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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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鸾蹋�使两教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繁荣景象。

但李曜知道，直到盛唐，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重新调整任务并没有完成。主要问题是儒佛两大文化系统在思想理论上的力量对比，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这一时期宗法社会的国情。

一方面，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出现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甚猛。佛学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和权设方便的普及性说教，对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劳苦大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与佛教相比，儒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儒家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

东晋南北朝时有不少初学儒者，后来倾心佛学，仰慕其高雅深邃，认为佛学的境界高于玄学，更远胜过儒学。东晋佛学大师慧远就说过：“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追述自已进学的三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越来越被吸收到佛学上，在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有所发展。《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注，半是汉代作品，半是魏晋作品，经学只在诠释上达到统一，并未开创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义学，亦未出现儒学的大思想家，因此儒学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儒家在三教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不能牢固，这在正统思想家看来不利于宗法社会的稳定。

然而佛教虽有协助治道劝化民俗的作用，但它是外来文化，若干教义与中土传统礼俗有一定矛盾，况且寺院经济、寺院独立不能不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势必引起儒道两家和朝臣部分人士的反对。从南北朝的夷夏之争，直到唐初，反佛的思潮连绵不断，傅奕指斥沙门“不忠不孝”、“逃课（税）”、“避役”，就是这种反佛思潮的例证。

韩愈，柳宗元所处的时代进入中唐，中央政权很不稳定，藩镇割据此伏彼起；文化上三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而三教之间又存在着争优比胜的斗争。面对着佛教蓬勃发展的势头，许多朝臣和儒家学者，由于长期接受三教的共同薰陶，并无危机感，觉得佛儒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汇合沟通，共同形成社会精神支柱。有些人从肯定佛儒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进而探索佛儒在思想理论上的贯通。怛也有少数人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儒学有被佛学超过和淹没的危险，且将危及纲常人伦，因此力主排佛，但又找不出儒学复兴的有效途径。柳宗元是前一种思潮的代表，韩愈是后一种思潮的代表。

韩愈自幼成人，所学以儒为主，又极重古文。“学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其业则读书着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着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在儒学薰陶下形成的，青年时即崇信六经，服膺孔孟，对于佛、老之学相当生疏隔膜，这是韩愈后来反对佛老的思想基础。

韩愈中年思想成熟，形成独立见解，写下《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篇哲学论文。他有感于中央虚弱，藩镇强大，有感于儒学衰微和佛老兴盛，认为只有大力扶树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抑制佛老，才能使人们关心家国，增强向心力，使宗法等级制得以巩固，于是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开始了他批判佛老的理论活动。

在《原道》中，他首次明确剔除“道德”的道家内涵，把它直接与仁义连为一体，云：“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贬老子为小人之道。他总结历史，认为秦汉以来，儒学真义即被埋没，而异端迭起，混乱了孔孟之道，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结果孔子地位下降，被说成是佛或老子的弟子。韩愈担心如此下去，儒学的真面目将逐渐丧失。

当然，韩愈为了醒世振俗，把问题的严重性加以夸大了。事实上汉代儒家经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处在一家独尊，百家归宗的时期。黄老之学只在汉初略有优势，武帝以后变为支流，信仰者是不多的。魏晋梁隋之间，玄学佛学兴起，儒学不再独尊，但它的正统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朝典礼仪，军国大事，教育民俗，还是儒家思想占优势。

然而，社会生活和思想信仰出现多元并存、纷纭交错的态势，韩愈认为这是非正常状态，他还想恢复儒学的一统天下。他所理解的先王之教就是实行仁义道德，内容是：“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这些就是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社会生活秩序，有很强烈的贵族气息。他复兴儒学的目标，不是回复到汉代，因为他不承认汉代经学的正统地位，他要直接上承三代周孔。

但他所列上述孔孟之道的诸目，已不是先秦儒学，而是包容了法家（刑政）在内的实践化了的儒学，所缺少的恰恰是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仁爱化育的精神，把巩固体法秩序看得高于一切。韩愈有意把名教说得简明实际，目的之一是用这种人伦日用来衬显佛道二教出世说的空疏虚妄，表明它们不合乎人情，无益于治国安民，且有害于社会，只有儒学才是社会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大道。

他说：“今其法曰：必弃尔君臣，去尔父子，禁尔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者，灭其天常，子焉尔不父其父，臣焉尔丕君其君，民焉尔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韩愈心里有个夷夏大防在作怪，处处看不惯佛教，担心它是外来的，会喧宾夺主，也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佛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华化，并不主张离家弃国，灭除伦常，只是要升人们的精神生命，给人们的灵魂以安顿处。

韩愈为了与佛教传法世系相抗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把它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主线。他认为儒家之道，古已有之，“尧以是传舜，舜以是传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以孟子之后的道统继承人自居，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老。韩愈对异端的态度比孟子还要滶烈，不仅是理论上批判，还主张采取行政打击手段，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灭教政策，还想重复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已经失败的毁教行动。这在李曜看来，自然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思想，并不可取。因为李曜理想中的儒学，是一种兼容并蓄，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精髓，不断改造自身，始终处在进步、完善中的新儒学。

回到韩愈，他在任国子博士时，写了《进学解》，再次表示兴亡继绝的决心，立志“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韩愈反佛最激烈的行为是五十岁时上《论佛骨表》。元和十四年，宪宗使人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供养三天，全国都处在佛教的虔诚热烈气氛之中。韩愈上表谏迎佛骨，一谓佛法“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因而不合先王之道；二谓佛法造成“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三谓佛教狂信使百姓不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生业”，“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四谓：“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其“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宜敬奉。韩愈建议“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如此便可“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韩愈此表直忤宪宗心意，且历数前代崇佛之君运祚不长，尤犯宪宗忌讳，故引起宪宗震怒，几陷死罪，赖亲贵说情，被远贬潮州为刺史。韩愈后来在《与孟尚书书》中重申排佛的立场，主要担心佛教之兴，“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以为“释老之害，过于杨墨。”

因此李曜认为，韩愈排佛，其现实的出发点是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害，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是儒家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他对佛教的批判基本上停留在外部的现象上，所说佛教是夷狄之道，背离忠君孝亲、有碍农桑之业等论点，都是南北朝时夷夏论者顾欢、郭祖深、荀济、李�‘、章仇子阤、李公绪等早已提出过的，并没有新鲜深刻的内容，真正的理论性问题几乎没有触及，而其文化上的民族狭隘性倒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佛如有灵，能作祸祟”等语，说明韩愈根本不懂佛法。虽然如此，由于韩愈敏锐觉察到佛强儒弱的危机，提出复兴儒学的历史任务，他的排佛崇儒活动，对于后来宋代理学的兴起，发生了催化作用，造成较大的影响。

韩愈反佛，除了有肤浅性、片面性和妄图用权力解决信仰等消极面以外，也还有色厉而内荏的问题。他被贬潮州以后，身处逆境，心情压抑，郁郁不能自解，便转向佛教寻求精神的慰藉，与大颠和尚来往甚密，在《与大颠师书》中有“久闻道德”、“侧承道高”、“所示广大深回，非造次可喻”、“论甚宏博”等语，足见韩愈对大颠及其学问敬慕良深。信中卑词相请，用“道无疑滞”的佛学义理，劝说大颠入城相会，说明佛学已入其心。

韩愈与大颠三信，苏东坡曾论其假，而朱熹则考之为真。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赞扬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难怪司马光对此评论说：“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

韩愈还写过一首《遣兴》诗，诗中云：“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着人间此梦间。”黄叔灿评云：“禅语后语。乃知公之佛，只是为朝廷大局起见，正本塞流，维持风教，惟恐陷溺者多。其实至道归根，六如一偈，原不争差。”李曜看书时读到这样的评论，也不禁面露微笑，因为他知道，对这种说法，即使韩愈复生也很难反驳。韩愈与佛教人士交往颇多，除大颠外，还有元惠、灵师、文畅、元十八、令纵等僧人，皆有诗相赠，称赞他们有风采，为文清越，其行虽异，其情则同。总之，反佛的韩愈，在精神生活和情趣上也有不反佛和近佛的一面，由此亦可知佛学对学者群的影响达到了多么深广的程度。

而柳宗元本质上也是一位儒家学者，他立身行事的根基在儒学，一生的抱负是成就圣贤理想人格和实行修齐治平。他努力进仕，积极参预永贞革新，并非图一己的富贵，而是要借以行尧舜之道。

他在《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指王叔文等）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谓是“素志”。他在被贬以后，寄情于文，以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基本不出《左传》“三不朽”的价值理想。他着书为文以孔学为根本宗旨，曾说：“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其归在不出孔子”他曾批评青年士子杨诲之“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他反对道教，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长寿而在闻道。《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云，为了“求尧舜孔子之志、行尧舜孔子之道”，而保身长寿是可以的；此志已遂，此道已行，而身夭，则应无所悲哀，否则长寿如“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也毫无意义。说明柳完元的人生哲学基本上属于儒家类型。

但柳宗元不好章句，自谓“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他也不固守儒学一家门户，求学与闻道的领域都很宽博，有大家气度。他在三教（儒、佛、道）、四学（儒、佛、道家、道教）、百家之中，除不信道教外，余皆广为采纳，这是他与韩愈不同的地方。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对佛学有极深功夫，故积累了对佛教的深厚学识与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在中年参预政府要务时曾一度淡薄，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以后，复又浓烈起来。南迁为官，处事仍用儒术，思想情趣则更多转向佛教。

他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于时更喜读佛经，乐与僧人交游，自谓“事佛而佞”，因是而有《曹溪》、《南岳》诸碑之作。他对于老庄百家之学都有好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不赞成将孔老对立，说：“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佐世。”《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学文除读儒经外，“《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天爵论》说：“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则其自然观采自道家，与王充同。他着《种树郭橐驼传》，欣赏“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着《蝜蝂传》，讽刺贪取高位厚禄而又不思危堕之戒者，有如贪积之蝜蝂一样，不免落得可悲下场，这是道家“炎炎者灭，隆隆者绝”的思想。

柳宗元被贬官后，因无烦务而用闲暇大量读书，《与李翱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正是在这样广博知识的基础上，才形成他贯通三教百家的胸襟和才能。由于身处逆境，他更加亲近佛教，不仅用以解脱精神上的苦闷，亦能对佛学本身诸多问题及其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有深度的见解。

柳宗元认为佛教有正宗，有流失，诸派纷陈，而道归于一。《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说，佛教流传中国后，“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云：“佛道逾远，异端竞起，生物流动，趋向混乱。”《龙安海禅师碑》谓佛法东渐，“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嚚昏，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