费力不讨好。
　　妈妈嘟囔着：
　　“退回去干吗？真是的，要不你别吃。”
　　表完态，爸爸倒也不坚持。
　　我一开始还真转不过弯来，之后才想明白：他是要求入党的“老积极分子”，这“坚持原则”的内容是要向组织汇报的。
　　后来回家，我看见他用一个小锅煮枣吃，每次十几个。妈妈说那些小枣就是他记得吃，他说那枣子是补的。
　　不错，这些小枣对他来说有双重的营养。
　　三．手表
　　我当上教师，外公很高兴。他在山东工作的儿子和儿媳也在中学任教，外公说家里又多了一个老师。
　　临去密云时外公对我说：
　　“当老师没个表看时间可不方便，你把我的表先拿去用，我是老教师了，不看表也行的。”
　　我看见妈妈用眼睛瞪着外公。
　　外公有块带银链子的瑞士怀表，还是从南京带过来的；小时候我曾小心地拿着把玩，被外婆训斥。那是外公的心爱之物，就是妈妈不在边上瞪眼，我也不会用的。
　　爸爸妈妈都有手表，那是他们“干部身份”的标志。
　　但此时他们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表态。
　　在六十年代，手表﹑自行车﹑收音机是所谓的“三大件”，是值钱的家当。
　　我没有指望他们马上就给我买。
　　但我很快就体会到外公所说的“不方便”。
　　由于没有手表，又没有教学经验，我总是掌握不好时间。讲快了空堂的时间太多，讲慢了又拖堂，完不成教学任务。班与班的情况还不一样，课堂上提问﹑维持纪律﹑解答问题所需要的时间都不相同，讲课的节奏也要随之调整；没有表就心中无数，不是快就是慢，搞得我很苦恼。
　　一九六六年寒假，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我走进里屋，当着爸爸妈妈的面，语气坚定地说：
　　“我要买块表。”
　　他们看着我，又互相看了看，好像感觉意外。
　　过一会爸爸说：“我和你妈商量商量。”
　　我扭头出了屋。
　　不论他们怎么商量，我都拿定了主意。
　　从工作以来，我给家里的钱也够买块表了，买表也不是跟他们要。
　　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先不给家里钱，自己攒钱买。
　　过一会他们出来了，爸爸面无表情地说：
　　“明天你妈带你去买表。”
　　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不需要我的“第二套方案”了。
　　第二天，在离家不远的前门“亨得利”表店，我挑了一只一百块钱的上海牌手表。
　　这是我的第一次据理力争。
　　工作之后，外婆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凶了；转而变成冷淡，很少和我说话。
　　她的心态实际没变。有一回家里就我和老三吃饭，正吃着，外婆过来，把另一盘菜放在老三的跟前，那意思是显然的。
　　我如同没看见。
　　老三看看我，有些过意不去，但也不敢让我；他三口两口吃完起身走了，那盘菜一点没动。
　　他本应当心安理得地自己吃。
　　看得出来，他们对弟弟妹妹的言传身教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成功。
　　妈妈却像是到了更年期，爱发脾气，可从不向自己的儿女发。
　　有一次在家，我正看书，妈妈怒不可遏地冲到我的跟前：
　　“是你吧！上完了厕所也不冲干净！都臭死人了！”接着是一大套的埋怨。
　　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看书，即便不是我的过错我也不屑和她理论。
　　她自觉没趣，回转身解嘲地说：
　　“无敌当了老师变了嘛，真有涵养。”
　　我不再像小时那样“顶嘴”，对她的无名火我都是如此的处理。
　　因为作为教师，我已能在人格和品性上给自己和他们定位。
　　四。反党小集团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意“闹”得不一般。
　　先是批判“三家村”，随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红旗》杂志社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每个人面临的选择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北京城里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开始造“修正主义”的反。
　　密云县远离城区，这里的黎明还是静悄悄。
　　但是家在北京的老师消息灵通，知道那里已经“革命”了，我们还没革，心里颇有些不平。
　　六月十四号，几个北京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再也沉不住气，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批评学校党支部按兵不动，敦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发起人里就有救我一命的李老师。他们拿着大字报找我签字，我不假思索地签了，总共签名的有六个人。
　　大字报上午贴的，下午就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
　　会议开始，郭校长先让大字报的发起人讲话，他们的发言还是那些意思，没什么特别。
　　忽然，郭校长把桌子使劲一拍，站了起来，声色俱厉：
　　“你们安的什么心！这是反对党支部的领导，是反党！五七年右派就是这样干的，我不怕这个！有共产党，有毛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休想！”
　　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也站起来冲到会议室的前面，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顿时群情激昂，口号声一片。
　　势态陡转，我们这几个人一下子被孤立起来，定性为“六人反党小集团”。有人义愤地指出，我们是“目无组织，骄傲自满”，从而走上反动道路的。
　　不容我们辩解，也不允许任何辩解。
　　会议将结束时，一位党员教师——就是曾如“大哥”一样领我买饭票打饭的那位，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念颂：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另一位语文教师应和：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众人齐声喝彩。
　　我们六个人垂头丧气，想哭都哭不出来。
　　会后老师们纷纷表态，校园里到处贴的是拥护党支部的大字报。
　　组织上找“六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分别谈话，但没人找我；这几个人里就我年纪小，又刚参加工作，他们认定我是个小角色。
　　跟我关系较近的老教师私下里劝我要和别人划清界限，好好检讨；因为情况不妙，郭校长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
　　“那个常无敌，刚来这儿就差点把我打死，这就是阶级斗争！你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