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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的阴影-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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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四.感悟生命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
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一句时髦的“数字化”语言来解释就是: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春节之后的三月底,我的岳父不幸病逝。
他老人家得的是肺癌,从确诊到不治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岳父的子女们也都忙得不可开交。开车送他到医院检查,诊断;然后是转院,住院,陪床;到后来,那家医院又说床位紧,催着转院,这时别的医院已经不接收了。我们联系了一个临终关怀性质的养老院,正打算第二天过去,就在那天的夜里,接到了病危的通知。
我们赶到医院,妻子的弟弟妹妹也都赶到了那里。岳父大声地喘息着,已说不出话。我不忍看这个场面,退到了楼道,等我再进入病房,岳父已深度昏迷;不久,医生宣布病人死亡。
妻子和她的妹妹在哭,我们几个男性亲属给他换上准备好的寿衣,然后推到了太平间。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肺癌扩散而能坚持半年之久,生命力可谓坚强;突然的雪溃山崩,又显示出生命的脆弱。
柳宗元诗道:
生死悠悠尔,
一气聚散之。
生命如气一样飘忽易散,这是悲观,抑或是达观?
我想起刚买车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我接女儿下班回家。入四环主路时,由于没有经验,我从引导车道一下子就并到了主车道,而主车道后面不远就是一辆疾速行驶的大型卡车。刹时间,刺耳的喇叭声,轰鸣声,挟着强烈的灯光和震动,排山倒海一样向我们压来;我正预备接受那致命的一撞时,那卡车呼啸着擦身而过,真是生死一瞬。我们都紧张得说不出话,几分钟后,女儿才问了一句:“您怎么这么快就并线了?”
在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生命的脆弱。
我看过一位探险家写的回忆录,说是在没有人烟的沙漠中,一只迷了路的小鸟扑到了他的怀里,已然奄奄一息;他切了一小块梨喂它,小鸟本能地啄了一口就死了。探险家郑重地安葬了它——这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信任人类的小生灵。
生命和生命是相通的,起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人和人的心灵有时却难以相通,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五.家庭利益
“妈妈”有一次问我们:
“一个假期的家教你们就能挣好几万块钱呀?”
“哪儿有那么多,不可能,有一千多块就不错了。”妻子回答。
“怎么不可能,报纸上讲的嘛!”
有报纸作后盾,我们只好无言。
“妈妈”的表情嫉妒而不满,像是抓到了我们隐瞒收入的证据。
解释与不解释一个样——明星大腕们面对小报记者大概就是如此。
妻子告诉我,在医院陪床的时候,“妈妈”说:
“我一直没把无敌当外人,他在农校上学的时候,我去学校看他,拿衣服回来给他洗。”
“还有一回无敌触电,是婆婆(外婆)救的他,给他做人工呼吸。”
过一会儿又问:
“无敌没跟你说过什么吧?”
“说什么?…没有呀。”妻子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确实,我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以前的事。而且,有过初中时因“后妈”遭人嘲笑的经历,我再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过有“后妈”,过去的事情更是不愿意再回想。
所以,她随便怎么说都行。
妹妹的公婆先后去世,留下一套房子。妹夫是长子,为人忠厚,将房子变卖后与兄弟们分了。“妈妈”提起这件事就忿忿不平:
“老太太活着时说好了房子给大孙女的,她那两个儿子胡搅蛮缠,非要插手。乐乐他们也太老实了!”
我接了一句:
“不给儿子直接给孙女,就是作公证都是很麻烦的。”
“妈妈”气犹未消:
“那怎么不行?”
一涉及到她的“家庭利益”,说什么也没用。
在这边,真正的“家庭利益”,他们早已安排完毕。
老二和老四,都从他们的“换房运动”中得到了房子;老三虽然搬了出去,但爸爸和“妈妈”住的朝阳区的房子留有老三的户口,这显然是给老三留着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调回北京时不让我们借住,是惟恐我“染指”他们利益的最后分配。
对于既成事实的不公,我并没有和他们计较。
因为我也习惯了。
我给女儿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孩在路边哭,一个路人看他哭得伤心,问他为什么,男孩回答:
“我丢了两块钱。”
路人说:
“别哭了,我给你两块钱。”
男孩接过两块钱,哭得更伤心了。路人不解,那男孩哭着说:
“要是没丢,我现在就有四块钱了!”
这个笑话其实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一个人不能只记住失去的,更要记住得到的。
我已经得到了“补偿”。我凭自己的工作和资历,享受了教育系统分给我的住房,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
但矛盾最终还是因“房子”而起。
本来,“妈妈”以为大事安排已毕。他们别无财产,把房子给她的儿子们一分,心也就塌实了。没想到他们朝阳区的住房面临拆迁,将有一笔拆迁费;而离休干部,又要发一笔购房补贴。这本来也和我没有关系,对我们,他们尽量回避这个话题。
对她的子女,她总还要交代一下。
“妈妈”说:
“我还欠老三一套房子。”
意思是说,这笔钱是给老三的。
老四的爱人一直看不惯他们的所为,此时说了一句:
“要是这样,你们对大哥也太不公平了!”
“妈妈”气冲冲地说: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别管!”
这是后来,老四的爱人对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其它的话,因为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听到的,我不想多述。
“妈妈”反而很生气。他以为,儿媳的发难肯定与我们有关,肯定与那笔钱有关。
有一次到他们那里,“妈妈”旁敲侧击地说:
“我们还没有死呢,就有人惦记我们的财产。我们有什么呀,家里就这点东西,我们总不能住到马路上去吧!”
“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要靠父母,那算什么本事嘛!”
爸爸在一旁又唱起了高调:
“毛主席就是伟大,要不是当年自力更生,啊…,那会有今天这么繁荣?自力更生就是了不起,了不起!”
我不理他们。此时和他们争论不明智,必要的时候我会表态。
对于过去的不公,我已经接受;爸爸“妈妈”的重新表态,让我对他们彻底失望。
作为长子的我,在工资微薄的条件下,对这个家十年资助,但是,在这个家里却没有我的一丝权益。
其实,这些权益我可以放弃,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作为兄长,我不会和弟弟们争夺什么。但作为“父母”,起码也要对我说一句“对不起”。
但他们不。如同他们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无须作任何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
我不能再容忍他们的不公,我的自尊不允许。我的容忍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一直相信以德报怨,但结果是——我愈让,彼愈妄;以德报怨反而成了对他们的默许和鼓励,反而成了取怨之道。
看来如孔子所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正道。
2004年,老二的住处拆迁,他得到了一笔拆迁补偿款,在朝阳区购了一套二手房。简单装修之后,邀请我去做客。我和妻子也带上礼物,祝贺他的乔迁。老二从离婚后一直未能重组家庭,一个人很不容易。
到了老二的新家,老四一家三口也到了,爸爸和“妈妈”也在。我和弟弟们说话,“妈妈”坐在一旁,一脸不大高兴的样子。
到了中午,大家一起到楼下的饭馆吃饭,正吃着聊着,“妈妈”沉着脸对着我冒出一句:
“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
真是有什么病说什么病。
这句不阴不阳的话显然是冲着我来的。她没有教育自己子女的能力,却有“教育”我的癖好。
这次当着众人的面“教育”我,事出有因,分明是一次挑衅。
是我表态的时候了。
我看着她,针锋相对,也给她“务虚”:
“一个人不能太自私,太自私的人其实会失去很多。”
“金钱买不到亲情,有些人却为金钱失去亲情。”
我的这两句话,这种智小谋强的人未必能听得懂。
我的这番话一出,她一时无言以对;当着众人的面驳斥她,这还是第一次。
弟弟们不好说什么,爸爸正襟危坐,欲言又止。弟妹和妻子用别的话岔了过去。我也就此点到为止,不想扫了老二的兴。
回到家里,我思来想去,心潮难平。
我要的是公正的态度,还不是实质上的公正,他们就向我泼起了脏水;而这脏水,本来是他们自己身上的。
无德寡知,父顽母嚚,我还能说些什么。
晚上,我躺在床上,五十多年的经历像电影一样慢慢回放。
从叫第一声“妈妈”开始,我进入这个家,却一直被排斥在这个家之外。不让弟弟妹妹叫我哥哥,我却必须叫她“妈妈”;我脸上的几条抓痕虽愈,心灵上的抓痕却一条条历历在目。我本想忘却,但他们不让我忘却。
想到受欺负的奶奶,苦命的母亲,失怙的姐姐,我更是一肚子的愤懑。我要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为自己,也是为别人。
将近六十年,该结束的应当结束。
我不会乞求公正,但我要还他们以公正。
作家巴金在《再谈探索》一文中说,他拿起笔是因为:“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写出来能够“安静自己的心”,可以“救人、救世、也救自己。”
我不敢自称作家,但作家的这种心情我感同身受。我要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安静自己的心。不敢说救世,但我要唤醒人们对继母问题的关注,或许能够救救孩子,连同救救还有救的大人。
六.回到起点
我打开电脑,“奋笔疾书”;我给我的自传起了个名字——《母爱的阴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章的初稿。我用电子邮件把它发给了在网络上的女儿,通过MSN(MessengerService)的对话窗口,我们进行了无声的对话:
我:“你看了我写的吗?”
女儿:“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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