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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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盲目扩展税源，产生诸多弊端，增加了百姓负担，一些官员纷纷上奏批评税务“刻虐日甚”，使得“商旅为之不行”，而朝廷也开始频频下诏欲遏制不良态势：天圣五年（公元1027）五月，因“河北诸州、军酒税务自有监临官，而转运使复差官比校岁课，务以侵民”有诏罢之。天圣七年（公元1029），“诏天下税务毋得渎傒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诏天下商税务今年所增税物名件尽除之”。皇祐三年（1051）“诏绿汴河商税务无得苛留公私舟船”，诸如此类。

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苏轼又言“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自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绿有上件给钱充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显是借关市之法以蓄聚私家囊案”等等。

仁宗以后，地方随意增加税收的情况愈演愈烈，而类似的争议也延续到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1）时，高宗对臣下曰：“比闻州县多创添税务，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货少，为公私之害”，并令相关官员查实，最后“诏所增税务并罢”。

尽管如此，十余年来“商贾不行“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记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尚书省言：“近年所在税务收税太重，虽屡降指挥裁酌减免，而商贾犹不能行，盖绿税场太密，收税处多，欲令户部行下诸路转运司，开具将相去连接之处，裁酌减并以宽商贾。如县道税务不可减，即与免过税。仍许豁除省额，如此则商贾行而货财通矣，从之”。事实是，一面是批评声不断，一面是税务依旧创置不止。

从上述唐代在两京及州县以上地方置“市”，设“市令”“丞”，到宋代在京城及其地方路府州县镇市置“税务”，置“监官”的变化，李曜确实能感受到唐中后期，历五代人宋以来国家市场管理模式的渐变。前者重“管”，后者重“税”；前者显得市场“规范”，犹如谦谦君子，后者显得市场无序、自由，甚至将国家和个人的“贪婪”暴露无遗。

但是，恰恰是这种变化反映出商业的发展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着整个国家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方向已经非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它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个人，除了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变化外，别无他法。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导致国家市场观的转变，从过去那种单纯的、朴素的“互通有无”的市场观，向主观能动地，欲发挥市场功能，利用物货流通，以收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成就了唐代市场管理“直管模式”向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转变。

既然终究是要发展到那般地步的，何不现在就提前发展，使得中央财政开始变得充裕？

财政不充裕，如何一统天下？财政不充裕，天下如何长治久安？

长安，长安。唯有不断发展进步、适合当前的制度，才能让你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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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重感冒中，肺都要咳出来了。按照中医的方法看，我应该是“风热”——风邪入肺。换做西医的说法嘛，大概就是：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又称病毒性感冒。

第212章　秦王变法（八）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

长安的春天始于二月。从朔北吹来的风和黄尘，夹带着春天，降临关中。

二月的长安，风中已经开始混杂着杏花的味道。寒风刺骨的凛冽早已远去，只感觉到春风和煦。

李曜走在带着春天气息的风中，身着深青色书生儒服，腰间却佩着一把鲨皮横刀。

新晋武散官衔为冠军大将军，同时检校兵部侍郎的憨娃儿，同样腰佩横刀，着武弁装，伴随在李曜左右。

里坊中的大街左右两旁并立的榆树、槐树和杨柳，都已冒出嫩芽，抽出淡淡的新绿。路过的马车发出辚辚之声，更添几分热闹。高楼之上的蓝空，也显现出温柔的色彩。

走过大街，一踏进游廓的夹道——狭斜，人们的脚步似乎也都变得轻盈了。

纵然书生佩剑，风姿卓绝如李曜者，走在这称为“狭斜”的妓院、酒肆鳞次的街道，也不会让任何人停下来多看他一眼。

在长安人眼中，自从当今右相、陇西郡王李存曜为官家呈上《新儒论》之后，自认才济天下的文人雅士们就大都重拾了春秋旧风，将佩剑当作一种新的时尚——特别是在右相出现长安各处时均身佩横刀之后。

虽然李曜与憨娃儿的佩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战场杀器，但长安即便在近些年迭遭变乱，真正上得战阵之辈，又合几人？

走过一间酒肆时，憨娃儿忽然吞咽了一下口水。李曜笑道：“渭河新鱼，长安绝脍。怎么样，去试试？”

憨娃儿忙道：“好，好。”然后一怔，迟疑道：“大王……”

见李曜瞪了他一眼，又立即改口：“郎君不是要去盈香妙坊？”

李曜哈哈一笑：“不忙，不忙，昨日官……禁中送来的蓬池鱼脍，乃以‘舞梨花’之法制之，食材虽好，却非我所好。今日既然正巧路过，这周记鱼脍又是长安一绝，不如便在此处来一份用‘对翻蛱蝶’法制之的渭河鲋鱼，一解春馋。”

憨娃儿见他不提正事，倒似真要先吃一顿鱼脍，不禁大喜：“那敢情好！不过俺吃鱼脍没那许多讲究，甭管‘舞梨花’还是‘对翻蛱蝶’，都太雅致了些，俺就喜欢‘大晃白’，简简单单，好吃最实在！”

李曜笑答：“大晃白虽然看着简单，但真要到了手艺高深的庖丁之手，每一片生鱼，可于风中片片纷飞，那才叫绝活。”

憨娃儿大惊：“鱼片能随风飘飞？不能吧？”

“怎么，不信？我朝前人段成式《酋阳杂俎》中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说。”

于是二人信步走入周记鱼脍，要了一间雅阁，在二楼凭窗对坐。

中国古代烹调菜肴的方法极多，炯、煮、烧、烤、烙，烫、炸、蒸、脯、腌，这些方法在秦汉时期已差不多全部出现，而这些烹调方法的技术改进、内在质量提高，则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

大唐最常见、最流行的吃法，是脍。脍就是细切的鱼、肉，《释名》云：“细切肉令散，分其赤白异切之，已乃会合和之也。”就是把肉切开，让肉分散，把瘦肉和肥肉分开，按不同方法加工，然后把切好的肉放在一起。春秋时期，孔子《论语·乡党》已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主张。

到了唐朝，唐人更把脍的技术发展到人工操作的极限。段成式《酋阳杂俎》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把肉切得象丝绸一样薄，象丝线一样细，出一口气，能把肉丝吹起来，即使后世的特一级厨师，恐怕也难有如此之高的技术。

＇无风注：似乎看到不少穿越小说喜欢在中国古代引入烧烤，而且总是特了得，路边摊的水平就能让古人人见人爱，这真是让人震惊。其实烧烤，也就是唐人所谓的炙。要说唐人的炙简单，的确是简单；要说它复杂，有时也确实复杂得令人目眩。唐人炙的方法很多，炙的范围也很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全都能炙。有的是装在竹筒里炙，有的是涂上泥炙，有的则是连烧带炙、连烹带炙。

例如张易之炙鸭鹅，“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热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

又有“唐人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摧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缄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也。复取驴系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炼，外已熟矣”。

还有“唐内待徐可范，性好射猎，杀害甚众，常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糙。又性嗜拢驴，以驴糜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于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撰，前后烹宰不纪其数。”

由以上三个材料可以推论，这种活烤动物法在上流社会已经比较流行，而且味道比死烤法要鲜美。同时也说明唐人在烧烤方式上，更加注重几种烹调方法的多重组合，烧烤的质量和水平显然不是我们路边摊的档次。所以，烧烤即便在古代，也只是一种基本的饮食加工方法，并且唐人已把炙的范围大大扩充。想在古代靠烧烤发家，至少在唐朝，我个人真的是十分不看好。＇

其实这个时代，民间当然有很多各行各业的高手，但如果论总的技术水准，譬如厨师也就是庖丁这个行业，那还是以皇宫、高官之家为甚。李曜如果真是一心只要满足口腹之欲，纵然他这陇西郡王府是个“新班子”，人手配置方面未必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但是皇宫的御膳，难道他李右相还能有什么吃不到的？

就比如金齑玉脍、飞鸾脍、海酰�干脍、缕子脍、咄嗟脍、三珍脍、五珍脍、白刀脍等这些名脍，哪一样不是他动动嘴皮子，人家就得费尽心思、精力为他备好，再恭恭敬敬请他去品尝、指点？

今日来此，自然不是全为吃这一顿鱼脍。

因此李曜与憨娃儿坐下不久，甚至尚未有跑堂的前来问“客官，要点什么？”，便有一名年轻的素衣女子飘然而入。

第212章　秦王变法（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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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儿叛逆陷两京，盐枭生乱菊花吟。神州痛尽生民苦，华夏唯盼圣贤音。蒲帅入关危鼎定，书生佩剑五岳轻。新儒一论天地阔，恩泽黎庶度纬经。”＇本书原创诗词，转载请注明。＇

那女子盈盈入内，口中轻念一诗，而后朝李曜微笑道：“右相，你可知此诗乃是何人所做？”

憨娃儿听这声音熟悉，转头望去，竟是庐阳县主杨潞。他为人憨直，自然不知杨潞怎的出现在此，遂又转头去看李曜，却见李曜面色如常，只是微微一笑，答道：“何人所作，委实不知。为何人作，倒是明了。”

杨潞掩口一笑，竟毫不客气，大大方方在李曜旁边一方坐定，道：“此乃扬州一名巨富闻李右相‘变法’之条目，不胜惊喜，遂延请当地学子为右相献诗赋文、歌功颂德的许多诗文之一。”

李曜依然面色如常，只是不惊不喜地“哦”了一声。

杨潞颇有兴致地看着他，见他如此，不禁失望，问道：“右相文名天下，闻诗怎不品评一二？”

李曜淡淡摇头：“但凡是为人歌功颂德，自古以来，何曾出得什么千古佳作？”

杨潞被他问得一愣，却又不服：“为何就没有？”

李曜仍问：“可有成例？”

杨潞别过头去不看他，赌气道：“我一时想不起来，你乃当世大儒，即便在扬州，也已有了无数拥趸，你怎不来说说？我倒想知道，怎样的诗才是好诗。”

李曜便笑了起来，道：“你要说儒，那便从儒说起。《论语·季氏》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且慢！”杨潞忽然发现破绽，顾不得礼节，打断道：“右相见谅，奴虽读书不及右相远甚，但孔圣人这句话，说得似是诗的作用吧，与如何才是好诗，有何关联？”

李曜哈哈一笑：“县主以为呢？”

“嗯？”杨潞怔了怔。

李曜已然开口道：“孔子既然认为读诗有这些好处，那么反过来说，好诗是不是也该有这些用处？”

杨潞心中懊恼：“他那新儒论出世之后，我从扬州一路来长安，多少人说他是当世圣贤，在这种才冠一时之人面前，我却和他谈什么诗！真是自找难堪。”心中虽挂着“难堪”二字，却偏偏有些欢喜，撅嘴道：“好了好了，你是圣贤大儒，奴家不与你斗嘴了，你就说你觉得怎样才能有好诗。”

李曜笑道：“这个嘛，《刘子·激通》里曾说得明白：‘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某以为诗文之佳作者，莫不在此之列。”

杨潞听了，无奈道：“人家花钱为你歌功颂德，你还不乐意，奴家那耶耶，整日里就琢磨该要如何如何，才能让淮南百姓念他的好……你说这却如何能比？”

李曜微微蹙眉，迟疑道：“县主如此说令尊，似有不妥吧？”

杨潞却无可无不可，甚至面上还闪过一丝不豫：“你要说到这个，奴家还差点忘了一件事。”

“何事？”李曜问道。

杨潞道：“奴家这县主称号，保不保得住还是两说，右相不如早些改了称呼，免得届时口误。”

李曜奇道：“这却为何？朝中并未有对淮南不利之心，县主尊爵，岂容轻易？”

杨潞摇头道：“奴家说的却不是朝廷，而是……说不定奴家那耶耶会自请陛下，为我这不孝女去了爵位。”

纵然李曜这般城府，听了这话也不禁讶然：“这……这又从何说起？”

杨潞皱起眉头，道：“钱鏐不知怎的，忽然派人到扬州，要与我家联姻。耶耶见了那钱家子之后竟而心动，来劝我出嫁越地。”

李曜吃了一惊：“那钱家子可是钱传璙？”

杨潞一怔，继而娇嗔道：“堂堂右相，竟说这种荒唐话！钱传璙乃是钱鏐第六子，年仅十岁，怎能与奴家婚配？”

李曜被说得一愣，想了想，才发觉自己过于紧张，确实弄错了。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五代这段历史，在后世就是冷门，而十国更是冷门中的冷门，杨行密与钱鏐曾经联姻之事，知晓的人本就不多，就算知晓的，也未必记得究竟是钱鏐的第几子娶了吴国公主。李曜倒是记得那位娶了吴国公主的钱元璙，却一时忘了琢磨他的年龄。

钱元璙是大名鼎鼎的吴越王钱鏐的第六子，字德辉，初名传璙，杭州临安人。钱鏐在位时，他做过宣武军（今河南开封）节度判官、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钱鏐第五子钱元瓘继位吴越王后，众兄弟尽改“传”为“元”，钱传璙也就改名为“钱元璙”，升检校太师、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后晋天福七年（942），后晋封钱元璙为广陵郡王，不及受命而病故。

当然这不是李曜记得他的原因，李曜记得他，是因为他长得帅……

史书中有关钱元璙形貌性格的记载其实并不多，《吴越备史》中说他“仪态瑰杰，风神俊迈；性俭约恭靖，便弓马”，相貌堂堂，风度潇洒，谦逊节俭，英勇善战，这钱元璙看来也算是人中之杰了。而且这大概不全是野史的溢美之词，从一则故事中可见一二。

后晋天福二年，徐绾起兵背叛钱鏐，钱鏐派大将顾全武到扬州联络杨行密一起对付徐绾。为了表示诚意，钱鏐让钱元璙一起去。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事，钱元璙当年不过十七岁，却慨然应诺，扮作顾全武的小仆前往。路过润州时，润州团练使安仁义设宴招待，看到顾全武的贴身小仆一表人才、聪明伶俐，大为欢喜，要以十个仆人来换钱元璙。顾全武含糊其辞，不敢多说，半夜里花重金买通守城士兵，连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