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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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萝卜，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不动，
　　拔呀拔呀拔不动。
　　小花猫，快快来，
　　拔呀拔呀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萝卜。
　　……
　　这首儿时的歌我现在还会唱。
　　有一天不去幼稚园，我在家门口玩。有人喊：“飞机！快看，飞机！”我仰起头，看见大鸟一样的飞机嗡嗡地飞过，有个孩子惊喜地叫：
　　“我看见飞机上趴着的小人儿了！”
　　我没看见飞机上的小人儿，却看见飞机的肚子下面撒出了许多小点点，小点点越来越大，变成了漫天飞舞的纸片，“传单！传单！”人们叫喊着，大人们也像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地捡传单，我也捡了不少，是红红绿绿的纸片，非常好看。我走到巷子口，看见马路上有好多的人，有打鼓的，有跳舞的，热闹的不得了，像过年一样。
　　那些传单是我的宝贵收获，我拿它叠小船，叠会下蛋的鸟，叠可以吹起来的球；那是我无师自通，看别的小孩叠时学会的。
　　现在想起来，那一天要不是迎解放军进城（1949年4月），就是第一个国庆日。
　　大概是我的小聪明误导了爷爷奶奶，六岁就送我上了学。我搞不清学校和“幼稚园”有什么不一样，只知道玩儿，结果糊里糊涂地留了一级，和七岁上学一个样。
　　我的学校叫“府游街小学”，记得早晨上学时路边排满了挑担卖螃蟹卖菜的小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要趁大人不注意时用小棍逗弄螃蟹的大钳子，被呵斥后拔腿就跑。
　　我不觉得没有父母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劲儿，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
　　一天放学后我在池塘边玩，为追赶鸭子踩到浮萍上落水，差点儿被淹死，被旁边洗衣服的好心妇女从池塘里拉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失魂落魄，身上挂着绿苔水草，在一群看热闹的孩子的前呼后拥下凯旋般回家，让奶奶数落了半天。
　　常家在南京原是个大家族。据说祖辈是菜农，清朝时科举考出了个官，然后兴旺起来。到爷爷辈已是家道中落，但多还是读书人；爷爷是一名律师，解放后律师无事可干，他的怪脾气大概与此有关吧。听说爷爷是一个愿意帮助穷人打官司的好人，愿他的灵魂安息。
　　六．读书
　　爷爷去世后奶奶来到北京，我见到奶奶，高兴极了。奶奶还是那样慈祥，拉住我说了许多话，但令我失望的是，奶奶不和我住在一起，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大伯家。不管怎样，能常和奶奶见面了，我好像有了靠山。
　　我也渐渐地明白了，现在的这个妈妈没有生我，所以我不是老大。
　　既然我不是她的孩子，我不想叫她妈妈了。
　　有一天他们下班回家，我就故意没叫妈妈。
　　妈妈告诉了爸爸，爸爸气势汹汹地过来，捉住我的手心拿板子就打：
　　“叫！你敢不叫！”
　　妈妈在边上看着，我咬住牙，一声不吭。
　　爸爸继续打，一下比一下用力；我终于坚持不住了。
　　“妈——”我放声大哭。
　　爸爸这才放手，妈妈气哼哼地回了屋。
　　这次反抗失败了，不叫妈妈是不行的。
　　“妈——”
　　我叫着妈妈，一个人哭了好久，哭得很伤心。
　　我在哭我自己的亲妈妈。
　　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我的妈妈不要我。
　　后来我去问奶奶，生我的妈妈在哪儿，奶奶摇摇头，叹口气说：
　　“不晓得，不晓得。”
　　连奶奶都不能告诉我，我彻底失望了。
　　但我还有我的反抗方法。
　　每天放学后我不回家，在街上乱逛。逛来逛去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去处，那就是“新华书店”。
　　记得小学时搬了两次家，先是搬到了宣武区的教子胡同，后来是宣武区的鹞儿胡同。我在“教子胡同小学”上学时，不远处的菜市口有一家“新华书店”，那简直就是我的庇护所和天堂。我已四五年级，能认识不少字了；记得书店里的“小人儿书”（连环画）不让随便拿，“字儿书”可以随便看。这迫使我成了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中较早看“字儿书”的人。那时学校放学早，我下午一放学就钻进书店，挑一本能看懂的书，找个角落，或蹲或坐的看；时常看入了迷，直到书店关门才回家，几乎天天如此。起初外婆还以不给饭吃来吓唬我，后来也拿我没办法。
　　我看了许多寓言，童话等故事书，还居然啃下了《西游记》那样大部头的原着；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的直接结果是我作文成绩的提高，我的作文经常成为全班宣讲的范文，受到老师的夸奖，还加入了少先队；最“辉煌”时当了一学期的“一道杠”，即少先队的小队长。
　　有一本叫《新中国儿童文学选》的厚书吸引了我，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那本书的价钱记得是九毛多，我太想拥有它了，我跟爸爸说想买书，爸爸说：
　　“跟你妈说去。”
　　我鼓足勇气跟妈妈说了，妈妈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
　　“花钱买书，不吃饭啦？”便扭头而去。
　　我的第一次购书计划便彻底落空。
　　有一天在书店呆到很晚，该回家了有一本书还没看完，可我太舍不得放下了；我看没人注意，把书揣进口袋就往外走，刚走出门口就被书店的人追了回来。他们打电话给派出所，说抓了个偷书的小孩。
　　警察来了，我吓得不知所措，那位警察让我跟他走；天色已晚，街上的行人已不多；他走在前面，根本不回头看我；我远远地跟在后面，想跑，但又不敢，怕跑不过他。
　　到了派出所，他问我偷了多少次，我说这是第一次。
　　他鼻子哼了一声：
　　“都说是第一次。”
　　他接着问了我的姓名、住址、学校、班主任老师的名字，我如实说了，他拿笔在记。
　　然后他到另一间屋子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反省。
　　过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说，他会把这件事通知学校，让老师对我批评教育的。
　　临让我走时又加了一句：
　　“再让我逮住可饶不了你！”
　　此后我在学校里天天都提心吊胆，见了老师也不敢抬头；我怕被开除少先队，怕被别的同学嘲笑，怕告诉家长；心里懊悔万分。
　　我惴惴不安地熬了一个多星期，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才知道那个警察只是要教训我一顿，根本没有通知学校。
　　几十年后回想起这次孔乙己式的窃书，我心里仍充满对这名警察的感激之情。多亏了他对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尊的爱护，否则，我今天或许是另一个样子。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动窃书的念头。
　　七．弟弟们
　　不知不觉中我长大了。
　　爸爸妈妈也很忙，因为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弟弟，他们称为“老二”和“老三”。
　　全家忙着照顾弟弟，我的任务是推摇篮哄弟弟睡觉。我记得老二小时特别爱哭，哄半天也不睡。我烦了时将摇篮猛的一晃，他居然不哭了；我才可以休息一会儿。但过不了多久他又哇哇大哭起来，我还得继续摇。
　　到后来，上学前先送老二上幼儿园也是我的任务，我拉着弟弟的手走到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对弟弟说：
　　“跟哥哥再见！”
　　老二便摇着小手说：
　　“哥哥再见！”
　　但在家里，从弟弟们会说话开始，还是不让叫我哥哥。
　　老二比我小八岁，老三比我小十岁。他们比我小很多。
　　但从小到大，我未打过弟弟们一下。
　　我没有欺负别人的习惯，是受善良的奶奶的影响。我记忆中奶奶对谁都好，小时的南京经常有敲门寻乞的乞丐，奶奶总是十分和气地施舍，从未驱赶过他们。我吃饭时如撒落米饭，奶奶都会说：“作孽哟，作孽哟！”然后把桌上的米粒放回碗里，地上的米拾起来留着喂鸡。在奶奶看来，欺负弱者和不珍惜粮食都是做坏事，即“作孽”；奶奶说作孽多了，老天爷会用雷劈的。
　　不敢作孽，对上天存敬畏之心，是奶奶给予我的精神财富。
　　老二在三四岁时端着小板凳摔了一交，凳子腿把鼻子豁开一个口子；妈妈发了疯似地抱起血流不止的弟弟奔向医院；弟弟的鼻子缝了好几针，妈妈心疼不已，不停地说：
　　“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
　　那情景我印象很深。
　　妈妈很少理我，打我有爸爸动手，做家务有外婆指派，她要照顾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们和我不一样，那些不一样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节构成的；而每一个细节我又必须忽略和容忍，否则就是我的错。
　　比如，吃饭时弟弟妹妹的碗里有煎蛋，而我碗里没有；妈妈给他们织毛衣，围巾，却不会给我织。
　　父母下班回家，弟弟妹妹们高兴地拥上去，在提包里找“好吃的”，此时我只有看的份儿。如果流露出眼巴巴想要的神态，妈妈就会嘲讽地说：
　　“这是小孩子吃的，你这么大还好意思争嘴呀！真没出息！”
　　“好吃懒做”是外婆骂我的口头禅。
　　这一切在他们（包括弟弟妹妹）看来都合情合理，无庸质疑；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了忍让与沉默。
　　多年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女儿。从她懂事开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都会说：“给爸爸妈妈一点！”女儿就听话地用小手抓给我们；就是一根香蕉，她也会先让我们咬一口。后来养成了习惯，无论有什么好东西她都会和我们分享。在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在街上给她买了一支雪糕，我说：“爸爸不吃了，你自己吃。”可女儿不答应，举着雪糕非要往我嘴里送，这场面让过路的一位老者看见，赞叹道：
　　“这孩子真少见，真懂事，真好！”
　　我感到欣慰，我没有在女儿心里培育自私的种子。
　　现在想起来，我这么做或许是对儿时心理创伤的一种补偿：从来没有分享过而渴望分享。
　　但我庆幸命运使我懂得了分享的意义。
　　八．“小白菜”和软暴力
　　一面是对亲生儿女的自私而真挚的母爱，一面是对我的毫不掩饰的冷漠——这就是我的“妈妈”。
　　我生活在母爱的阴影之中。
　　“蛇蝎继母虐待男孩，家里几乎所有尖锐物都成刑具。”
　　“鹰潭铁路二小三（2）班学生刘超军被继母徐建华虐待的事实真相已经基本查清，公安机关已把徐建华治安拘留。”
　　这是2003年9月的新闻报道。
　　“17岁少女疑遭继母凌虐致死，骨瘦如柴全身多处淤肿。”
　　“台北县深坑一位17岁的陈姓少女，疑似长期遭范姓继母虐待，以绳子捆绑限制行动，少女不堪凌虐死亡。”“
　　“警方已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少女的继母移送台北地检署”。
　　这是2004年5月来自台湾的报道。
　　看到这些报道，我或许应当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
　　我受到的不是残酷的虐待，而仅仅是一些“小小的”不公正。
　　是的，父母挣钱养家，辛辛苦苦；即便是不喜欢我的外婆，每天操持家务，洗衣做饭，也当属不易。我衣食无忧，难道还不应当知足吗？
　　我能感谢他们的养育。
　　却无法感激他们的冷漠。
　　人们往往关心类似“人咬狗”的极端个案，很少有谁关注那些在自己家里受到冷漠的孩子。
　　在“爸爸”“妈妈”的冷漠下生活的孩子，仍然受到社会的冷漠。
　　近年来，教育心理学专家提出“软暴力”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家庭或学校生活中的，一方或多方成员对另一方或多方成员所施行的，强烈的或者持续不断的精神伤害。也可以叫做“心理暴力”或“精神暴力”。
　　那是一种触及灵魂的伤害，而且可能同时有皮肉之苦。也就是说，软暴力可以并不伴随暴力，但暴力往往同时伴随软暴力。
　　有一首流传久远的民歌《小白菜》，曲调哀婉，诉说的就是来自后娘的“软暴力”：
　　小白菜啊碧绿的黄啊，
　　三岁两岁没了娘啊，
　　跟着爹爹好好过啊，
　　就怕爹爹娶后娘啊！
　　娶了后娘三年的整啊，
　　生了弟弟比我强啊，
　　弟弟吃面我喝汤啊，
　　端起面碗泪汪汪啊！
　　桃花开了杏花的落啊，
　　我想亲娘谁知道啊，
　　亲娘想我一阵风啊，
　　我想亲娘在梦中啊！
　　有人说这是河北民歌，有人说是河南民歌，我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家庭“软暴力”的现象比“软暴力”的名词出现的要早得多。
　　九．感谢命运
　　不记得那是我多大的时候，大概是很小的时候吧；我躺在床上哇哇地大哭，感觉泪水顺着面颊慢慢地向下爬，爬到耳朵里，很不舒服；把头转过去，一边的泪水就往耳朵眼儿里钻，更不好受；只好不哭了。
　　我幼年时或许是个爱哭的孩子，但也知道哭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
　　到了北京后很少哭，即便哭也很少有眼泪，眼泪干了就瞪着眼睛想事情。我想过很多，想得最多的是快快长大；我觉得只要长大了，有力气了，就没人能欺负我。
　　那是难忘的，只有奶奶相伴的孤独的童年。
　　当要结束这一段童年的回忆时，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百感交集。
　　我有时想：如果当初我不来北京，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成人，我就不会遭受冷漠，遭受白眼，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那会是多么的幸福！
　　如果命运真的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的人生就会完美无缺了吗？
　　我认真地想了想，答案是：不会。
　　许多在爱中成长的孩子并不懂得爱，他们在爱的浸泡中麻木。
　　关爱和冷漠的强烈反差给我上了人生无比宝贵的第一课，那是爱的启蒙。这本是人生的必修课程，每个人也能以不同的经历得到的；但遗憾的是，不少人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这种启蒙，而有的人竟然是在爱的名义下生生错过的，那才是真正的大不幸。
　　如同文盲看不懂书报，未接受过爱的启蒙的人不能正确阅读人生。
　　我能读懂命运给予我的每一份关爱，珍惜并在记忆中珍藏，并永怀感激之情。
　　我感谢命运。
　　即便是冷漠，其作用也未必都是负面的。
　　小学高年级时，学校号召订《中国少年报》，爸爸给我订了一份。每次报纸来了，我挑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草草看过便丢在一边，这遭到外婆和妈妈的一致批评：
　　“给他订报他也不好好瞧，这不是糟蹋钱吗？”
　　“连学校发的书他都不看，还看什么报，白下功夫嘛！”
　　为了保住这份报纸，以后每新来一期，我都仔仔细细地阅读，为了证明我认真读报了，爸爸还不时拿报纸里的内容考我，我都能对答如流。看过的报纸我把它叠好，按日期顺序整齐地放在一起，每个月都能做到一期不差，这才使她们无话可说。这个好习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家的书橱里，衣柜顶上，堆放着我保存多年的几种报纸和杂志的装订本。
　　此外，我不挑食，能吃苦，能吃亏，也应归功于家庭环境的“培养”，这使我终生受益。
　　童年的心如同晴朗的天空，虽然曾有阴霾，仍能享受阳光。
　　回想起在北京的小学时代的生活，有许多快乐温馨的画面在眼前浮现：
　　那时出永定门就是庄稼地，是和小伙伴们捉蟋蟀的好地方。撒泡尿把蟋蟀从窝里赶出来，然后把捉住的蟋蟀小心地放进小纸筒带回家；斗蟋蟀的过程更是趣味无穷，拥有一只好的蟋蟀不亚于现在的孩子拥有一台好的游戏机。
　　“陶然亭”也是一块乐土，那时公园还没有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