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4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自万历朝明清开战以来，明军战胜“真满军”的唯一战术就是————据坚城，用重炮。
　　但今天，李定国决心换一种作战方式，来打败“战无不胜”的“真满军”。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就是利用山地设伏，把善于平原野战的“真满军”，诱进他们无法施展武力的埋伏圈里来打。
　　对这种打法，李定国很有信心。
　　因为，他手中不但有一支特别善于山地作战的少数民族军队，而且还有一支特别的兵种————象军。
　　并且，在衡阳近郊，他还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设伏地。
　　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尼湛率领的“真满军”，乖乖听话地走进明军设伏的地点。
　　而要把尼堪同志引到埋伏圈，也不太难，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即可。
　　这个条件，就是——示弱，向已经很骄横的尼堪示弱。
　　示弱也不难，因为尼湛率的“真满军”，一进入湖南，就成功地收复了省会长沙，目前，气焰百千丈，骄横似个长。
　　为让尼堪“再接再骄”，在李定国的安排下，明军主动放弃湘潭，以“狼狈不堪”的残状，向衡阳败退。
　　1652年11月22日，尼堪进军到离衡阳仅三十多里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李定国派来的1800多明军的抵挡。在他整军发起凌厉的进攻时，这支军队又像先前遇到的明军一样，丢盔弃甲地向后败退。
　　骄傲的人，往往存在判断上的盲点。
　　对于明军这种一战即溃的作法，司空见惯的尼堪根本不加任何怀疑，继续发扬自已一贯“猛冲、猛追、猛打”战术，紧紧尾随其后，想借助这股溃军敲开衡阳的大门。
　　次日清早，在薄雾袅袅的晨曦中，尼堪与这股溃军再次“狭路相逢”，接战后，这支不堪再击的军队，仍“一如既往”地向衡阳方向败退。
　　尼堪则“一如既往”地发起追击，最终被“准确无误”地引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这是一个一面临山，一面靠林，中间为深谷的狭长地段。进入这一地段后，尼堪带的“真满军”，很快被“自然而然”拉成一条长达几公里的一字长蛇。
　　当阳光驱散晨雾，鹧鸪传来阵阵鸣叫时，等待已久的明军，居高临下地向“真满军”开炮“请安”了。
　　伴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炮声，埋伏在谷地两侧的明军，忽然如潮水般涌出。猝不及防的“真满军”，瞬间被分隔成无数条惊慌乱窜的“小蛇”。
　　尤其是大象这一庞然大物的出现，更使阵地上“真满军”战马嘶鸣、受惊狂奔，“真满军”也不战自乱、相互践踏。
　　混战中，身着黄马卦的尼堪，成为明军重点“收拾”的对象，无数的明军先仆后继地向这位主帅冲去。
　　尼堪的贴身护卫不断倒下，他本人直接暴露在明军的打击之下。
　　明军对这位“皇族人士”，毫无“优侍”之意，一通乱刀之下，尼堪被跺成了七大块、八小块。
　　跟着尼堪一起被跺的，还有大清的一等伯程尼。
　　战斗持久了两个多时辰，两个多时辰后，残余的清军拼死冲出，在多勒贝勒屯齐的带领下，垂头丧气地向长沙逃去。
　　衡阳大捷，是李定国同志继桂林灭掉孔有德后，又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两次重大的胜利，对明清而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明朝而言：
　　一、极大提高了广大官绅民众的“抗清”士气。
　　对这两次大捷，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评价：“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镢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这句话说明，自万历明清交战以来，这两次战役，是超越宁远、宁锦之后的“大捷中的大捷”。它打破了明军无法通过“野战”打败“真满军”的历史，让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汉人普通百姓，也真切地感到——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二、改变了自身的处境。
　　两次战役后，欢欣鼓舞的汉族士坤，纷纷改变了对“大西版明军”的敌视态度，转而寻求与其合作，以求能实现自已“驱逐鞑虏、复明兴汉”的政治理想。李定国同志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一时间，成为汉人全体景仰的“民族英雄”。
　　三、大批抗清“游击队”及“地下武装”，大规模加盟李定国的明军。
　　“两蹶名王”后，李定国面临的形势，与当年岳飞取得郾城大捷后颇为相似——各地抗清风起云涌，争相加盟，大致情况是：第一、原来已经被打成“游击队”及“地下武装”的民间抗清武装，纷纷向李定国靠拢，或直接接受其领导（如大顺军余部马宝，后成为李定国重要的将领）；或遥奉其为“精神领袖”（如活跃于湘赣边境罗霄山的刘京、李文斌），以求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第二、原来残存的南明政府军，在其将领的率领下，改变了与“大西版明军”不合作态度，放下身段，沉下身子，自愿地投到李定国麾下，主动接受其领导和调遣（如前面已多次露过脸的胡一青、赵印选）。
　　而与之相反，则是清朝皇帝的“痛心疾首”与官员的“集体恐惧”。
　　亲政两年的顺治皇帝，在接到大堂哥尼堪“为国捐躯”的噩耗后，仰天长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而清朝的官员，则集体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绪之中，一听到去湘桂做官的调令，就如丧考秕、愁苦万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个人利益面前，清朝的官员丢掉“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伟大抱负”，秘密向吏部官员行贿，以免补官湘桂。


第三十章　僵局
　　暗流涌动
　　就像美丽的礼花，总在绽放之后归于沉寂一样，在南明取得了光彩夺目胜利的同时，三股污浊的暗流，也在随之涌动。
　　暗流一、广西大部，得而复失
　　在孙可望的要求下，李定国北上迎击尼堪时，带走了广西的大部分明军，这就给广东清军的反击，提供有了可乘之机。
　　本己打算卷铺盖搬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马上改为卷袖子操家伙，直奔广西杀来。
　　1652年9月5日，在尚可喜的严令下，清军水陆并进，占领广西重镇梧州。
　　尔后，清军以梧州为“前进基地”，乘胜进军。
　　1652年12月23日，占领平乐；1653年1月15日，占领阳朔；1653年1月19日，占领桂林。
　　由于“一把手”孙可望的“顾此失彼”，在李定国北上的三个月中，明军在广西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好河山”，又一次陷入了清军的手中。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明军的后方，出现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暗流二、四川保宁，战役失利
　　孙可望在率主力出兵湖南的同时，也派出了一支五万人的偏师，由“三把手”刘文秀率领，分三路入川。
　　这样做，实在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因为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已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域，随时都可以越过省界，朝云南或贵州乱砍一刀。
　　但此时的四川，由于前几年张献忠同志的杰出贡献，全省是“有土无民、有兵无粮”，让在这里驻防的清军，日子过得苦巴巴、紧巴巴、眼巴巴。
　　因此，在“兵精粮足，土饱马腾”的明军面前，羸弱的清军几乎是不打自跑。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刘文秀就收复了叙府、重庆、绵州、广元，把吴三桂又逼回了原来盘踞的保宁州（今四川阆中）。
　　就这个清军在四川最后的“堡垒”，灰心失望的吴三桂也不打算再坚守下去了，他已令部下做好撤回陕西汉中的思想淮备。
　　但就在他跃跃欲试，打道回陕时，四川巡按郝浴却跑来，向他进行了一番“不死于贼，必死于法”的“恐吓式教育”。
　　联想到自己降清以来的种种恩德与猜忌，吴三桂犹豫了，停下了回陕的脚步。
　　就在他迟疑不决时，刘文秀同志，已经兵临城下。
　　入川以来军事上的一帆风顺，让刘文秀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对方不过是一帮“屡战屡败、苟延残喘”的“弱弱”。
　　为将这帮“弱智人士”消灭于四川，不给老家人民添负担。他指挥全军铁桶般地围住了保宁，不给吴三桂同志留下任何“逃生通道”。
　　这种打法，兵法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关门打狗！
　　但狗与狗是有区别的，如果傻狗笨狗呆狗，关起门来打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疯狗，关起门来打，后果……？
　　而此时被关在保宁城的吴三桂，在死到临头的严峻现实面前，就马上被“锻造”成了一条疯狗。
　　疯狗吴三桂的工作状态，立刻由“不认真”转向“认真”。
　　他认真研究了自已手中的情报，发现了围城的明军中，存在一块硕大的“短板”。
　　这块“短板”，就是张先璧部，他领的部队，大部分为收罗、拼凑起来的原南明政府军，人软、心散、好欺负！
　　如想取胜，就从打张部开始。
　　为取得“李鬼扮李逵”的心理威慑，吴三桂偷偷让部下将绿营兵的旗帜，一律换成八旗军的旗帜。
　　10月11日，保宁战役打响。
　　明军先用火炮发起轰击，轰击结束后，用步兵发起冲锋。
　　待明军第一波攻击停止后，吴三桂令打开城门，率部以“夺命狂魔”的架式，向张先壁部冲去。
　　在这支以“关宁铁骑”为主力的军队面前，张部显然不是一个同级别的对手，被迅速打散后纷纷逃窜。慌不择路的败兵，还把王复臣的明军冲得乱成一团。
　　急火攻心的刘文秀见状，下令砍断了明军逃跑的浮桥，以求能产生“背水一战”的奇迹。
　　于是，“背城一战”的清军，与“背水一战”的明军，拼死厮杀在一起。
　　战场上，刀与刀相击，血与血相溅，命与命相博。
　　是役，明清两军损失都异常惨重。
　　明军土卒损失大半，骡马2300余匹，重要的将领王复臣、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等战死。
　　清军则损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锐。
　　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但纵观其整个人生，却全部以悲剧谢幕。
　　也许，现实世界的复杂和污浊，很难容下“纯之又纯”的人，也只能让他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扯远了，回到故事现场，继续探讨孙李失和的问题。
　　两兄弟的失和，归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个私心自用，一个公而忘已。
　　心有七窍的孙可望，首先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李定国是既利用、又限制。
　　当全军上下，为李定国衡州大捷而欢呼、兴奋、赞叹，甚至嚎啕大哭时，唯一他，躲在阴暗的大帐中，眼睛里，流露的满是嫉妒和不安！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国那璀璨炙热的光芒，将把他那个做了多日的帝王梦，象露珠一样烤干蒸发。
　　于是，一个大胆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孙可望狭小的心房里出笼了。
　　在衡阳大捷后，他密令冯双礼退守宝庆。在冯部退走后，马进忠部也随之撤出。
　　两部的“闪离”，让李定国顿时感到兵单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弃衡阳南撤。
　　知悉这一情况后，心中窃喜的孙可望，又密谋定策，计划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
　　只待李定国一来，他便以“临阵逃脱、失守坚城”之罪，将其拘捕，尔后将其所率军队，交冯双礼指挥。
　　但他这一“疏而有漏”的阴谋，被刘文秀的儿子知道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孩子，立刻派人赶到紫阳渡。在这里截住了正准备赶去参会的李定国后，把这“惊天大密”，全盘托出。
　　闻此讯息后的李定国在渡口遥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饷后，李定国喟然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为了泄愤，他现在可以统兵北上，与孙可望“一论是非”或“血拼高下”，但这一想法闪过之后，便被自己的冷静一驱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让时间去弥合我俩之间的裂痕吧！”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决定选择漠漠地离开。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国率所部的四五万人放弃永州（今湖南零陵），经永明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的兄弟情谊，自此一笔勾销。
　　挤走了李定国后，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孙可望，亲率十几万军队，进抵宝庆近郊的周家铺，准备给那个在衡阳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屯齐，予以迎头痛击。
　　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