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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2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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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振在侧，说道：“杨行密乃是劲敌，唯有令葛从周统领四部军救援魏博。”却被全忠否定：“不可，通美大军一旦离境，邢洺必为太原复取。”
李振又说：“那就令葛从周先分一营精兵入魏州，帮助罗绍威固守。待破淮南后，大王亲率大军去救援。”
“此计可行！”朱温遂发贴书驰告邢州。
葛从周接到贴书，召集众将佐问：“谁愿领兵入魏？”闪出精骑营兵马使贺德伦，请命道：“末将愿往！”
这贺德伦祖先是陇右胡人，随父亲隶滑州军籍，得以从事全忠，初为牙校，勇而有谋，乃入大军。葛从周见贺德伦请命，高兴道：“德伦曾是大王牙校，勇而有谋，定能胜任。然而刘仁恭有十万大军，而我却要防河东来袭，不能给你太多兵马！”
“本营五百骑足够了！”
“德伦好大志气！”葛从周大加赞赏，“五百骑未免太少，给你八百骑，魏州有失，唯你是问！”
“德伦若保不得魏州，即赴清水而死，不复回禀！”贺德伦说完领兵而去。
葛从周自贺德伦去后，惟恐刘仁恭势众，而自己又不能抽身，思得一计，移书镇州王镕：
刘仁恭志吞河朔，彼若取魏博，必移师常山。燕贼屠杀贝州万民，残暴不仁，常山若见攻，四州不复烟火。东平王吊民伐罪，以全军来拒，常山王为常山四州万民着想，也当派兵往助，必破燕贼。
王镕接书，与众将佐商议道：“燕、汴两强相争，无论谁胜，必侵常山，我意固守城池，任他二人相争，如何？”
牙将符习道：“不可，刘仁恭，禽兽，残暴不仁。今其势众，若胜，河北生灵涂炭了！唯有与汴梁修好，求他发兵相助，破刘仁恭为先。至于朱温胜后必觊觎常山，则观河东晋王之举动。其晋王肯若发兵相助，则我等力拒，其若不救，我等则改旗附大梁，如此一来，庶几可保常山无忧！”
王镕深感有理，于是回书葛从周，派大军渡过滏水待命。
朱温继续往徐州赶，还没有到达。牛存节与刘知俊、张归厚及时任武宁节度使王敬荛（文官）商议道：“我等奉命来拒淮贼，至今无功。却惊得大王亲自赶来，这是我辈的耻辱！如今刘仁恭又大举侵犯魏博，大梁兵力不够。何不先用疲兵计，可令大王能全力抵御燕贼！”
三人都说：“有理！”当晚三更时分，牛存节先率一部军至淮南军营外，纵火擂鼓，大噪喊杀！
淮南主将台蒙急忙唤醒士卒，披挂上阵，杀出营外。牛存节却已退去。台蒙只好退回，继续睡觉。可是只睡的一个时辰，牛存节又来了，擂鼓大噪。台蒙再次披挂出营，却又已退去。如此一夜四五次，淮南军皆不得休息。
次夜，乃换成张归厚，也是如此，每夜轮换。如此折腾的四五夜，淮南军尽显疲态。又探知朱温援兵已近，台蒙被迫退军。朱温听说淮南台蒙已退，传令刘知俊驻守徐州不动，余部随己回汴。派李思安、张存敬先行救援魏博，自统余部继后，驻扎在滑州，以观静止。
这时刘仁恭已攻魏州数日，赖贺德伦助守，城池难下。惊闻王镕大军渡过滏水，李思安率救兵已至内黄，便对刘守文道：“我儿之勇，十倍于李思安。现在分给你五万军，先破鼠辈，再擒罗雏（指罗绍威）。”
刘守文大惊。他尚不知还有个王彦章，心思李思安久号河南第一勇夫，我怎能擒来？便说道：“若得单姑父相助，更有胜算！”刘仁恭阴沉脸色道：“怎生了你这懦夫，将来必无大用。”不过毕竟是自己儿子开了口，刘仁恭心中虽然不喜，仍令单可及助他同往。
就在这一天，身在蒲州的李曜收到急报，此报乃从华州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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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唐代屯田和营田的相似之处主要有四点，其经营者、设置目的、设置地点和经营方式都很类似。
从经营人员来讲，其经营者都是既有军士，又有百姓。唐代屯田的经营者多为军士，高宗显庆年间，刘仁轨率兵镇守百济城，“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宣宗大中年间，毕诚为河西供军安抚等使，“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
也有百姓屯田的现象。如高祖时，河间王“孝恭治荆，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德宗时，也发布过百姓屯田诏令：“天下应荒闲田，有肥沃堪置屯田处，委当管官审检行情愿者，使之营田，如部署精当，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当然此处诏文中的“营田”是经营田地之意，而非指田制。
唐代营田的经营者最初为军士。如高宗仪凤中，“（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文宗太和七年四月，“以宣武军先置营田，别加田卒，至是敕罢。”讲的都是以军士营田。
同样，唐代营田的经营者也有百姓。如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可见，宪宗末年，曾一度改天下营田为百姓经营。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诏曰：“诸道除边军营田处，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穆宗下诏军粮不应从百姓营田中取得，这说明元和年间依然有百姓经营营田的现象。
而从设置目的来看，军士屯田、营田与百姓营田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供应军需，而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
军士屯田始于汉代，目的是为了解决边疆军粮的供应问题。唐代屯田也一样，军士屯田也是为了供应军需。如武德年间，窦静为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运。”武周时期，娄师德奉令检校丰州都督，“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让和耀之费。”不过军士屯田虽以供应军需为主，但若有余粮则要上交国库。如开元年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人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军士营田也以供应军需为目的。如德宗贞元年间，杜亚“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贞元十年，郑滑营田使李复，“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杨元卿上言，本道“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
百姓营田同样也以供应军需为主要目的。如文宗太和年间，义昌军节度使段侑，在其治州内，“与下共劳苦，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遂为营田，丐耕牛三万，诏度支赐帛四万匹佐其市。初，州兵三万，仰稟度支，侑始至一岁，自以赋赡其半，二岁则周用，乃奏罢度支所赐。”
而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如开元五年，营州“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拨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这里，“营州仓廪”即营州官仓也。唐代宗敕令“天下郡国，散置诸屯，转漕入关，以资均济。”郡国诸屯的粮食漕运人关中，目的也是将其作为国库收入来调剂也。
从设置地点来讲，屯田与营田一般都选择在边地或内地空闲之处。
屯田除大部分设在边地，如前文所言及的东北、北部、西北等地外，内地空闲之处也有小规模的屯田设置。如中宗时，王睃为桂州都督，罢桂州屯兵，“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代宗大历末，李承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在“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靖卤，岁收十倍。”除桂州、楚州外，关中也置有屯田，如《唐大诏令集》载：“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来，皆变良沃。”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屯田，一般都“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
营田的设置也是既有边地，又有内地，而且也都取无主之旷地。如穆宗时，灵武、邠宁多旷土，王起“奏立营田。”灵武、邻宁即西北边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李曜河中节度使府所下辖的屯田和营田，便是这些。
从经营方式看，屯田与营田的经营都是既有雇佣经营，又有地租经营。
军士屯田与营田由于经营者都是军士，且经营目的以供应军需为主，所以军士屯田、营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如唐律军防令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此非正役，不责全功。”军士屯田、营田以充军士之食，不责全功，也就说明军士耕垦主要是自给自足。然而，除供军需外，有时也要将多余部分上交朝廷。百姓屯田、营田无非最终也都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这就使得二者在经营方式上可能产生一致性。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果屯田百姓使用朝廷提供的耕牛耕种，朝廷则给佣金每人每年“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而如果是“私出资费，数又倍之。”这里，屯田百姓与朝廷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屯田者的收入可以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显然有利于百姓的一面；这样，朝廷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后来难免有人感叹，实行民屯以来，资费数倍，人不敷出，“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其实，百姓屯田采用雇佣经营的方式自汉代已经开始，汉代的屯田客其为佣工，月给值1千。所以，唐代屯田采用雇佣方式应是对汉代的继承。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地租经营的方式。如德宗贞元元年十一月诏：天下屯田，“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可见，屯田地不仅可以租佃给百姓，而且收租多的刺史还可得到褒升。至于租额的多少，史载开成年间，“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即租额与土地的肥瘠及收成情况相关，一般分成三等，比照民田的中等收获量纳租。由于屯田土地的肥瘠程度显然不如民田，所以，屯田地租额参照民田，租额相对是高了点；不过这是与屯田属于朝廷所有，朝廷要负责屯田地的水利建设、提供屯田者耕牛、耕具、种子等劳动资料有关。
唐代的营田经营也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百姓营田，“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这是自有唐以来朝廷雇佣百姓营田的情况。
这两组文书，从其内容看，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性别、年龄给予营田户分发各种谷物。这说明营田者与朝廷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唐代后期朝廷经常募兵营田，所募食粮健儿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营田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复河湟德音》诏文载：
奏凤翔、邡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
给予官健每人衣粮两份，说明官健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由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到了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
唐代的营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唐后期经营营田的高赀户直属户部，向户部纳租，说明营田也采用了地租经营的方式。
屯田与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如前所述，屯田、营田的经营者、经营方式都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其土地性质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唐代，随着土地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屯田、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
玄宗年间，即有赐屯田予百姓的现象。如开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挂籍之地，在百姓还回后，割还其土地；并令将屯田地中的熟田，给予“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营种者”耕种。开元二十五年，又令陈、许、豫、寿等四州的屯田，“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开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内，应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代宗大历年间，又令华州地区的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唐代中后期，将部分屯田还授给百姓，主要是因为在雇佣经营下朝廷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朝廷的收益。
唐代后期，营田也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如宣宗年间，西北三州七关附近的营田户可以耕垦五年不加赋，五年以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
唐代后期屯田、营田向民田转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后期土地兼并、私有化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
至于屯田与营田虽属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但历来易被人们所混淆，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文献中记载屯田、营田的用语有时比较模糊。
屯田与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样都需要经营，所以文献中常常会有“营屯田”之语出现。如《北史》载：李贤在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隋书》载：北齐河清年间，令“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新唐书》载：贞观年间，刘仁轨“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此外，在记述屯田、营田两种事物时，文献中常常运用“屯营田”之简语来表达。如《续通典》载：北宋“景德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宋史》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营屯田”与“屯营田”之语多次在史籍中出现，很容易让人认为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为单位组织生产，屯是屯田的最小单位；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营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邓艾屯田，自钟离以南置营”。营田的组织单位为营。如德宗时，“（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屯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992”。这样，非常规地营田以屯、屯田以营计算，也很容易造成二者概念上的模糊。
二是营田使职责的双面性。前文已言，营田使是组织管理营田的官员。但是，在唐代，营田使不独掌管营田，有时还兼管屯田。如唐前期，“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又代宗大历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于欣）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敬宗宝历元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可见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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