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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2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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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李曜还在思索，近来紧靠河中的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便笑着解释道：“我朝建国之初，其制度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议政场所即为门下省的政事堂。故时人一般皆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而真宰相参加政事堂商讨军国大政，乃有当然资格。然国朝宰相，一如隋时，自始就不限于三省长官。”
他举例道：“譬如隋代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事，裴矩、裴蕴以黄门侍郎知政事，已开他官兼任宰相之风。到了我朝，此风更盛，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
博陵崔氏出身的崔远近日见李曜权威日固，越发不肯与清河崔氏出身的崔胤为伍，也接口向李曜献殷勤道：“陆相公说得极是，右相当知，国朝初年之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因此凡曾加有以下职衔者，均为宰相，即‘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议朝政’、‘参预机密’、‘参知机务’、‘知政事’、‘知门下省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
李曜奇道：“某今为中书令，似是正二品，为何宰相之衔，反是同三品？此处却又有何掌故？”
崔远笑道：“右相有所不知，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本来因为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现在欲使秩卑的人参知政事，故立此号，令与中书令、侍中地位相等，沿用既久，因而失去本来意义，纵是二品以上的官，也必须加‘同三品’之号，方为宰相，方可入政事堂议政。所以，即令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这样有权位的大臣，也必须加上‘知门下省事’之职衔，才在制度上取得参加政事堂议政的资格。但大历年间，中书令升格正二品，由是遂有此误。”
李曜这下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说，门下省政事堂议政制度在前，而“知门下省事”之类的名号，甚至中书令本身的品衔提高都在其后。
他点点头：“如此，政事堂宰执天下，可是自来便为国朝中枢，调和九州？”
王抟摇头道：“这个却不尽然，政事堂为宰执天下之所，其实算来，当有三次大变。”
李曜哦了一声，朝王抟拱手道：“看来沿革颇多，某初为朝廷宰执，不解其中变化，还请王相公为某试言之。”
他现在地位是宰相中最高之人，王抟自然立刻拱手回礼道：“此执笔宰相应为之事，岂敢言请。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高宗时＇，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玄宗时＇，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王抟既然是今日执笔宰相，有为李曜解说政事堂掌故之责，便将其所知一一道来，直说了一盏茶的时间，才将这其中来历缘故说清。
李曜听后，联系穿越前在史书、文献中的一些了解，总算搞清了政事堂发展其实分了三个阶段。原来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议政，虽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已成为制度，但由政事堂议政发展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却经过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
第一阶段是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高宗末年，为门下省政事堂议政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虽然政事堂始终设在门下省，但作为一项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武德年间，可以说政事堂纯为宰相议政场所，如同现代的“会议厅”一样，并非理政办公之地。这个时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设在门下省，主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门下省权重势隆之故。
贞观年间，由于中书出令与门下封驳之间发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纠，就是互相责难，影响了政府效能。太宗皇帝看到了这种情况，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于是鉴于隋亡的教训，太宗皇帝整顿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凡“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为了防止政府机构随意扩大和官员冗滥，太宗还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证。同时，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变国家总枢机构中政务活动的某些程序。贞观以前，诏敕虽多由中书出令，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诏敕之下，事先议论少，事后检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设于门下，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贞观以后，中书舍人“五花判事”，中书省权职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讨论。于是政事堂地位日渐提高，遂成为宰相议决政务的最高会议。
关于中书舍人“五花判事”，王抟并未多说，但李曜记得王夫之曾认为这是“会议之始”。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唐制：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审之，此会议之始也。”什么“会议之始”呢？《资治通鉴》说得明白：“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太宗）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王夫之没有注意“上始申明旧制”一句，既是“旧制”，就不会是“会议之始”。“上始申明旧制”，足以说明贞观年间宰相议政，仍在门下省政事堂，而且，虽然中书渐重，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旧制”并未改变。
第二阶段是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十一年，为中书省政事堂时期。这个时期，政事堂始正式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武后光宅元年，裴炎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六日之后，此时高宗已崩，中宗刚即位；至迟不会迟于他同武后合谋废中宗、立睿宗的前后，即中宗嗣圣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二、三月间。
宰相既商讨议决军国重务于政事堂，而草拟诏敕之责在中书。为便于政务推行，于是政事堂遂由门下省迁至中书省。这是贞观中期以来，中书地位日重而门下权势渐削的必然趋势。裴炎自侍中改任中书令，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并非裴炎一己之私意，乃是制度发展所使然。侍中与中书令同为中央决策机构中书、门下省长官，秩皆三品，何以侍中必加“同三品”衔，方为真宰相，得参加政事堂会汉，而独于中书令“则否”？看似十分乖谬，其实乃是制度在渐渐变化矣！所谓“天河暗转，必有其迹”，此之谓也。
政事堂迁至中书省后，在制度上明显的变化，是宰相于政事堂议决政务时，有轮流“秉笔”或“执笔”之制。《新唐书》说：“旧，宰相议事门下省，号政事堂，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又说：“神龙初，（巨源）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要官缺，执政以次用其亲，巨源秉笔，当除十人，杨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这个时期秉笔宰相之常务，乃有三项：一，诸宰相议政时，主持会议；二，会议之后，总其纪录；三，秉笔之日，坐政事堂办公。
其次，武则天时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合政事堂实际已成为一体，成为权力很大的相府了。垂拱三年，有诬告刘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以武则天那样的专横残暴，欲以莫须有罪名惩处刘祎之，而诏敕未经凤阁鸾台政事堂讨论议决，致引起刘祎之的强烈抗议，可见政事堂的权力已经很大，地位已有显著提高。
第三阶段：玄宗开元十一年以后，政事堂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册府元龟·宰辅部》说：“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旧唐书》“政事印”下多一“改”字，说明政事堂原来以议政为主，还未完全成为权力机构，故无专印。开元中“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始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乃置专印。又有《新唐书·百官志》说：“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至此，政事堂制度始备。在开元以前，政事堂内部无任何分司之组织，其地位虽日益重要，井渐由会议厅转变为宰相最高事务会议，然尚难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到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列五房以主政务，于是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中书门下政事堂”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乃备矣；作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乃完全确立。
中国人谈事，喜欢追本溯源，李曜本非官宦家庭出身，此时出任“右相”，王抟等“前辈宰相”当然要将这些来历为他说清，说清了来历，再给他说权职。这时诸相、大臣已入中书省内，各以职务、爵位高低分而落座。李曜贵为郡王，又是中书令，乃中书之首，因此独坐首席。
诸相落座后，王抟作为秉笔宰相下令为其余诸位大臣赐坐，然后便为李曜讲说政事堂的职权。毫无疑问，开元以后，政事堂已经合中书门下两省而为一个权力机构，它的职权无疑拥有中书门下两省之职权。
王抟道：“所谓中书门下，凤台鸾阁，总是中书、凤台在前。而右相如今贵为中书令，某便先说中书令之职权。按照我朝《六典·中书省》云：‘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至于门下，《六典·门下省》又云：‘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可见中书门下职掌乃是‘佐天子而统大政’，是‘统和天人，以和万邦’。当然，这实际上便是宰相之职。如今政事堂‘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职权之重，权势之隆，可以想见。”
李曜轻轻点头，却又笑道：“只是这话，未免说得过于笼统了些。”
诸相皆笑，王抟也笑了笑，才道：“若要细论，也是有的。所谓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与，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事不可以轻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财不可以擅加于赋，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乱不可以启之于萌。法紊不赏，爵紊不封，闻荒不救，见馑不矜，逆谏自贤，违道变古，此堂得以杀之。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李曜虽然听得有些发晕，大体还是听懂了其中意思，点头道：“即是说开元以后之政事堂，赋政四海，允厘六职，统和天人，总齐机衡，已为朝政之本。”
王抟点头肯定，道：“正是如此。右相既然已经明白权责所在，下面某便说说机构。”
李曜虚心请教：“请王相公言之。”
王抟道：“政事堂分正堂与后院两部分：正堂为诸相办公和会议之处；后院为政事堂行文作书之处，分设五房办公，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为诸吏史治事办公之地，入品者可为五房之长。五房僚佐所掌虽属秘书工作，但因其多为国家机密大事，权位很重。”他微微一顿，补充道：“譬如当年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像滑涣这样作势弄杖者，固属不多，但也说明五房僚佐地居权要，即使宰相亦未可小视。”
李曜点头表示理解，这就好比后世的中央办公厅，人家给你说个事，你怎么知道那是人家自己的意思，还是他上峰的大领导们的意思？这种人如果要弄权，当然很简单。
于是又说到参加政事堂会议人员。按照王抟的说法，参加政事堂会议者，唐初为三省长官；高宗以后，为中书门下长官，或带“同三品”、“平章事”、“参知政事”等衔官员。中书舍人和堂后五房长官因工作关系，经执笔宰相同意，亦可参加会议。
政事堂会议与朝议不同。政事堂是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权力机关，必须宰相才能参加。朝议为皇帝临朝时与诸大臣之议论，因此，文武百官品高品低者皆可与议。朝议所议之事，据记载多为军务大事，盖以军务关系国家至大，必须皇帝临朝议决。为此王抟举例说：“元和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寻加淮西招抚使。这便是朝议军务之一例。”
政事堂会议与廷议亦不相同。朝议由天子临朝议决，廷议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书、九卿诸监，下至侍郎、御史等皆可参加廷议。王抟又举例说：“当年刘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这便是说，参加廷议者，历来不仅有宰相，宰相以外的官员亦可参加，这和参加政事堂会议只限于宰相者，全然不同也。不过今日李曜带裴枢等并非宰相，也并非五房之长的大臣前来却未遭诸相公非议，想来他们也是没把今日当作议事。
然后王抟说到了政事堂会议的“执行主席”。通常是中书令取旨后，于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开会时有一执行主席，称“执笔”、“执政事笔”。讨论结束，秘书处协助“执笔”综合整理成诏敕文书，然后奏闻画敕。执行主席轮流担任，有时一人一天，有时一人十天。比如至德二年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执笔。
这意思李曜懂，就是轮流值班嘛。意思是说宰相在政事堂要轮流值班。而“秉笔”、“执笔”、“执政事笔”者，是指有会则为会议执行主席，无会则为值班宰相，负责处理日常公务或“承上旨”。听王抟的说法，在肃宗以后，宰相执政事笔者，或旬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由宰相执政事笔“承旨”之制来看，在唐朝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由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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