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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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手后，又分兵占领昆明的各个城门，成功控制全城。
　　眼见大势已去、江山易主，沐天波在几名“贴身保镖”的护卫下，携带官印、世袭铁券等物品拼死逃出。
　　在得到龙在田的保护下，沐天波暂时跑到杨畏知镇守的楚雄安顿下来。
　　但他的母亲陈氏、夫人焦氏却在这次动乱中，悬梁自尽。
　　并且，他老沐家二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巨额财产，瞬间被沙定洲这个土匪抢劫一空。
　　实施抢劫犯罪后，妄图进一步杀人灭口的沙定洲，又派兵跑到楚雄缉拿沐天波，但被仍效忠沐氏的杨畏知一顿暴打，狼狈而返。
　　吃了亏的沙定洲，在被迫停止攻打楚雄的同时，一方面发兵西进，扩大势力范围；一方面假借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王锡衮的名义，给远在福建的隆武帝上了一道“沐天波无故造反、沙定洲成功平叛”的伪折，妄图得到南明中央政府的追认，成为云南新的统治者。
　　但隆武帝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力主慎重，他下给云南的批复旨令是：一、扫除沐天波；二、沐天泽继爵。
　　眼见自己辛苦搬梯子，却帮别人摘桃子的沙定洲，由满怀希望变为满肚失望。
　　心中无限懊恼的他，转而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在云南自立为王，脱离大明中央政府。
　　他这样做，自认为是有一定资本的，因为放眼望去，除楚雄外，云南的锦绣江山，已全部归入他的名下。
　　为打击沙定洲的搞“滇独”不法行为，龙在田这才身负重任，来到大西军中，以自已的特殊身份，劝说这支特殊的军队，即刻入滇、为国平叛、为民造福。
　　龙在田在做完形势报告后，又向孙可望等人，着重指出进兵云南的好处及可行性。
　　好处之一就是云南地大物博，那里充足的粮食、丰富的铜矿、广布的盐池，不但足以养活大西十多万的将士及家属，而且还可为财政，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好处之二就是云南人口众多、兵源不愁，尤其是少数民族籍的士兵，更是骁勇善战、忠于职守，是个出好男儿、好兵源的好地方。
　　可行性就是目前云南人民，对沙定洲的“伪政权”并不认可，如果有人带头振臂一呼，必然能得到云南境内各民族的一致响应。
　　在他摆事实，讲道理的鼓动下，大西军上下通过正式决议——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入滇前，为减少进军阻力，在龙在田的建议下，孙可望派出谍战人员潜入云南，利用黔国公的威望，散布虚假情报说，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家族武装，专门为屈死的焦氏报仇来了。请云南各界人士，各个地方，届时请自行归顺，切勿为万恶的沙定洲尽忠守节。
　　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因为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仅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花，云南各地方的人民，对其是“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反”，现见“焦氏大军”浩荡而来，所经的各县，都纷纷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亲人”入城。
　　1647年3月25日，大西军占领平彝，打通了进入云南的前哨。28日，攻克交水，29日，进军曲靖，歼灭沙定洲守军五百名。
　　为迷惑沙定洲，以最小的代价轻取昆明，大西军转而向沙定洲的原籍阿迷州方向移动，并在路上斩获其一千多人。
　　见老巢有失，顾头不顾腚的沙定洲，立即放弃昆明，全军西返。
　　在完成牵敌西下后，大西军忽然回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地进入昆明。
　　鉴于大西军的“真面目”，己被云南人民识破，大西军暂时停止进攻，转入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安抚工作。
　　由一军领导人跃升为一省领导人的孙可望，在政权建设中，采取了“稳老纳新”的政策，在将部分大西军队干部“军转民”，从事地方建设的同时，也大量留用了原明朝的各级官员，使政权变动引起的震荡降到最低点。
　　在做群众安抚工作时，孙可望等大西人，已敏感地认识到一个不可辩驳的现实，云南人民，对大明这个老政权的认同程度，要远比大西这个新政权要高得多。
　　而且，各届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冶理念，已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
　　在政治工作告一段落后，统一云南的军事工作，再次提上孙可望的行动日程。
　　他亲率军队，向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地区挺进。
　　在禄丰县狮子口，大西军一举打败杨畏知率领的明军，并活捉其本人。
　　因为这位官居金沧兵备道的杨畏知，不但是孙可望的陕西老乡，又是云南官绅界的杰出代表，因此马上被孙可望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在交谈中，杨畏知提出他的合作条件是：一、孙可望领导的现政权，取消大西国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不淫妇女。
　　后两个条件，让孙可望顿时感到“自惭形秽”，他再一次体会到四川大屠杀带来的恶劣影响。
　　他耐心地向这位老乡保证，大西军自进入贵州后，就早已改变了其一贯“烧杀抢淫”的恶劣传统，这一点，请杨老乡务必一百个放心。
　　至于大西国号，可暂用“兴朝”代替，如果以后，与南明合作成功，即作变更。现在，本朝可用干支纪年。
　　见孙可望迈出“改邪归正”的关键一步，杨畏知思考片刻，欣然归降。
　　归降不久，他就自告奋勇作为联络人，代表孙可望，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条件，与沐天波举行合作谈判。
　　己经家破人亡、兵少将寡的沐天波，现在主要的想法，就是先借助孙可望报仇雪耻，因此对于这个“既好看又好用”的条件，自然无任何异议。
　　为表实意，他还主动派出自己的儿子，去孙可望那里作为“质押物”。
　　由于沐天波这一特殊人物的加盟，孙可望统一全滇的道路，一下子变得顺风顺水起来。
　　到1647年10月，除沙定洲和禄氏（禄万亿、禄万兆）两土司外，云南的其他地区，都逐个参加了“兴朝”混合政权。
　　在随后攻打禄氏土司的战斗中，定北将军艾能奇不幸中毒箭身亡！
　　在成功消灭禄氏土司后，李定国率军，发动对沙定洲最后的一战。
　　经过二个月的征战，沙定洲最后的堡垒佴革龙被攻破，他和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万氏，双双被押回昆明后处斩。
　　云南，在经过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乱后，再一次恢复了和平与秩序。
　　站在这块硝烟散尽的土地上，孙可望虽涌过一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但更多的，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
　　他异常清楚，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


第二十八章　统一抗清
　　三年生聚
　　临事而惧，对于事业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谨慎，少一份浮躁。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为惧怕失去云南这个最后的家园，所以从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军上下，都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力争使自己，能得到云南各界的承认和拥护。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吧！
　　为争取云南官绅、土司、普通群众的支持，孙可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政治承诺。
　　为此，他主动取消了大西国号，在没有与南明永历朝廷取得联系前，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在内部官职上，孙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称王，但在杨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错就改”地改称“将军”，向外界摆出了一副“虚位以侍”的高姿态。
　　“务虚”工作进行完毕后，“务实”工作即告开始。
　　占领全滇后，孙可望除黔国公沐天波的旧印仍可照旧使用外，将云南府州县官员的旧印，一概收缴，并随之对各级官员，开展重新“考察录用”。
　　贪污问题，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通病。
　　几乎每个大西人，都对官场的贪污腐败，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创建“廉洁型政府”，便成为他们首要完成的奋斗目标。
　　所以，这次考察录用官员的标准，主要就是贪廉二字。
　　孙可望专门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弓匠出身、现任新政府工部尚书的王应龙被任命为“委员长”，代表自已巡抚各地。
　　巡抚中，王应龙“委员长”是发现廉洁者升迁，贪污者砍头。砍头后，还将贪污者的脑袋，制作成标本，在云南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姚安知府谢仪的脑袋，就“非常有幸”地成为这样一个“反腐标本”。
　　为使新政权，得到更多云南百姓的认可和拥护，孙可望在苦苦思索后，终于从大明缔造者朱元璋那里，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百姓“上书言事”。
　　百姓“上书言事”，有两种操作途径，识文断字的，可以用“写信”的方式；不会读书写字的，可以跑到衙门口击鼓言事，口头向衙门的官长汇报自己的想法。衙门的官长在得到“口头汇报”后，不得隐瞒、不得截留，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整地整理成详细的“书面材料”，直接上报给孙可望本人。
　　“上书言事”的内容，主要是对新政权的“建言献策”，如内容可行，即可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依据。如内容不可行或妄诞不经，甚至出现偏激的“反革命言论”，也不追究上书者的法律责任。
　　此项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其他政策的创建和实行。
　　下一步推出的经济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经济改革中，土地问题，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对待土地问题，一般只有一种方法，先暴力杀死或赶跑地主，让“有主土地”变为“无主土地”，尔后使“无主土地”，自然地回到农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采用的，就是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却是经济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为这种办法，对地主来说，集体武力反抗是除被杀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选择；对农民来说，“无主土地”在刹那时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目标，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两边都不讨好，就是这种土地政策的结果。
　　多少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结果中，最终功亏一篑。
　　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粮食总产量的10％。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为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
　　这一政策推出后，农民率先拥护。
　　地主少收了租，虽也心中怏怏不乐，但因为毕竟能多少有点收入，所以拿生命为代价，来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个云南社会，就在这种温和的土地政策中，波澜不惊，达到了相对地和谐。
　　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进措施，就是后来的清政府，也没做到。以至后来，清朝土地兼并加剧，地租负担加重，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但后来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被共产党政权活学活用，演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战土地政策。
　　昨天走过的历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师，此话诚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卫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说过，朱元璋老同志在解决土地问题及养兵方式时，曾推出一个“二合一”的方法——卫所制。
　　在云南这个边疆身份，卫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点点、分布广泛。
　　但和内地一样，卫所发展到后期，完全蜕化为“军官地主”剥削“士兵农民”的隐蔽场所，当年的积极作用变为现在的消极作用。
　　新政府对卫所的改革，简单明了——“承包”。
　　具体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卫所为营庄，每营庄设管营一人，由原大西军队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营将营庄的土地，承包给原来卫所士兵耕种，耕种的士兵，需交纳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作为“承包费用”。
　　虽然对卫所士兵的剥削，相对比较重，但比起原来含混不清的无偿占有，还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对金融和盐课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统一铸造的“兴朝铜钱”，代替原来民间私造的贝币。
　　说来也怪，云南虽然盛产铜，还曾为明朝制造了大量的铜钱，但这些铜钱却大量输往内地使用去了。在云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门的贝币。
　　贝币的发行，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的调控和掌握。
　　因此，对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保证新币铜钱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令，规定今后凡在云南境内使用贝币者，一律处之断足或割鼻之刑。
　　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持下，铜钱得以顺利发行并进入流通领域，云南终于告别了贝币时代，由此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并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
　　对盐课的改革，是从井盐生产的“国有化”开始的。
　　云南盛产井盐，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由于井盐的生产，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强霸占着，结果，国家的财政，并末从中沾光获利。
　　新政府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用军队直接进驻盐池，把井盐的生产，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但对井盐的销售，却向民间开放，规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纳相关费用，即可拿着“收费凭证”，到国家控制的盐场支盐，进行销售。
　　此举，当年即为新政府的财政，增收了白银十万多两，从而也减轻了其对田赋的单一依靠。在军事方面，新政权在收取全滇之后，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
　　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摆出一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姿态。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
　　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
　　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得先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它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
　　这样做，有解决地方冶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群众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新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新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