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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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上我有充分的自信。我爱好文学，语文老师夸我的作文写得好。俄语是我的强项，数理化也是我喜爱的课程。我还特别喜欢几何的证明题，那缜密的论证，严密的推理和完美的逻辑让我着迷。我和班上的几个男生已不满足于几何作业，缠着老师给我们出些难题来做，还从杂志上找来一些偏题怪题。例如：“已知三角形ABC不是等边三角形，证明三角形ABC是等边三角形”；“已知四边形的边AB≠CD，证明AB=CD”；这些类似诡辩的题我们做起来津津有味。
　　除了无线电的爱好，我还是班内的国际象棋高手，所向无敌。
　　年少的我求知欲旺盛，学什么的感觉都是如鱼得水。
　　那个年代还不时兴成绩排名，但我相信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按河南人的话说，在班上是个“人物”。
　　我的课外爱好多，有时就影响到老师留的作业。老师问起来，我不知深浅地说：“那些作业太容易了，我都会，做它是浪费时间。”为此遭到老师的点名批评。
　　五十年代末是反对走“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的政治形势。“红”指的是政治思想觉悟，“专”指的是业务本领。一位开国元帅曾用生动的例子解释红与专的关系：如果你开战斗机，红而不专，没本事，一上天就被敌人打下来了；专而不红，开着飞机投敌去了；只有又红又专，才是革命事业需要的人才。
　　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这个有几分小聪明又有几分狂气的学生，在班会上把我和另外一两个与我差不多的同学称为“小白专”。“小白专”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都不会“假积极”（我们对在班主任面前摆好的人的称呼）。班上的革干子弟根红苗正，是当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作为初中生，我当时对这些政治名词的理解十分肤浅，只知道“红专”是表扬，“白专”是批评而已。哪里晓得这批评的分量。
　　我心里不服，也没往心里去；那时的我，的确是太不懂事了。
　　初三毕业考试前填写志愿，育才学校当时没有高中，我填了三个能住校的比较好的高中：一零一中学，清华附中，另一个好像是师大附中，因为我不愿再住在家里。虽然当时的学校并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升学竞争也没有今天激烈，但这种填报方式在现在看来也是不明智的。外公让我报一所附近的普通中学，我不听；俄语老师劝我报一所俄语专科学校，我也不听；爸爸劝我报中专，说可以早挣钱，我也拒绝了。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造就了我的固执，我一意孤行，非上高中不可，非住校不可。
　　中考结束了，我自我感觉不错，满怀希望地等待录取通知。
　　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打开一看，录取我的是“北京农业学校”，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是写了“服从分配”，但为什么没有分配到一所高中，而分配到我想也没想过，听也没听说过的“北京农业学校”？难道我连普通高中的录取的分数都不够？这不可能。
　　是我没考好吗？我不相信。但那时不公布分数，查分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想到了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恶评，莫非是“小白专”的评语起了作用？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一句评语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要么就是爸爸到学校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妈妈虽然表面上对我的升学不闻不问，但她会坐视不管吗？
　　我整天苦苦地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答案，心里十分痛苦：上不了高中，我的大学梦再也无法实现，我也让奶奶失望了。
　　我该怎么办？不去报到，下一年再考？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想法不现实，家里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看我有不想报到的意思，爸爸来动员我。说这是国家办的学校，享受助学金，还负责分配，毕业后和他一样就是“国家干部”，比高中要好得多等等。
　　我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能住校，而且还住得远远的，于是我打起铺盖走人。
　　第一章一个人的旅程第三章农校生活

第三章　农校生活
更新时间2005…9…4　10：23：00　　字数：15582

　
　　第三章农校生活
　　我们难免有时会迷失真理，但永远不要迷失人性。
　　——作者
　　一．失落
　　一九六一年秋，我去“北京农业学校”报到。
　　从广安门外坐郊区车到长辛店，就有学校接新生的拖拉机在等候。十几个人挤坐在一辆拖拉机的拖斗上，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行进。第一次坐“敞篷车”，还真有几分兴奋，我们好奇地看着路两旁的稻田农舍，十几里路一会儿就到了。
　　“北京农业学校”位于与丰台区交界的房山县境内，与“稻田村”相邻。学校的前身是农场，五八年“大跃进”成为学校。我们是这所学校正式成立后的第四届新生，我是农学专业六五○三班的学生。
　　开学典礼上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由于学校有农场，自产粮食，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增加到三十七斤，这在困难时期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也正因为有农场，我们必须参加农业劳动；每到农忙，还要停课。我们的入学教育就是为期一个月的秋收劳动。
　　收割水稻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来说，开始还有趣，到后来就有点苦不堪言。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了解人力收割的劳作：赤脚站在松软的水田里，弯下腰作深鞠躬状，左手抓住一把稻子，右手握住镰刀贴近地面把稻子割断，割下的稻子再打成捆运走。用力量小了割不动，用力过猛，又容易伤到自己的腿。双脚要不停地来回移动，因为泥田里有“水蟞”（蚂蝗），停时间长了会叮在腿上吸血；但也不能没章法地乱动，踩到刚割过的稻茬子上，会把脚扎破。起初我们还能保持正确的姿势，刷刷刷地一直割过去；没多久就站不住了，只好蹲着割；再后来蹲也蹲不住了，就单腿轮换跪着割。第一天劳动下来，人人腰酸腿痛，手打泡脚流血，可谓伤痕累累。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时感觉浑身疼痛，不想动弹；但毕竟是年轻，只要咬一咬牙跳下床，胳膊腿活动活动就没事，照样又是一天。
　　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课上课下疯狂地阅读。上课不听讲，迟到旷课也是寻常事；有的课我根本不上，在宿舍泡病号。为了能“治理”我，第一任“队长”（班主任）对我软硬兼施，结果也不起任何作用。我向他扬言：“要不你开除我，我正好不想上呢！”把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要打我。
　　期末考试八门功课我有六门不及格。补考时我照复习提纲恶补一气，虽说是“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佛脚居然显灵，又全部通过了。
　　一学年下来，我虽然补考后勉强升级，却因旷课太多，屡教不改，班主任把我的材料总结上报，我受到学校记大过的纪律处分，张榜公布。
　　我破罐破摔，还是满不在乎。
　　我成了班上乃至全校的“个别生”。
　　由于我在学校的恶劣表现，爸爸到学校来过几次，我开始认识爸爸的另一面。在外面，爸爸是一本正经的“国家干部”的形象，当着老师，给我大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我热爱农业。在学生宿舍，对我和同学讲什么：“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树立远大理想。”他讲那一套大道理很认真，也很投入，同学都戏称他是“革命干部”。
　　二．浪子回头
　　因为农校的前身是农场，所以在许多称谓上保留了农场的传统。比如班主任叫“队长”，校长叫“场长”，年级叫“中队”，年级组长叫“中队长”等等。到后来学校逐渐发展走向正规，这些老称谓才慢慢消失。
　　对于我们这些农校的“元老”来说，老称谓更显亲切。
　　农校有两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位叫丛选永，一位叫张维安。
　　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队长，他叫丛选永。
　　他是个特别祥和的人，时常面带微笑，很少激动，说话声音也不大，显然没有前一任队长厉害。
　　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和前一任队长不一样，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一种关切：
　　“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觉得你不是坏学生，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我说的对吧？”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这话让我心里一动。
　　“你有理想，喜欢文学，这是好事，你完全不用放弃。俗话说‘艺不压身’，将来工作中都用得着。”
　　“但你别脱离现实，你现在上了农校，就应当有新的理想。”
　　“马克思都说人是无法自己选择职业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留校给你们当老师。”
　　丛老师说他自己也是农校毕业，比我们大几届。
　　“别把自己的一辈子荒废了。只要你振作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你抱很大的希望。”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受到真诚。
　　我无法把丛老师十几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内容完全回忆并记录下来。实际上，与其说我是被丛老师讲的道理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的。
　　在丛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燃起了上进的希望。
　　在学校农场劳动的，还有从教育口转来的“右派”和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语文老师张维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年级时，我们在劳动时看见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男子在猪场挑泔水喂猪，这个文质彬彬的猪倌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劳动休息时我们和他聊天，他知识渊博，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谈古说今，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但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喂猪，他笑而不答。
　　二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上他的课没有纪律问题，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我们班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我们有时到教师宿舍找张老师
　　聊天。他没有架子，对我们亲切得像朋友一样。
　　“知道你们喜欢文学，你们都基础不错。听说有的人想当作家、诗人？”
　　我脸红了，不知他指的是谁。我们都忙着解释：
　　“不是，不是，就是有点喜欢。”
　　“其实作家很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尔基小学没毕业，鲁迅是学医的，也相当于中专。”
　　他笑着说：
　　“我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你们看我，还不是作家吧？”
　　我们也跟着傻笑。
　　“作家需要生活，这些你们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就能体会了。”
　　“但千万别混日子，我呢，在猪场就好好干活，现在就好好教书。”
　　他意味深长地说：
　　“好好念书吧！你们年轻，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丛老师和张老师的话以至诚动人，寓情于理，深深地感动了我。
　　老一辈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过：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如果没有二位恩师“从心里发出来”“打到心的深处”的教诲，我或许永远不会消除心中的不平和愤懑，最终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傻瓜。
　　压在我心头上的块垒逐渐消融，一度迷失的“浪子”，终于回头了。
　　张老师也夸奖我的作文。有一回张老师在班上朗读我的一篇回忆江南景色的作文，他那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写的；如同一支普通的乐曲经由小提琴大师用名琴出色地演绎，展现出神奇的魅力；我们都陶醉在其中。张老师念完后，有好几秒钟，班上静静的。
　　张老师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的美，不能仅注意辞藻的修饰，他引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给我们讲过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立志成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老师讲解这几句词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稀可辩。
　　张老师告诉我们，治学的态度应当是“不雷同，不苟异”，要独立思考。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六十年代初有一股翻案风，给曹操翻案，给潘金莲翻案。我们在图书馆的报刊上看到有关内容，很感兴趣。在给潘金莲翻案的问题上同学们看法不一，成了宿舍熄灯后“卧谈会”讨论的热点。有的说她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有的说她是淫妇，伤风败俗。我们争论不下，去找张老师评判，张老师说得很干脆：
　　“我觉得潘金莲再追求自由也不应该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没这一条，他爱谁都行；有这一条，我看她永远翻不了案。”
　　张老师的话一针见血，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的确，如果某种男女之情“自由”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人性为什么还要包容它？
　　“文化大革命”中，张维安老师受到冲击。“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张老师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篇大块头的文学评论。他的文章论述精到，行笔流畅，文采飞扬，在当时颇具影响。正当张老师由逆境转入坦途之时，他被诊断得了肺癌。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但刘校长极富演讲口才，他的报告幽默生动，我们特别爱听。
　　刘校长有胆有识，启用了一批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即包括张维安在内的一些人，让他们当上教师。这部分人不少是大学里的才子，教学水平非常的高。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刘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招降纳叛。批斗时让张老师他们陪绑。
　　虽然农校的粮食定量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