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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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何老首长”竟然来和自己搞“同业竞争”，“刘铁棍”干脆一棍子戳到底，上疏要求解除其督师职务，改任为户部尚书专理粮饷，妄图将这碍手碍脚的“老首长”一脚踢出军界。
　　得到永历帝拒绝后，他便直接面见何督师，拿出一副“督师舍我其谁”的架式，请“何老首长”乖乖交出军权。
　　“何老首长”则不紧不慢地告诉“刘铁棍”，出任督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皇帝的任命，第二是能指挥动郝永忠、马进忠、张先壁这些大腕级将领。
　　“刘铁棍”傻眼了，不用说兵多势众的郝永忠了，就是实力最差的张先壁，人马都是自己的好几倍，甭说指挥，就是能让这几位“仁兄”，别来抢自己的生意，就阿弥陀佛了。
　　“此路不通、则走彼路”，头脑简单的“刘铁棍”，想出了一个一了百了的办法。
　　这就是干掉何腾蛟，使他的手下，自然而然地听命于自己。
　　何腾蛟，一个“官场斗争经验何等丰富”的人，对“刘铁棍”不法行径，很快心知肚明。
　　他上疏永历帝后，得到了赵印选、胡一青两营滇军，作为“贴身护军”。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他忽然率这两营军开拔，返回永州。
　　得到“何老首长”午夜狂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的“刘铁棍”，只能落得一声叹息！
　　逃回永州后的何腾蛟，立刻授意张先壁，率几万人开到武冈，去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刘铁棍”。
　　张先壁带领几万人马，没几天就来到武冈城下。
　　此举立刻让“刘铁棍”抓狂，抓狂之后，他仗着手中有永历帝这块牌子，指责张先壁“犯阙”。
　　有备而来的张先壁，则针锋相对地痛骂刘承胤“劫驾”。
　　这场官司的最后裁决者，便只能是南明最高统治——永历皇帝。
　　永历帝终于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
　　他“煞有其事”派出兵部官员龙之沫，前往张先壁的营中宣谕和解。
　　宣谕后，永历帝让张先壁率军，到离武冈不远的沅州驻扎。
　　这样做，等于给“刘铁棍”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也让自己有了一份安全保障。
　　在张先壁驻扎沅州后，“刘铁棍”一下子变成了“刘木棍”，相对老实多了，“废桂立岷”的政变计划也静悄悄地胎死腹中。
　　可这舒坦的日子，永历帝还没还多久，就秋天来了，清军也来了！
　　在长沙、衡州结束了“避暑”的清军，趁着秋风送爽，又开始对湖南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
　　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永历帝所在的武冈。
　　除郝永忠在桂阳、张先壁在沅州进行拆抗外，其它的南明将领，非战即降，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很快到了离武冈不远的斗溪铺。
　　“刘铁棍”派出部将陈友龙等迎战，但战斗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手下的蒋虎、孙华、聂鸣鹤、张承明、张大胜等重要将领，全部战死，清军现距武冈仅有三十里。
　　在这令人垂头丧气的事实面前，没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刘铁棍”的人生抉择，就是————投降。
　　为表示自己投降的热情和诚意，“刘铁棍”同志一边剃头“表决心”，一边派人找到“平南军”的一把手孔有德，表示可以把永历帝，当作“见面礼”，送给清方。
　　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度”，“刘铁棍”的积极主动，不但没有让孔有德心花怒放，反而让他疑心重重。
　　作为投降业中“资深人士”，多次投降又多次反叛的孔有德，最怕的，就是别人和他玩“假投降”。
　　所以，对于“刘铁棍”的投降，他没有一口拒绝，也没有马上接受，而是用“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官场常用语来敷衍。
　　这就给永历帝的再次安全出逃，提供了“一线机会”！
　　永历帝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尤其对潜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见清军步步逼近，而平时大言不惭、趾高气扬的“刘铁棍”，现在却默不吱声、行踪诡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为防万一，他决定移跸靖州，并请出“刘铁棍”的老娘，请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位饱受儒家教育的老娘，倒也深明大义、当仁不让。
　　在“刘铁棍”外出接洽投降，不在武冈的情况下。这位老人家，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威”，强令“刘铁棍”的手下打开城门，送永历君臣出城。
　　往靖州方向走了二十里，永历帝“先知先觉”的脑袋，再一次“灵光大现”。
　　他吩咐手下：“靖州是刘承胤的地盘，不可去，从小路速回广西。”
　　恰在这时，天又降下大雨，饥寒交迫的永历君臣，深一脚、浅一脚，找路直奔广西。
　　走到达广西古泥时，终于碰上了一支“亲人的队伍”————总兵侯性，领兵前往接驾。
　　感动万分的永历帝，就在侯性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柳州，完成了这次凶险而难忘的“逃生之旅”。
　　侯性因为这次特殊的贡献，立即被“火线提拔”，进封为商丘伯。
　　这次逃难时，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永历帝在半途，还特意命首辅吴炳护送皇太子，取道城步县入广西。
　　结果这回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人都没有永历帝那么幸运，途中一起被清军擒获，押往衡州。
　　“刘铁棍”费尽周折，投入孔有德的怀抱后，随即引清兵占领武冈。
　　发现“见面礼”永历帝己经逃走后，大惊失色的“刘铁棍”，赶忙派出护军统领钱国安，带领一千名骑兵追往靖州。
　　这自然是无功而返！
　　在这次清军对湖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除了制抚堵胤埸率马进忠仍据守九溪，曹志建领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占领。
　　何腾蛟见自已在湖南两年多的“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也只得悲戚戚地离开湖南永州，撤到广西兴安。
　　随后，何腾蛟手下军事实力最强的郝永忠部，也随之来到兴安。
　　鉴于兴安太小，无法解决郝部的后勤问题，郝部便向桂林进发，希望能得到瞿巡抚的“关心和帮助”。
　　但瞿巡抚，却带着更高度数的“有色眼镜”，来歧视郝永忠这位曾有过“历史污点”的原大顺军将领。
　　他不但拒绝郝部进驻桂林城，而且连粮草也不给予供应。
　　愤懑不平的郝永忠，便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老传统，成立了“征粮队”，在桂林郊外实行“就地征粮”。
　　“征粮队”不时和当地民团发生流血冲突，搞得军地关系分外紧张！
　　这时侯，已是1647年11月了。
　　在这个黄叶飘零的晚秋，清军耿仲明部越过湖南边境，对广西北大门——全州，发动了新一轮攻势。
　　眼见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何督师、瞿巡抚这次紧密地团结起来，认认真真地组织了一场事关南明生死存亡的“全州会战”。
　　南明这次参战的将领，是五个经过“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将军——郝永忠、焦琏、卢鼎、赵印选、胡一青。
　　南明这次参战的士兵，有原大顺军、湘军、滇军、桂军，倒也个个算得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人数上，南明士兵约有十多万人，诸营并连，首尾亘三百里。
　　更重要的，全军上下此时的确有了一股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悲壮气概。
　　胜利的种子由此播下。
　　南征以来，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耿仲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全州会是自己遭遇的下一个“滑铁卢”。
　　11月13日辰时，全州保卫战正式打响。
　　焦卢赵胡四将，负责对清军耿仲明部发起正面进攻，郝部则负责绕道小路，从背后发动袭击！
　　正午时分，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军的背后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尽民团窝囊气，极想找机会发泄的郝永忠，现在终于有了撒气的对象。
　　他身先士卒，率骑兵卫队，直冲清军的“总指挥部”，一举打瘫了清军的“中枢神经”。
　　失去指挥的清军，乱作一团，奔溃北走。
　　南明军队趁势追击，把清军一举赶出广西境内。
　　据明军战报的不精确统计，此役“杀虏千余级，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
　　历史上把这次大捷，称为“全州大捷”。
　　与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
　　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这比起上次打败的“李氏清军”来，又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
　　闻此大捷的永历帝，龙颜大悦地对这次难得的胜利，及时做出了总结表彰。
　　他专门下诏，赞扬这次大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随后在12月5日，永历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跸桂林。
　　永历君臣还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大捷，引发了清军内部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降清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宣布反正归明。
　　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江西反正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技止此耳罢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证明了这点。
　　二是各地汉人“反清之意未灭，复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风起云动、天下响应！
　　俩人相信，时势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导汉族人民，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江西巡抚、巡按这两个可恶的上司，又很不识相地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金王两位在收取江西时，凭借暴力抢夺，在战争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灰色财富”。
　　“见人发财，分外眼红”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不时胁迫这两位司令向他们“行贿买平安”。
　　在私欲得不到满足时，章董就偷偷整点这两位的黑材料，时不时向多尔衮打份小报告。
　　这回，章董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他们，要求两位出点血——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军费。
　　这不是要他们出一点血，而是要他们流一大摊血。
　　这个无理要求，气得王得仁副司令“声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两位司令先发制人，在南昌宣布江西改旗易帜，反清复明。
　　同时他们使用暴力专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多名高官。
　　对于这些捕获的高官，两位司令是这样处理的。
　　“首恶犯”章于天，有制炮专业特长，免死，升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为新政府制造新式火炮；“协从犯”董学成、迟变龙等，只会当官，无专业、无特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正后，金声桓自封豫国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请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岗”，回老家新建闲住的原大学士姜曰广，让其重新“上岗”，并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职官员，先后参加了这场“反正运动”。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江西的吉安、饶州、袁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黑暗的清政府，回归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盘，一下子只剩下了赣州和广昌两府。
　　金王两人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广西的永历政府。
　　实现成功对接后，江西便奉永历正朔，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向何方进军，打败清军，收复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历帝国了。
　　经过会商，金王制定了“两步走”的进军计划。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东下，直取南京，迎永历帝还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轰动效应，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计划，由于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各地官员的“蜂拥归附”，提前实现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军队已顺利接管九江、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区，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段航道。
　　在这一区域的辐射作用下，邻近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复国”的热情，纷纷扛起了大刀长矛，背起了土枪弓箭，加入到起义队伍的洪流中来。
　　清朝在这两省的统治，顿时冰消雪融，趋于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国告急！
　　面对遍地反抗的烽烟，来不及做过多反思的多尔衮，紧急调兵遣将，于1648年3月25日开始了艰难的“武叛平叛”。
　　他调动的兵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驻京八旗，由征南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