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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的阴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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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寒假,我在家里写思想汇报,是开学必须要交的。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奶奶给过我一支在路上拣到的钢笔,这也应当是占小便宜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就写了这件事,并加以分析批判。写完了爸爸恰巧走过来,他拿起来看了看,说:
  “嗯,分析得不错,思想水平还真有提高。”
  然后给我讲了一通要挖思想根源的大道理。我知道他一直在积极要求入党,写思想汇报一定是个内行。
  过些日子我去大伯家看望奶奶,坐了一会儿后,奶奶看着我,欲说又止:
  “无敌,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嘛…”
  我一下子愣住了,奶奶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爸爸说的?
  奶奶没有责怪,倒像是恳求:
  “无敌,不要写嘛!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
  “奶奶,我不写了…,我不写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心里十分惭愧。
  出了门,我在心里痛骂自己。我怎么了,为了入团让奶奶伤心,我这是干了什么!
  奶奶没有做错什么,错了的是我,我真不该那样写。
  从那以后,我好长时间没写思想汇报,丛老师以为我有了什么思想反复,找我谈了几次话。我不好意思说出真正的原因,只说是对入团信心不足。入团介绍人和团支部书记也热心地来帮助我,和我谈心。思想汇报后来还是继续写了,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永远的懊悔。
  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样做。他明明知道那样会伤奶奶的心,那毕竟是他的亲生母亲!
  我记得五八年爸爸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奶奶心疼他,每隔不久就用自己的积蓄买鸡炖给爸爸补身子,让他吃了有一年多。而他对奶奶又做了什么!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记恨爷爷和奶奶,是因为几十年前那场不同寻常的婚变。
  我问过爸爸,为什么把我的思想汇报告诉奶奶,爸爸做出诧异的样子:
  “我向你奶奶汇报你的进步嘛!”
  我真是无言以对。
  爸爸是很进步的。
  他积极要求入党,不断地写思想汇报。他让我看过他给组织写的思想汇报和简历,对他的过去有了一些了解。
  抗战时期他曾在“国统区”重庆旧政府的银行工作,集体加入国民党。四六年和表妹即现在的妈妈跑到解放区,参加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培训,四七年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大同盟”,四九年又退出“民盟”,坚持不懈地要求加入共产党。
  他在思想汇报中强调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
  岂止是没有犯过错误,他还有许多突出的表现。
  比如“三反五反”中揭发斗争,“抗美援朝”中积极捐献,“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更突出的是,在六三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坚决割“资产阶级尾巴”,要将南京爷爷的房产交公。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大伯和奶奶才同意了他的革命行动。由于他的行为超前(“四清”运动中没有没收房产的任务),当地的房管部门起初还嫌多事,不愿意接收;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打了一个收条。
  他多次兴冲冲地向家里人宣布,他已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党支部书记已和他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谈话;但直到割完了“资产阶级尾巴”,他也未能入党。
  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六.下乡
  农校还经常组织我们下乡劳动。
  三年级时,我们到房山县的窦店村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
  三夏劳动当时又称为“三夏战斗”,从六月上中旬开始,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任务是必须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麦子的收获、脱粒、扬场,以及玉米的套种、耕、耪等一系列田间管理。这一切全凭体力劳作,又值气候炎热,所以劳动强度非常大,比秋收劳动还要艰苦。
  我们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在夜色朦胧中向麦田进发。收麦子有两种方式,镰刀割或用手拔。手拔虽比镰刀割慢些,但地里不留茬子,可以省掉翻麦茬的工序。
  拔麦子看似简单,其实如练武功一样,一招一式马虎不得,否则要吃大苦头。
  生产队长先给我们示范:两手抓住一把麦子,前腿绷,后腿弓,用腰和腿带动全身向后发力;不能仅用胳膊的力量拽,那样的话不到半天胳膊就得累肿了。手抓麦子也要松紧适度,不能在手里打滑,要不然手打泡不说,干黄的麦叶像小锉刀一样,能把手掌心割出一条一条的血道子。
  就在那次劳动中,我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后来到吃药也吐,喝水也吐。昏昏沉沉中感觉到有人把我抬上了马车,一路摇摇晃晃地送到了医院。我在长辛店医院也不知住了多少天,终于能喝粥而不吐了,生产队的马车又把我接了回去。
  回到我们住的老乡家,我浑身无力,肚子开始有了饿的感觉。一位大妈端着一碗面走了过来:
  “你准饿了,来,把这碗面吃了!”
  我把碗接过来一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是热腾腾的一大碗挂面,里面卧着两个鼓鼓的鸡蛋,面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香油,绿的白的葱花点缀其中,香味扑鼻。我呆呆地看着这碗面,舍不得下筷子。
  我们住在老乡家,知道他们平时吃什么,也知道做这样一碗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从一家是很难凑齐这些东西的,必是这家奉献出准备招待亲戚的挂面,那家拿出珍藏几年的香油,再从篮子里掏出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鸡蛋,那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换钱的东西。
  大妈温和地笑着:
  “吃吧,吃吧!唉…,你们城里的孩子哪受过这苦哟!”
  我这个“城里的孩子”真没想到,在农村人的家里能得到如此的厚爱,能消受这样的福。
  农校的学制是四年,四年级时有半年的时间下乡实习。实习的内容一是搞田间实验,二是访贫问苦,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农校体力劳动多,为劳动力易于分配,是男女分班,但实习小组是男女生搭配的。一个村是一个实习组,男女组长各一名,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实习的地方是房山县的周庄。
  我们组有二十来人,分几处住在老乡家里,除田间调查记录外,和社员一起劳动,在社员家吃“派饭”。所谓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指派到各家去吃饭,一家轮一个星期,当然必须是贫下中农家。每天给四毛钱,饭菜由各家自行料理。朴实的农民会拿尽可能好的饭菜招待我们。
  好,是指能吃“干”的。六五年的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中午能吃上棒子面贴饼子、窝头,早晚有棒馇子粥喝,即“两稀一干”,就很不错了。如早晚还能搭配点干的,那就是非常的不错了。如果运气好,碰上劳动力多,粮食分配得多的人家,也会招待你一次白面烙饼;要是碰上困难的家庭,三顿饭可能都是以稀的为主,那也没办法。至于菜,是以自制的咸菜为主,等地里能见绿了,便有拌葱,拌黄瓜之类。
  农村的生活艰苦,这我们有思想准备。
  我们和老乡相处和谐。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劳动之余还要帮老乡挑水,推碾子,喂猪。晚上分头到老乡家走访,聊一聊解放前的生活情况,今昔对比,叫做“访贫问苦”。
  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劳动间隙回住处拿东西,在院子里就闻到一股香味。一进门,就看见房东老夫妻俩在紧张地吃着什么,锅里还有冒着热气的粉条和几块肉皮。见我们进来,他们很尴尬,也有些慌乱。我们意识到撞上了不该看到的场面,拿了东西赶忙离去。
  以前也听说过“派饭”的人家吃“偏食”的事,没承想真让我们遇到了。
  那“肉皮炖粉条”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可那一对老人的神态,却像印章一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无法忘记他们那惊慌的眼神,那眼神中包含着辛酸,也包含着歉仄和羞愧。
  其实他们完全不必那样,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东西,何错之有。那是物质紧缺的年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分享。
  可他们在现实的无奈中还是感到了不安。
  多么善良忠厚的一对老人!
  后来有一天,在村头分派农活的地方,生产队长站在高处,对社员们大声训话:
  “咱们队里,有的人,学生分到家里吃派饭,可他们没良心!自各儿吃一样,学生吃一样!留着干的,好的,不给学生吃,留着自各儿吃!我告诉你们说,这可缺了大德啦!赶明儿养活孩子没屁眼儿!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你们自各儿家的孩子,出门在外的,能这么待他们吗!……”
  生产队长荤的素的一块儿抡。
  但他讲的,却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人之道。
  我当时就想,真该让家里那几个“缺了大德”的人也来听听。
  有几家“访贫问苦”的对象因为经常去,与我们关系很熟。靠村东头的一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个子高,性格开朗,老人家天天到队里干活,推起小车跟小伙子一样。不管他的儿孙怎么劝,也不肯在家里闲呆着。他跟我们说:
  “我一天不干活就非得病不可,他们不让我干活,简直就是盼我死!”
  后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躺在炕上,伸出粗糙枯瘦的大手握住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颤巍巍地说:
  “常无敌,下辈子见啦!…”
  没有悲戚,他说得很从容。
  第二天他就过世了。
  我们全组同学到他家里去吊唁。按当地的习俗,他的长子披麻带孝,在门前施叩拜的大礼。
  我们站在他的棺材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可敬的老人!终生劳作,死而后已,这就是养育我们的农民。
  从农校毕业至今,我对农民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中间,我能感受到人间最淳朴善良的情感,那是在我父母的家里一丁点儿也感受不到的。
  七.毕业
  实习圆满结束。我的实习总结作为典型之一在全校宣读。我也成了一个后进转变的样板。
  但在我的入团发展会上,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发展会通常要邀请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参加。当程序进行到自由发言时,有积极分子提出异议,说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理由是我说过贫下中农“有油水”。
  原来是“访贫问苦”时,越是解放前穷苦的家,材料就越多,我就说“有油水”;而一般的家,我就说“没油水”。当时没在意,还自以为很幽默,现在一上升到阶级立场问题,我还真不知怎么解释。团支部书记让我表态,我承认了这个说法不妥当,但声明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虽然十一名团员最终表决通过,我成为毕业前班上发展的最后一名团员,这件事还是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随便讲话可是要惹麻烦的。
  毕业前的一个多月,爸爸和妈妈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在床底下的一堆脏衣服中,妈妈挑了一两件说拿回去帮我洗,这真是破天荒的事。表示善意总是好的,只是一下子还真有点不适应;随后不久的一次“谈话”,才让我明白了他们这么做的用意。
  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在“一切听从党安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召唤下,我们个个慷慨激昂。
  校领导在大会上郑重地公布了分配方案。我们那一届多数是分配到农业局、农科所、
  农场,还有一部分人留校。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分到教育局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部分大约有六七十人,到北京市教育局报到。老局长亲自接见并给我们讲话。我们听过他的传达报告,知道他是教育界很有威望的专家。他告诉我们,北京市的农村中学开设了“农业基础”课,缺少这方面的师资,才把我们分配了过来。为打消我们的顾虑,老局长风趣地说:
  “不是师范毕业不要紧,哪个老师都是从第一节课过来的。我还是个科班出身,第一节课慌里慌张,在讲台上没站稳,一脚踩到痰桶里,那个笑话可大喽!”
  后来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还真注意地看了看墙角的痰桶。
  局长讲完话后发给我们一个意向表,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选择远近不同的区县,供组织参考,我选了最远的密云。
  一九六五年秋,我奔赴密云,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四年的农校生活,努力回忆,也找不到什么浪漫的色彩。这似乎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
  我们那时没有“早恋”的称谓,对此有另一种说法,叫“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人会表露自己“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所以即便有,也极为秘密。毕业后虽有几对同学间的婚姻,他们也声明是参加工作后发展的,在学校真的没发现过一点蛛丝马迹。
  但青春的萌动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好逑”的“君子”还是不少。
  校舞蹈队有一名叫李红的女生,圆圆的脸蛋,苗条的身材;表演舞蹈时总是甜甜地笑着,样子很可爱。她成了我们班好几个男生暗恋的对象,我也是其中一个;但都仅限于集体活动或打饭时多看她两眼,不敢有什么别的举动。
  毕业后各奔前程,几乎把她忘掉了。
  “文革”后老同学见面聊天,才知道了她的遭遇。运动中她先是因出身不好受到冲击,后来在生活中屡遭坎坷;再后来,她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真是红颜薄命。
  这个回忆还是不够浪漫。
  在一般人眼里,“北京农业学校”不过是所不起眼的中专,没有什么可引以为傲。
  但我感激我的母校,在我的心目中,任何学校无法和她相比。
  第二章荒唐的年代第四章革命与人道
  

第四章 革命与人道
更新时间2005…9…4 10:25:00  字数:20465

 第四章革命与人道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维克多。雨果
  一.命定的职业
  没想过会当老师。
  只记得从小对老师就十分的崇拜。上小学时我坐在前排,时常盯着老师的脸和手看,发现老师的手都特别的不一般,白白净净,指甲缝里一点儿泥也没有;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打心眼里觉得当老师的都非常的了不起。
  长大了也一直保留对老师的那份恭敬,只是对叫我“小白专”的那位中学班主任心存芥蒂。
  上了农业学校,却当上了老师,谁也没有想到。
  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的,因为在你做出选择之前,社会的诸等因素就已经替你决定了。
  是否人人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确实是让马克思说着了。
  去密云之前,爸爸妈妈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
  “你要参加革命工作了,教师也是国家干部,你有什么打算吗?”爸爸说。
  我不知怎么回答。
  妈妈见他言不及义,插嘴说:
  “你看你也挣钱了,我们养你这么大也不容易,家里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你每个月要给家里点钱,帮助家里。行不行啊?”
  他们的表情还和气,用的也是少有的商量的口吻。我才明白为什么近来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还有前些日子到学校给我拿衣服洗所做出的善意姿态;原来他们是必须要和我商量点什么了。
  可我还真没想过钱的事。
  记得在南京时,家里曾雇有一个女佣,有一回那个佣人逗我:
  “无敌,奶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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