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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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已的故国与故主，绝不是孙可望本人。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统兵的白文选、马进忠、马宝、武大定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了联系，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计划，一一告知。
　　而这一切，孙可望一无所知。（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9月19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开战之初，定国这边的前锋李本高就因马失前蹄被杀。
　　在高岗上观战的孙可望，一见李定国军失利，马上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
　　见情势危急，白文选马上率五千铁骑，向马惟兴营中冲去。
　　马惟兴一见白文选杀回，马上也指挥军队，跟随其向孙可望的大营杀去。
　　这边李定国一见，马上也掉转马头，跟随两军冲锋。
　　在三支军队所到之处，孙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开弓，也不放箭，而是纷纷振臂高呼：“迎晋王！迎晋王！”。
　　孙可望的一个个大营，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到两个时辰内，崩分离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整个战场一下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的士兵，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圣的选举权。
　　而支持他们投出庄严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内心。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变化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等他的大小脑，都恢复正常运转时，才意识到，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亲信的护卫下，仓皇东窜，把他带来的十几万大军，统统交给李定国去“和平整编”。
　　但对他失败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
　　在他率着残兵路过安顺时，驻防在这里的马进忠，不仅连迎进去歇歇脚的人情都不给，反而派出一支军队，将他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护卫，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孙可望同志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的军队，也在昆明城边上演了一幕与交水“大同小异”的故事。
　　主角张胜同志袭城不成，却被配角马宝、武大定同志袭而擒之，并作为两人的“反正凭证”，献与永历帝。
　　几天以后，一脸凄凉，一身疲惫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起兵前的贵阳。尾随而至的，还有刘文秀追来的数万军队。
　　但这个他经营了几年的家园，也没有给他一丝的“温暖”。
　　坚决要与他划清界限的贵阳镇守冯双礼，在文秀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力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
　　早己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趁着神经尚未崩溃，他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共四百多人，从贵阳东门逃出。
　　一路上在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时，各地都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这位昔日无比尊贵的“国主”，拒之于外。
　　只有个别“良心末泯”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暂避一时，卷土重来。但这一厢情愿的计划，立刻被眼前惨酷的现实，无情扼杀。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盘点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过三条。
　　第一条：向历史上最勇于知错就改的廉颇老同志学习，跑回云南，玩一出“负荆请罪”的老把戏，请永历帝、定国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发慈悲，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这条路。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国演义》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一扫而光。
　　而对孙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实施。
　　1657年12月，按“对等”原则，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
　　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副总理级）为正使，礼部尚书（正部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副部级）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行册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赶来”的省城各界群众，“有幸”目睹了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同志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兵马、钱粮一无所有，仅靠400多人的资本，却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时间，即将“奔四”的他，竟在册封大典上，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洒泪之后，一种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的冲天干劲，在孙可望干涸的心田，勃然而生！
　　但这还不是“攻心”工作的高潮。在封王之后，孙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进京陛见。
　　5月2日，在北京京郊，孙可望受到了“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才可享受的待遇。
　　以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官”组成的“巨无霸郊迎团”，对其进行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十里郊迎”。
　　次日，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对其温言抚慰，关爱备至！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在顺治帝的过问下，孙可望的住房问题、薪资问题、待遇问题，都“优质高效”地得到了解决！
　　考虑到孙可望远道而来、人地比较生疏，内心比较孤独，生活比较困难，顺治帝特别为其举办了三次高级别的“接风酒会”，并先后赐银一万二千两，锦衣多件、美食多种。
　　见孙可望转眼成了顺治帝的红人，大清的当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加入“捧孙团”，促使这位“大清义王”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
　　吃过了、喝过了、住过了、红过了，这一切之后，就该孙可望“加大工作力度，体现自身价值，积极回报组织”的时候了。
　　这一点，“义王殿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清军业己开始的进军大西南行动中，他就上窜下跳，积极扮演着“领路人”及“招降者”的双重角色。
　　他曾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写出了累牍连篇的“永历朝国防白皮书”，对南明现在的山川地理、国防设施、兵力分布等，作了全方位地“揭密”，在书后并附上了自制的“滇黔地图”。
　　为将研究成果转化成“战斗力”，他从自己带来的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