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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3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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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太祖晚年弃倍立次子说并没有可信的证据。相反,在《辽史》中有一条证据,可以说明耶律倍确系阿保机指定的继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为阿保机之弟)”条载:“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又曰:“太祖命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这处记载没有明确寅底石是辅耶律倍主东丹,还是辅佐新皇。从情理上说,象阿保机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在弥留之际,最牵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命运,而此时决定这一国家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继承人。很难想象阿保机会弃大契丹国不顾,而留下关于东丹的遗诏。另外,东丹的中枢机构是中台省,长官是左、右、大、次四相,以左大相居首,而遗诏中寅底石的职任是“守太师、政事令”,这也不象是针对东丹作出的安排。因此,无风认为,寅底石系受遗命辅佐太子倍继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是太子倍。那么,耶律倍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义宗倍传》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在上引姚坤与阿保机的会谈中,太子曾引《左传》牵牛蹊田说,这说明他熟读汉籍经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册初年辽廷儒佛之争中,耶律倍力排众议,尊孔子为“大圣”。又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载:“府君考讳谏,南瀛州河间县人也。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北,授士关西。……让国皇帝(耶律倍)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此外,《辽史》中耶律迭里子安抟之传对迭里的被杀有较详细的描述,曰:

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

耶律迭里当系太子心腹,而从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长”来看,他应当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毁过礼”的记载也是佐证。

因此,耶律倍无疑是个汉化极深的人,而且是辽代早期极少见的一个在文化层面高度汉化的人。而他对汉文化的广泛喜好,似乎不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游牧部落中,只在成年后接触汉文化的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无风怀疑,太子倍是一个从小就接受了汉式教育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接受汉式教育呢?显然不会是出于主动选择,虽然耶律倍可能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但教育方式问题,显然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亲,即辽太祖阿保机。也就是说,很可能阿保机亲手为继承人设计了汉式教育。

不仅如此,从史料来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汉文,通晓书法。据《太宗纪上》,天显五年二月,“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十年正月,皇后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见观音画像,“乃自制文题于壁”。另外,德光身边也有汉化颇深之人。上文提到参与创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吕不,其本传曰:

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车驾西征(渤海),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知其当系德光心腹。而契丹大字以汉字为其参照,那么突吕不本人应当通晓汉字。

太祖为其继承人及次子设计的汉式教育,在辽代早期的整体文化氛围中,显得特别富有深意,无疑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个人政治取向。阿保机对儿子的未来的设计,恐怕就是他对大契丹国的未来的期望。一个高度汉化的继承人,其对中原的野心,以及称帝建元、立皇太子、建皇都、尊崇孔圣等汉化措施,这种种迹象之综合,反映出阿保机理想中的大契丹国,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汉化王朝。

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纷乱,而漠北亦无王庭。也就是说,其时阿保机有两个选择,北上占据草原,延续回鹘汗国的传统,或者南下争夺中原。但辽太祖却从未真正考虑过前一个选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对于唐末中原局势,阿保机相当明了。后梁建立之初,他一方面向朱温示好,乞求册封,另一方面亦与沙陀李氏交通。在两虎相争不下的形势明朗后,太祖索性不再朝梁,于916年称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国。

阿保机所建立的这个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汉化色彩。称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证。而他为大契丹国设立的最终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册、天赞两度率大军南下克地未果后,他总结教训,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一代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之表现,但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传统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应当很清楚,其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上文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上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最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诚然,阿保机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

那么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对于中原有相当强烈的“野望”,并且愿意在很多必要的方面进行汉化,这使得契丹迅速强大,并在耶律德光主政之时几乎掌握了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按照本书中李曜对北方游牧政权的看法:“漠北草原之上,若有一族兴盛而无掣肘者,中原必危。”以及“塞北之地,中原未必不可图,所虑者,纵胜而难固也,战而胜之可矣,胜而守之,则实非上策。因势利导,智者之谋,使二强相争,则中原之幸;使三足鼎立,则中原必盛;使群狼竞食,则中原万世不替也。”'无风注:详见卷三“宗室秦王”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八)。'可见,李曜对契丹的迅速强大绝不会坐视不理,作为“一代儒宗”'当然仅指本书剧情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最关键的“治国、平天下”不可能只做一半,因此迅速强大的契丹,是今后他必然要处心积虑设计引导、限制乃至掌控的一个重要方向,着墨于此,绝非离题。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三)

“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李曜笑了一笑,道:“不如何,只请将军随某走上一遭,然后回长安客居一段日子,待将军见过长安官场、民间之变化,便会知晓,某这‘守正’,究竟是何等用意。”

黄崇嘏忽然插嘴道:“右相白龙鱼服,还敢身临敌巢,委实英雄过人,不过说到守正,某此前游学之时,却听到有人对右相的农商并举等措施颇有微词,以为右相出身商贾之家,因此重商轻农,看似公允,实毁我朝基业,不知右相可有道理以教。”

李曜见她风姿卓绝,也自然而然地升起一些好感,不过黄崇嘏扮作男装多年,比当初王笉在语言和动作地细节上更还要高妙,因此李曜也未曾看出她的真身,只是当做某个蜀中游学青年。不过李曜作为现代人穿越客,除处置公务御下严格之外,平时为人一贯随和,因此招呼憨娃儿押着王宗范一同返回剑门关北边唐军范围之后,一边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李曜道:“某以为,对‘抑工商’一事,世人多须再认识一次。”

黄崇嘏微微诧异,心道:“他倒不先撇清自己的嫌疑,难道根本不在意商贾出身?不过,对抑制工商又有何必要再认识一次?”

李曜久居上位,此时只是解释罢了,却也没打算看她的反应,便已经继续道:“重视农业,确确实实是历朝历代先贤的共同特征。这是由我华夏历代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而决定的。在农业决定生存的前提下,广泛地重视农业的思想不但不足为奇,反而显得非常正常,否则的话,倒是不正常了。因此,重农思想一直成为历朝历代的主导思想。”

李曜的话虽然用词有些“怪异”,但黄崇嘏仍然听懂了他的意思,点头道:“诚然,那右相为何独出其外?”

李曜笑着摆手:“莫急,某还未曾说完。”然后又道:“抑工商的思想也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纵观历代经济思想之发展,确实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朝代中,曾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某以为,这种抑工商的观念,更多的则是作为一种治国政策表现出来,并且并不是始终和重农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重农并不一定抑工商,作为一种政策和作为一种代表思想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治国的政策方略,是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维护农耕生产乃至民族生存的方式。因此,抑工商往往在论令官书中反映得多。”

李曜轻轻一叹,摇摇头:“从历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之中可以发现,战国以前没有明显的抑商倾向。以‘农战’为中心思想而被人称为极端的重农主义者商鞅,虽对商业采取不鼓励态度,但主要是在减低商业对农业的压迫上,而不是绝对地抑制或轻视商业。观点鲜明的重农主义者荀卿,虽主张抑工商,却也不根本否定工商的作用。秦汉以后,尽管重农思想仍占绝对优势,轻商言论仍然若断若续地出现在一些儒家言论中,但重视工商业的言论有日益增强的趋势,重视工商业活动的先贤不断出现,在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商业的作用已逐渐引起重视。司马迁将工商业的地位提高到与农虞并重;桑弘羊虽抑私商,但他对官商的发展尤其重视,以致有人称他为‘重商论者’;汉末王符提出农工商皆有本末论;晋初傅玄与稍后的李重主张士农工商各有固定职业,并提出商人可贱而商业决不可废的观点;南北朝时的农学家贾思勰对地主兼营商业的活动也津津乐道。”

黄崇嘏被这番新式言论弄得有些愕然,不过仍大致听懂了他的意思,只是理解上并不透彻,总觉得这话只说了一小半。

李曜仿佛看出她的心思,一边带着憨娃儿与王宗范往北转回,一边继续道:“即使主张‘抑工商’的先贤,他们也不是要废弃工商的社会职能。他们清楚地知道,工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物质财富的生产主要是由农业来承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口集中于农业生产,才能保证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安定。然而,从事农业之人,‘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且法律也尊农夫,但农夫最终却‘贫贱’。相反,由于利益的驱使,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又不如倚市门’,由于商人能‘操其奇嬴’,‘所卖必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弃农经商,朝廷虽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最终还是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的局面,使大量的人口向工商转移,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主张‘抑工商’的先贤认为‘工商众则国贫’,即从事工商的人多了就造成国贫,他们主张‘省商贾之数’,即减少从事工商的人数,来发展农业。他们的‘抑工商’只在于抑制工商人数的过快发展,而并非抑制工商业本身的发展。因此,这种‘抑工商’的思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产物,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只有到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抑工商’才成为一种保守的思想。”

黄崇嘏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开口的机会,问道:“那么,右相之所以选择农商并举,莫不是认为如今,这‘生产力’便已经发展到了必要的程度了?”

李曜哈哈一笑,道:“你这样说,大致上倒也没错,只是细节上还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抑工商’作为一种治国国策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观念’,在我大唐以前的历朝历代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主导政策得到贯彻和执行。秦统一后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汉代则把抑商政策推到极致,朝廷著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魏晋时期,朝廷从政策上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抑末’发展到‘贱末’,甚至朝廷还颁布侮辱性的法令,使工商业者‘一是着白履,一是着黑履’。这种抑工商的政策都是针对私人工商业的,而对国营工商业,历代政府都采取专查、垄断、均输、平准的方式加以调控,使其发展,以利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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