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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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上无父母（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嫡母），下无子女、无牵无挂，这个世上，除了自己，无需负责，身外之事，不必插手！
　　父王大人花天酒地不得善终，堂兄崇祯终年劳碌亦难免一死，生于死世，生命无常，何苦终日愁闷，自苦其身。
　　爱卿们，心意领了，朕不会怪罪你们，世上的路千条万条，不必在意别人的说法，大胆去走自己的路吧！
　　两党对皇帝陛下没辙了，于是将满腔怒火洒向正在南明政坛上“春风得意”的马阮新贵集团。
　　就是这帮十恶不赦的家伙们，赶走了公正的史可法、带坏了皇帝、败坏了朝纲、培养了“黑恶”势力。
　　“擒贼先擒王”大学士姜日广、户部侍郎吕大器、户给给事中罗万象等大臣，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此集团领导马士英，纷纷痛心疾首地上疏弘光帝，斥责老马同志浊乱朝政，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一样的庸君来掌控。
　　不久，东林党中的杰出斗士——在左良玉军中任监军巡按御史的黄澍同志入朝参见，把对老马同志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黄斗士面君完毕，忽然在朝堂高呼：“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老大不明白，左顾右盼，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斗士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有犯罪前科，蒙先帝开恩被擢为凤阳总督，但先帝北京被困，他竟不发一兵一卒救助。此贼既昨天不忠于先帝，又怎能今天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本应与祖陵共存亡，却闻警即逃，使其落于乱贼之手，让皇上担上了不孝子孙的骂名……”
　　黄斗士越说越有理，越说越激动，为增强表演效果，竟开始使用肢体语言，直上前来大煽老马同志的耳光。
　　在场的两党人士见“领导”被打，不仅不去拉架，反而在旁暗暗叫好。
　　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马同志，只善于文斗却不善于武斗，面对黄斗士咄咄逼人的暴力，只能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请弘光帝放自己一条生路，让自己告老还乡。
　　大脑已严重短路的弘光帝当即准奏。
　　两党精英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多日不能解决的问题竟在黄斗士的一顿耳光中了结，终于认识暴力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挨了耳光、丢了官职的老马同志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辛辛苦苦好几年，怎么一下就回到“解放前”了呢？
　　生气窝火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反击方案还是：唬住皇帝，留住官帽。
　　老马同志挑灯夜战、奋笔疾书，给弘光帝上了一道紧急奏折，指出自己一旦离职后政坛将会出现的可怕后果：“臣若离职，东林党将得势，得势后将立即废掉陛下，拥立潞王。”
　　与此同时，得到老马同志重金贿赂的两个长期跟随弘光帝的“贴心老太监”正在宫中对长着一对软耳根的陛下实行“哭谏”。
　　“皇上若无老马，不可能即位，现赶走老马，天下人都会骂皇上忘恩负义。而且，如果没有老马在前面辛辛苦苦的打拼，皇上又岂能在后宫安安稳稳地发展个人业余爱好？”
　　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的弘光帝立即收回成命，很快重新召回老马，继续主持内阁工作。
　　东林党狗咬尿泡，空欢喜了一场。
　　重掌乾坤的老马同志再也没有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毫无悬念地把东林党列为自己的头号敌人。
　　阮大铖同志也跑到老马同志面前，建议要王八乌龟一齐打，把东林与复社一网打尽。
　　因为与老马同志相比，阮大铖同志是不但与东林党有“仇”，而且还和复社有“恨”。
　　“恨”是六年前结下的。
　　那时，阮大铖同志刚刚被清理出“大明公务员”队伍，流落在南京做“寓公”。
　　广有钱财，擅长戏曲创作的他自费养了一个戏班，整日里编演新戏、交朋结友、迎来送往、好不热闹。
　　这种生活方式与复社一贯的倡导“名士”生活方式发生了“撞衫”，严重侵犯了复社的专利所有权。
　　138名复社成员在顾杲（东林党顾宪成之从子）、黄宗羲（东林党黄尊素之长子）、吴应箕、陈贞慧的领导下，开始了痛快淋漓的“维权”活动。
　　他们联名写了我们的一张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并在大字报上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同志进行了“大鸣大放式”的无情攻击。
　　已被列为“三等逆案政治犯”的阮大铖同志有口难辩，一败涂地，只得灰头土脸地跑到南京近郊的牛首山进行“政治避难”。
　　大获全胜的复社精英们在欢呼雀跃之时，却不知“恨”的种子已深深埋藏在阮大铖同志黑暗的心窝里。
　　现在，既然斗争的“号角已吹响、钢刀已擦亮”，那就干脆放马过来，拼个你死我活吧！与人斗，可是其乐无穷呀！
　　与人斗最好先要找出“薄弱环节”击而胜之！
　　“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但善于玩艺术，而且还善于玩政治的阮大铖还真找到了一个斗争的突破点。
　　这就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日子里，大部分在朝为官东林及复社人士曾一度投降“伪朝”——大顺，其中的“无耻之徒”——周钟不但向“伪主李自成”上了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的贺表，还建议其“早定江南，以成大统。”
　　找到突破点的阮大铖同志斗志高昂地对老马说：“彼攻逆案（指东林党以逆案政治犯来反对他当官），我作‘顺案’来针锋相对”。
　　“顺案”就是以专面打击这些曾“投敌叛国”明官的为宗旨的政冶案件，这确是个很好的理由，他成功使已方站在道德制高点，只一脚就可把对方——“失节分子们”们踢到“士林败类”的臭水沟。
　　结果，在“顺案”的打击下，两党曾有过此“失节”行为的党员，坐牢的坐牢，砍头的砍头。
　　一些曾“失节”，正在“南归”途中的前明官员，无论何党何派，闻此噩耗，只得掉转马头，无可奈何地投入大清的怀抱。
　　迫于压力，东林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内阁大学士姜日广、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纷纷引咎辞职。其后，又有更多的两党成员加入了“辞职大军”的行列。
　　由此，两党实力大损，旧日荣光不复存在。
　　“救国梦”的破灭使一部分两党高层人士由“绅士”转眼间变成了“嬉皮士”。
　　“嬉皮士”们常聚在一起搞搞“政治沙龙”，挥发一下心中的憋闷和不满。
　　聚会场上，他们时而伤叹身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时代，时而又自恨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本事，时而还幻想一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成功。千种滋味，万般苦愁，人有病，天知否？
　　一番感慨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太渺小太无助了，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能舍弃，有太多太多的理想不能实现！那就哭吧、哭吧，“无尽哀伤滚滚来，泪飞顿作倾盆雨”。此时此刻，眼泪也许真可以宣泄些心中的苦闷。
　　“书生救国终是空，莫如一醉忘苍生”。叹过了，哭过了，那就开始最后一个项目——对酒且歌吧！
　　于是，哭未毕，曲已闻，伎杂陈，宴游场上欢意生；明天愁，不必问，今霄暂且歌声浓；躲进青楼乐一顿，管他风声和雨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南明立国己百天，东林、复社两党的大部分党员非但没有圆了自己的救国梦，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的“愤青愤中”。
　　愤怒出诗人！这一个个的“愤青愤中”在南明政治腐败、统治松驰、文化审查不严的社会大背景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一篇篇流传百年、脍炙人口的反腐诗词，使“揭腐评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同时也使这些诗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一朵朵瑰丽的“怪葩”。现仅摘录两首如下，以飨读者。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唉，可怜可叹的两党同志们啊，现在只能做一些隔靴搔痒，与世事无“正作用”，“负作用”却不少的“特殊贡献”了，可是，怪谁呢？
　　看来，第二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又泡汤了。
　　不必灰心，振作精神，看第三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吧。
　　他们就是国家的柱石，大明的保障。——“江北五镇”的军人们。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身世乱世，是众多黎民百姓不幸的时代，但却是军人们幸运的时代，多少英雄从他们中间涌现，多少辉煌在他们手中铸就！
　　南朝的刘裕、五代的郭威、北守的赵匡胤、南宋的岳飞，一个个响当当的军人名字，以自已的努力，改写了历史，把安定、和平、秩序这些美好的东西再次撤向人间。
　　南明“五镇”的军人们，时代赋予了你们神圣的使命，你们又将做何表现呢？
　　军人们现在的表现是——最近比较烦！
　　一烦是以弘光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竟然违背公开承诺，克扣起他们的军饷了。总漕都御史田仰受东平伯刘泽清委托打报告要求增加军费，向来“有求必应”的弘光帝竟然发起了脾气，并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数落起自己的四个“恩公”——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来了。
　　弘光帝大声地说：“国家今年收了只能收500万两的税，你们四个一共是全年军费应拔240万两，现在实际己拔了360万两银，一年花了一年半的钱，朕哪里再有钱给你们？”
　　自这以后，弘光帝对他们就冷淡起来，军费下拔小里小气、时断时续。
　　这也罢了，原来承诺的管辖地“免税”政策随着中央特派税务官的到来，也名存实亡了。纷纭乱世，兵无饷则乱，无饷可发却要保持队伍稳定成了这些军队领导干部很头痛的事情。
　　二烦是部分东林党在领袖姜日广、刘宗周的带领下，对他们这些人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先是说他们“无功受爵”，现又说他们“兵浮于饷”、“扫掠民间”、“怯于北进”，一顶又一顶帽子往他们这些人的大脑袋子上扣。
　　军人们毕竟精通兵法，他们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四面开攻、八方出击。知道在受到“两面攻击”时，不能搞“双线作战”，必须稳住一方，再攻其一方。
　　他们把对弘光帝的不满深深埋在心里，蓄势待发。
　　他们在稳住中央政府的同时，对疯狗式的“东林党”进行了赤裸裸的还击。
　　刘泽清直截了当地在朝堂上说：“祖宗天下，都坏于这些看似忠诚老实、实则奸诈无比的白面书生东林党的手里，以后国家录用干部，绝不要从他们这些人中录用。我先去杀敌，待杀敌回来后我亲自主持考试，为国家迭拔出真正又红又专、学以致用的好干部！”
　　靖南候黄得功的作法更绝，朝中的那位两党成员上书攻击他，他既不生气，也不辩解，而是派出军队代表，请弘光帝把上书人押到军中，先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后，然后予以“军前正法”——直接来砍下上书人那颗多嘴多舌的脑袋。（当然，这事在“英明”的弘光帝干涉下，没有办成。）
　　看见了吧，这就是第三个来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不用说，也没戏了！
　　最后的结果是：在明朝的皇权专制制度下，弘光帝虽然是被人推向皇位的，但他却不是汉献帝式的傀儡。他有皇帝的权力与威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帝国的未来，但是，在他一无责任二无能力三贪图个人享受的现实面前，权力和威信正大把大把地被“挥霍一空”。而且，在外界，有影响力的三者出于自身局限性或利益的考虑，非但没有制约和引导住弘光帝，反而被弘光帝“制约和引导”，陷于了“你骂我怨，你争我斗”的乱境中。
　　最后的总结是：一是在明朝，皇帝，已经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间特殊的铁屋子，并且让这个屋子越造越严密，越造越精巧，大臣、军人、人民这些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在这间铁屋子里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即使外面已经有人在砸屋子了，但屋子的主人不挑头抵抗，其它的人，想挑头抵抗一下，也是没有资格的，没有多少号召力的。
　　二是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并不把自己当作这间屋子的主人，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交了租金而暂时入住的房客，屋子的主人既然都不愿保护屋子，爱护屋子，自己作为房客，又何苦呢？道德高尚的，劝劝主人爱护爱护屋子，需要时也帮主人保护保护屋子；道德差的，干脆和主人一起折腾屋子，趁屋子没有倒下去时再偷偷搞点东西！
　　这是“皇权家天下”的悲哀，这也是中国在二千年都走不出来的“怪圈”。
　　只能等到267年的1911年，这个“怪圈”终于被打破了，因为在那年，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辛亥革命。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探讨辛亥革命的深远意义时，是否应该把她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因为，自那一场革命后，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屋子里的人，已由“房客”变成了“主人”。而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在血泊中顽强坚持十四年，而最终获得胜利，是因为那些千千万万誓死抗争的人们，骨子里，已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屋子的主人”！


第九章　北使和谈
　　谈判条件
　　如果我们只看前面的文章，就会发现，作为阁首的老马同志，似乎只在政治、党务、财税、以及贪污这些领域中“游刃有余”，而对其他领域，却好像“不闻不问”。
　　这么说就太冤枉老马了，老马同志在以上领域孜孜不倦工作的同时，也始终在热情关注着另一件领域——外交，期盼在这一新领域也能继往开来、有所作为。
　　早在1644年6月，刚成为“北漂一族”的多尔衮同志鉴于北直隶、山东众多“恐怖组织”活动猖獗，“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且最大的“恐怖头目”李自成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反恐”任务异常艰巨的客观实际，发表了一份“和平声明”。
　　声明中，多尔衮回顾了明清多年来的传统友谊，指出此次清军入关，是一次挽救中国危亡的正义行动，表达了清军“解放”北方地域的信心和决心，希望这些地域各界人士顺应时代形势，积极参加和平建设运动。在声明的最后，还阐述了将大清将尊重南方人民的自由选择，希望南方人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辅立贤藩”，建立一个与大清和平共存、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新国家！
　　由于南北阻隔，这一声明经过一个多月，才跨越千山万水“姗姗”地传到南明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对立国之初就已确立“借虏平寇”国策的当权者来说，无疑是欢欣鼓舞的。
　　无论是在朝的弘光、老马，还是在外督师备战的史可法，都一致认为，应立即着手与清朝进行和谈，如果能与清朝南北和谈成功，那么南明将获得长期“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裁军减饷，缓和内部矛盾，从而象东晋、南宋那样得到长期生存的可能。
　　确定了“和谈”的基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列出和谈条件，然后才能开始南北谈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